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北京，1972年，从三里河至和平里的13路公共汽车上，一位著中山装的52岁男子心无旁骛地默默背诵着“元素周期表”。与他经历过的最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相比，默记元素周期表和更复杂的化工知识这样的功课，显得很轻松。这位中年人是中国第一套30万吨乙烯工程的副总指挥马洪，在李富春安排下，两年前悄悄地由山西娘子关调回北京。
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历史必须借助一连串偶然才可呈现出它的必然性。……镜头切换到二十年前，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担任主席，邓子恢、李富春、贾拓夫任副主席。该委员会的委员包括：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安志文、马洪、薛暮桥。16个月之后，1954年3月，毛泽东在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委婉道出：“……我总觉得党内外有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好像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我强烈地感到党内存在两个中心，一个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另一个却隐而不现”（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尤金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这次谈话不久，那个隐而不现的中心被摧毁了。也是那一年，马洪行政级别被贬7级，调任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副经理。
那场地震之后七年，逆境中的马洪，以不懈的调查研究和真知灼见，成为邓小平主持的“工业70条”的主要执笔人之一。此后，他被任命为化工部第一设计院的副院长。次年，“文革”爆发，马洪陷入更深的逆境。
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并多次经历逆境与顺境的大起大落的老党员当中，马洪表现出下列两方面素质罕见的恰到好处的结合：（1）兼有“克己忍耐”和“顽强斗争”这两种品格，（2）兼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经济管理才能。
镜头切换到七十二年前，山西定襄一所宗族学堂，先生发现学生们答卷雷同，似乎有人在替他们做功课，追问之下，他发现了那位扫地孩子的天赋，允其入室，随后更保荐他去读大同铁路新学。正是在那里，不过两年，这位穷孩子成长为同蒲铁路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年，他17岁。这位年轻的总工会负责人与阎锡山谈判时初露锋芒。阎锡山既感慨又恐惧，遂通令缉拿这位姓牛的小伙子。
姓牛的马洪由山西一位军官护送，去了延安，改名“马洪”（根据中组部长陈云的建议），以期再返敌后。三年勤奋学习，21岁，马洪成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1942年，他随社会调查高手张闻天赴陕甘宁边区，为期一年半，耳濡目染，知微见著，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记住：没有调查与真知灼见，马洪绝不发言。
远比“不发言”和“随意发言”更难的，是基于调查与真知灼见的恰到好处的发言。后者不仅需要对中国社会的深切了解，而且需要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所谓“恰到好处”，但求成重要之事，不求留名于青史。例如，1984年，马洪被一连串偶然事件带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那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十年浩劫”结束不久，人们还普遍缺乏以恰到好处的语言表达政治诉求的智慧。马洪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以比共和国年龄更久的经济管理资历，更以在漫长逆境里从未嫁祸于人而享有的广泛信任，不畏风险，不怕得罪老领导，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终于使他能够有把握地向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他那最具稳健派风格的微妙且意义深远的政治表达。二十年后，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的评委会为马洪撰写的“获奖理由”曾特别提及马洪及他的这封信在当时形势下的重大贡献：“他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文字表述写入全会决议，并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马洪的风格是抓住历史机遇，顽强地推动中国社会演化，求成事不求成名，更不发空泛议论或以新说相尚。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政治表达获得合法性之后，1988年，马洪又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并受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委托组织学者撰写了普及性读物《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表达。
局外人看中国改革，称赞它是渐近的并且远比苏联的激进改革成果卓著。局内人看中国改革，知道“渐近”的改革，其实每一步都必须有人敢于承担风险。否则，渐近改革就将面临最大的风险，即无限推迟不应推迟的改革措施，终至积重难返，走向彻底的失败。这就是渐近改革的内在逻辑，它要求稳健的表达、敏锐的头脑、顽强的斗志。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逐渐地产生和确立了这样的政治文化，逐渐地弱化了以往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文化。
2007年11月7日晨9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广场上，聚集着数百位前来向马洪遗体告别的亲友、学生、领导和同事。马洪像海水里的盐，默默地融化着自己，潜移默化，影响了一代接一代的中国改革者。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更加怀念马洪，怀念他身上难得地融为一体的三种品质——稳健、敏锐、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