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哀痛地悼念马洪同志！他离开了我们，他离开了他曾经呕心沥血所创建的部分发展研究中心。
我认识马洪同志，始于1980年。他所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了首创的全国公开招考。我考入了当时的社会科学院。以后又转入了他所创建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来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我与马洪同志相接触的20余年当中，他的许多方面，都使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特别是早期我在原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时期，我与他的接触较多。我的回忆也较多地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原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时期。
我怀念他，因为他是一位具有丰富学术造诣，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经济理论家与革命家。有鉴于时代的发展，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技术经济政策咨询机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在人类经济的生产与消费日益发展时，经济与技术两者，需要进行跨学科的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正确作用。他为原技术经济中心的研究与发展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他强调：中心的任务是研究国家长远性、战略性与综合性的问题。由于当时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人力、物力的限制，他还为中心制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工作路线。他指出：“中心不仅靠自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组织研究”。在他的努力与影响下，原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广泛地联系了各部委、各研究机构，组成了农业、能源、交通、机械、消费品、化工、冶金、建材，可行性研究等9个专题组及若干参加单位与联系单位。在他制定的组织路线与工作路线的引导下，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仅有不到20名的工作人员，1983的研究课题达到了90项。并且在1985年，完成了由各部委参加而有巨大国内外影响的重大课题——《2000年的中国》。这些研究工作既为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的政策咨询培养了人才。
限于当时中心的人力，中心只成立了综合组与技术经济组。他明确提出：“技术经济组本身不做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而是研究可行性的可行性。”因为每项工程的研究，各部委或国外的专业公司都需要投入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机构，无论是国家计委还是各部委，都设有庞大的机构从事工程项目的研究与设计。但可行性研究，是我们吸取了国外经验，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向国家计委提出，才为计委所采纳的。当时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人力只可能选择若干国家重大项目，针对有争议的项目，我们去从事工程可行性的可行性研究，为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例如，在原技术经济中心成立的过程中，马洪同志就曾组织了对宝钢工程项目可行性的可行性的论证，向国务院提出了正确的建议。他曾在原中心9个专题组中专设了“可行性研究”专题组。可惜后来由于种种情况的变化，他所设想的政策咨询机构的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未能得以继续。
我怀念马洪同志，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能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能鉴别支持正确的意见。
政策咨询研究机构需要有一个宽松的能发表不同意见的环境，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宽松的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风气。1980年代初在国务院进行输煤管道论证时，几乎绝大部分部委都持赞同意见，仅有少数专家持不同意见。而我们组织研究单位之一铁道部的一位同志，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马洪同志找他作了详细了解后，鼓励他下午在国务院及各部委领导都在的会议场合，作时间充分的发言。此举扭转了当时可能出现的错误决策。铁道部的那位同志至今还念念不忘马洪同志的为人及他当时所作的决定。
我怀念马洪同志，怀念他谦虚忠厚，具有高尚的学术品质，不计个人得失。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由于党的领导明确了目标并领导着全党全国人民向这一目标推进，才使中国的改革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与行动，加速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江泽民同志在作十四大报告前，在党校所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报告中，就曾经提到：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上，他研究归纳了三种提法，“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三种提法之一。江泽民同志经反复深思熟虑后，采用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改革模式。任何学术理论研究，如果没有决策者深思熟虑的认同与行动，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是产生不了较大影响的。某次我去探望在病中的马洪同志时，我们在闲聊中，马洪同志还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神情说：“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最早提出的。”我后来回家在他的选集中查了一下，确实，他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就有了这一提法。他在学术上的高风亮节，他当时略带羞涩面容的谈话，使我至今还铭记在心。
我怀念马洪同志，怀念他思想开放，勇于改革。
在技术经济中心成立伊始，马洪同志对一些行政职务名称，提出了总干事、副总干事、常务干事等名词。听起来有些别扭，但他不愿意采用局长、部长等官称，力图破除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所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的思想。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社会历史的国家，对行政称谓有着不成文的崇拜。技术经济中心初成立，我们外出参加一些会议时，对“中心”还不太熟悉的会议主办单位及人员，往往把我们的座位安排在远远的次要地位，而把各部委的司局长都安排在主要位置，我们的发言也往往受到忽视。后来，中心定职位时，也只能都加上一个“长”字。
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也是对外开放最早的单位。早在1980年代初期，马洪同志就同意我们与联合国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中心”所进行的《2000年中国》的研究，与当时世界银行所进行的《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与选择》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并且经常互相交流经验。这使“中心”成员能在吸收国外的研究经验、组织方式及市场经济与国外计划的方方面面，都有较早较全面的了解，也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多作出一些贡献。
我怀念马洪同志！怀念他学风的严谨。
我1980年代初刚开始参与“中心”工作时，起草的任何向中央上报的文件，马洪同志都是逐字逐句地认真审阅修改，因为我从技术领域转向社会、经济、技术等政策研究时，对于中央上层领导的需求缺少了解。我在原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承担的第一件大的组织研究工作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当时我与程秀生、李善同等同志在山西省先后蹲了一年半时间，完成研究的原始材料及各项报告数量极为庞大。马洪同志也很满意，并告诉东北办、上海办的负责同志说我们在山西的研究资料有1公尺高。但后来马洪同志要我们报告给中央领导的文字不能超过2000字，因为领导同志没有时间看。编写《2000年的中国》，历时近3年，后来上报中央的25条政策建议他都反复思考、逐句斟酌，并召集李泊溪、吴敬琏同志(那时他隶属经济中心)和我作讨论。
马洪同志在病中，我曾有机会去探望过他。他都要挣扎着起来，摇摇晃晃地把我们送到电梯口。
我深切地悼念马洪同志！深切地怀念马洪同志！他离开我们安详地走了。但我们将继续弘扬他的精神，以他为典范，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把政策研究工作中做得更好，使其成果能惠及全民。以此来表达我们对马洪同志的怀念。安息吧，马洪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