哈罗德·德姆塞茨 （1930-2019），经济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
文/肖耿
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是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他继承并发展了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发起的一场有关交易成本、企业理论、法与经济学、产权理论及制度经济学的革命性创新传统，大大加强了经济学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有资格获诺贝尔奖。
德姆塞茨是德国及俄罗斯后裔，在芝加哥一个普通家庭出生成长，当过兵、打过杂、开过出租车，在大学期间，他学过工程、林业、及哲学。在获得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前，他读过MBA，与青梅竹马、美丽贤惠、陪伴他白头到老的夫人莉塔（Rita）结婚生子，同时还在两个经济学顶尖杂志《Econometrica》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了论文。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塑造了德姆塞茨观察、理解、分析真实世界的犀利洞察力。
他曾在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及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执教，但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系度过。我1985被UCLA经济系录取，攻读博士，成为该系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博士生，并很幸运地成为德姆塞茨的学生。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所有制对中国企业行为与效率的影响。遵循UCLA研究真实世界的传统，1989年春，我专程回国做实地调研。经周其仁老师的介绍及安排，我在北京给当时的农村发展研究所、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青年经济学家介绍德姆塞茨的产权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特别是分析产权残缺的问题。张维迎老师当时也参加了讨论，而他之后在牛津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德姆塞茨企业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在公司契约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后来德姆塞茨多次访问中国，参与产权制度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及反垄断法的讨论。德姆塞茨告诉我，在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访问中国厦门时，曾经与当时邀请他访华的田源先生（国企改革与期货市场发展实践者）打赌，10年后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会成为民营企业。历史证明，德姆塞茨当时的判断是对的。
在德姆塞茨的企业理论中，企业并不是教科书中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是一个有关所有权及控制权的制度安排。企业所有者拥有对剩余利润的索取权，并因此具有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控制权，包括监督与制约企业管理层的权力。这个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企业制度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激励机制问题：如何解决团队工作中的偷懒及免费搭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谁来监管监管者？
这个理论是德姆塞茨与艾智仁（Armen A. Alchian）在《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一文中提出的。这篇文章197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并被选为其创刊百年来最重要的20篇论文之一。它被广泛引用，为之后的企业激励机制、合约关系、及代理人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为止还是最有解释力的企业理论，特别是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重大的微观激励机制变革。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就是将交完固定公粮之后的土地剩余产出归农户所有，因而解决了监督农户生产及偷懒的问题；华为实行的核心技术人员大量持股也有效解决了监督及激励技术创新的难题，有力提升了其技术创新的力度与速度。
在德姆塞茨的竞争理论中，市场集中度的统计数据并不一定代表企业的垄断能力及对消费者的伤害，市场准入的门槛才是衡量竞争压力的关键。在数字经济新时代，一些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互联网企业，如腾讯与阿里，为什么可以带给消费者物美价廉甚至是免费的服务，而不是价高物劣的垄断性服务？关键在于市场准入门槛是否可以鼓励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试图解释：历史上私有产权如何出现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么晚才出现？他的答案是私有产权体系带来的财富积累与收益必须超过界定产权、保护产权、以及解决产权纠纷所需付出的资源与成本。这一开创性的理论为解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如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完善有关产权的公共基础设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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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新网
作者：肖耿 丨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