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尊敬的老领导马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0月28日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使我感到无比悲痛。马洪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决策咨询研究等方面有卓越贡献，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发扬。现仅从多年来在他领导下所进行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的体会，来寄托对他的哀思于万一。
确立决策咨询研究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为适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需要，国务院批准并指定马洪同志组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在马洪同志构筑和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的工作中，首先确立的是决策咨询工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以邓小平提出的主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并根据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主题和指导思想的发展提升而不断完善。马洪同志在领导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中，始终把党中央提出的旗帜、路线、基本政策作为指导思想，以此为保证决策咨询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
对决策工作中会涉及到向中央提出的政策建议，他坚持要从指导思想角度进行严格的评定。
提倡从国情出发
马洪同志从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就提倡在研究中要了解国情，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1981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时马洪同志立即召开研究中心核心组会议，讨论如何在决策咨询研究中贯彻。
在决策咨询研究中，马洪同志提出要把握国情必须了解国情，在工作中，确定合适的调查对象。举例说，在“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中，选择调研方案时，马洪同志提出要调查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特别是要多去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并指示主要研究人员要去这些地区调研。他亲自带队到西南边远地区调研。当时，交通不便，在山路上需要行走两天以上才能到达要去的村寨。另一个组赴贫困的“三西”(即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经过这样的调查，对研究人员震动很大，加深了对我国国情的认识，看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对确定总体研究方案和对策思路有重要作用。
建立坚固的研究基础
马洪同志要求研究中心在做好自身研究的同时，要做好组织研究工作，而且重要课题都要有组织研究基础，发挥各部委及其研究机构的作用，使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扎实、可靠。为此，研究中心组织涉及各部门各研究机构20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业组，这些专业组与研究中心保持经常的联系，参与相关性的研究，壮大了决策咨询研究的力量，对提升决策咨询研究质量很有作用。通过这个渠道，促进了国务院的决策和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情况的反馈。特别是有助于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重大课题的完成。
对我国发展有重大影响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是研究中心负责的特大课题。马洪同志主持领导并与一些综合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日常的研究工作由研究工作组负责推动，我是工作组的负责人，工作组的成员有16名研究中心的年青研究生。他们都担当各主要分报告的研究工作，又分工担当有关方面的组织研究工作，工作紧张有序、高效。当时参加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研究的各个不同层次共约180个单位和500余名研究人员，提出了“2000年的中国”系统研究报告。此外，还有专题研究报告和更详细的分行业报告。国务院以参阅文件的形式将“2000年的中国”系统研究报告转发给各省市和各部委。该报告在公开媒体上概要报导后，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2000年的中国”研究获得我国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软科学研究的最高奖项。
重视定量分析工作
在研究中心创建初期，马洪同志就重视研究方法中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特别提出要加强定量分析工作。他要求我组织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要克服诸多艰难的。因为在文革期间，不允许搞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还对它进行批评，长时间不搞已有些“荒废”。马洪同志要求定量研究要多方法、多角度。为此，在“2000年的中国”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一个模型体系，有递推规划、控制论、投入产出、计量经济、综合要素分析、系统动力学、两个部类等模型。由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南开大学机构等参与研究，对各模型进行了精心设计，既有专门目标又有一定的交叉。将各模型的结果，集中统一分析之后提出结论，对“2000年的中国”报告，起到了系统支持作用，增加了研究的科学性。在1985年举行的全国计算机应用展和竞赛中，这个模型体系得到赞扬，并以“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利用计算机的成功尝试”为评语，获得“全国计算机应用一等奖”。这项工作对我国宏观模型工作有推进意义。
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
马洪同志要求在研究中心有良好的氛围和宽松的环境，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尊重少数人的看法，无论在研究中心的自身研究，还是组织研究中，都能有热烈的讨论，做到集思广益。同时，有严格的纪律、内外有别。决策咨询研究的许多工作涉及国家机密，不得外传，这也是办好决策咨询机构的应有做法。
记得马洪同志说过，决策咨询研究要对一个问题提出多个解决方案，要为领导提供决策选择空间。基于此，在一些战略研究和预测研究中，一般提出三个方案，逐渐形成一些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的风格。
推进决策科学化
在论证国务院交办的国家特大项目的过程中，马洪同志意识到对建设项目应当有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做法，为此，马洪同志关注建设项目的决策科学化。他曾讲过，中国的投资规模很大，如果每个建设项目都能做到科学决策，那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有了好的基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投资项目不做可行性研究，这对建设项目决策提出了挑战。马洪同志提出把国外的可行性研究引入中国，并结合国情进行改进，形成中国的方法。为此，研究中心组织全国有关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与建设项目参数的研究工作，并坚持不懈、继续发展，后转成为有关部门的经常性工作，对国家发展起了应有作用。在这过程中，马洪同志要求我们起草“可行性研究案例”，供有关部门执行此类工作参考，自此，此项工作就进入我国投资决策体系，实现了马洪同志推行此项工作的初衷。
以上几点是对马洪同志领导决策咨询工作20多年的一些回忆，这仅是片断、是局部，但足以证明马洪同志开创了我国决策咨询研究之先河。
马洪同志对决策咨询研究的贡献永远发光
马洪同志开创并出色领导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与他长期亲自从事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密切相关。他是在我党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当代经济学家，是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开拓者、带头人和卓越的领导者之一，是享誉中外的经济学大师，当之无愧地被评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学者。马洪同志留给我们丰富的学术著作，对各个时期改革开放和经济理论的重大问题，都有相关的著述。他为我国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做出了开创性的经济理论基础研究工作。
马洪同志在领导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多次强调社会科学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要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好决策咨询工作，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献计献策，真正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出一些好主意。他指出，搞科研最重要的是选好题，既要完成国务院交办的研究工作，又要选择好一些的课题，做些综合性、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的研究课题，关注前瞻性研究。他强调发挥每个研究人员的专长和积极性、创造性，要集中大家的智慧，提升研究成果的水平。他领导研究中心决策咨询工作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马洪同志怀着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我们，他对决策咨询工作的贡献，永远发光，他在研究中心留下不灭的足迹，他高大而慈祥的身影，似乎仍停留在我们的视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