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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精神的楷模

王建勋|文

  当知识界普遍认为只有国有化或者私有化才可避免“公地悲剧”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告诉我们,人们具有自组织和自治的能力,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能够联合起来集体行动,自主治理共有资源。

  至少自霍布斯肇始,不少人都怀疑人们的自治潜能,怀疑人们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怀疑人们能够自由而和平地共处。尽管一些人开出的药方是把一切交给市场,但更多人主张,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或者说,让国家或政府伸出“有形之手”,掌控各种公私事务,甚至替民做主。

  受托克维尔、麦迪逊以及她丈夫文森特(Vincent Ostrom)的影响,埃莉诺笃信,人们具有自治的潜力,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通过对灌溉、森林、渔场、地下水等共有资源的大量经验研究,她证实了自己的看法,为此于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成为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女性。

  埃莉诺持有一种复杂的人性观,既不认为人是完全自利的,也不认为人是完全利他的。在她看来,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用她和丈夫常用的话说,“人是会犯错但又能从错误中学习的动物。”这意味着,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规则和制度,甚至需要一个政府,但同时,人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不需要一个全能的政府,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利维坦”,相反,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严格限制,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给人们留下充分的自治空间。只有这样,自由与秩序才能并存。

  也因此,埃莉诺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都呈现出复杂性。她反对非黑即白的论断,反对简单僵化的“二元论”,反对“万灵药”式的解决方案。她相信人们自治的潜力,但决不认为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克服搭便车难题,都能成功地自治。相反,她给自己的结论附加了若干条件,不认为自己找到了最终的答案。

  认识到合作是自治的基础,埃莉诺不厌其烦地强调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重要性,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处理其他各种公私事务。她甚至在2010年与两位年轻同仁合写了一本名为《共同合作》的专著,运用个案研究、模拟实验、博弈论等多种方法,探讨人们合作的潜力和可能性。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盛赞此书是“一本跨越社会科学边界的里程碑式著作”。

  埃莉诺1933年出生于洛杉矶,大萧条的经历对她的成长影响深远。由于家境并不宽裕,家人并不支持她读大学。但她坚持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课余时间靠教人游泳赚取生活费,只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工作几年后她决定读研,仍然遇到冷嘲热讽,但她坚持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她追随丈夫文森特到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先获得一份临时教职,而后获得了正式职位。在这里,她与丈夫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

  为了在学术研究领域更好地践行合作,她与丈夫一起在40年前设立了一个名叫“工作坊”(Workshop)的研究所。合作不仅造就了两个学术大家,而且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学生和学者,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已经成了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埃莉诺一个人就参与指导了130多位博士生,受她熏陶过的访问学者更是不计其数。

  在工作坊中,奥斯特罗姆夫妇是实践合作精神的楷模。他们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和智慧,几乎每天都要和学生们会面,讨论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给年轻人出主意,甚至帮他们联系调研、寻找工作等。记得我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他们不仅看了一稿又一稿,并仔细批阅,连文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工作坊的现任负责人麦金尼斯教授常说,他们夫妇为我们这些追随者设定了最高的为人为学标准,我们必须竭尽全力。

  奥斯特罗姆夫妇不仅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中也是如此,甚至有些严苛。虽然两人的收入在那座小城不算低,但他们决不轻易浪费一分钱。譬如,他们平时一般不买衣服,专门等到“黑色星期五”(感恩节的第二天)去挑选便宜的打折物品。他们用节约下来的钱设立了“托克维尔基金”,资助年轻学子们求学和钻研。

  我在那里求学就得益于这个基金。有一次,我注册课程时阴差阳错少注册了一个学分,等于浪费了几百美元的奖学金,埃莉诺得知后大发雷霆,郑重地告诫道:决不能浪费一分钱,想想还有多少贫困的孩子无法来这里念书。我当时觉得委屈极了,但后来领会了她的良苦用心和严苛坚守,终生受益。

  今年6月12日,埃莉诺离我们而去。但她的学说、她的精神,将是一盏不灭的指路明灯。■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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