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疏的鬓发间飘落着沧桑的霜雪，或深或浅的皱纹里打上了岁月的印痕，迟缓而低沉的声调中透露出一个个人生传奇、一个个经济学之谜。步入耄耋之年后，尽管身患帕金森病，行动有些不便，需要有人搀扶，但马洪的思维依然敏捷。
一、陈云给“不吱声的小调皮”“赐名”，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开国之时的《共同纲领》采用了他曾提出的经济成份划分
2005年3月，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该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是中国目前规格最高的经济学奖项。21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参照“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程序，经过对候选人资料的认真审核与反复磋商，最终投票产生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4位获奖人——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每位获奖者获得30万元奖金。
中国经济学奖是目前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授予个人、对个人长期成就进行奖励的经济学奖项。其宗旨在于通过奖励在经济理论、政策及研究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学者，促进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繁荣和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马洪受之无愧！
马洪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横跨经济学和管理学。他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也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之一。让人惊诧的是，马洪当年并不是学经济学的，他说“我是先从事经济工作的，是没有办法才乘上这条船的”。
马洪，原名牛仁权，曾用名牛黄、牛中黄。很小的时候，牛黄总是沉默寡言，村里人常常看到他一个人玩泥巴、爬草堆或沿着一条蜿蜒的渠沟慢慢前行，后来人们才渐渐地发现这是一个不爱讲话只爱动脑的孩子。
尽管小时候牛黄不动声色，却机灵得很，用大人的话说是“不吱声的小调皮”。谁要是欺负了他,他准会不声不响地采用巧妙的手法进行报复。有一次，一个比他高一头的男孩欺负了他，他当时没说什么。等到傍晚的时候，他爬上路边的一棵大树,等到那个男孩放学经过时,他用一颗带刺的果实向他砸去，那男孩被突如其来的果实刺得直叫，却不知“暗箭”来自何方，急得哭了起来。过后牛黄却悄悄从树上下来，大模大样地走了。
小牛黄常常默不作声地扎到成人堆里听大人们聊天，尤其喜欢听人讲打仗的故事、周边发生的新闻。他一边听着，手在地上画着什么。有一次，父亲问他，你将来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牛黄笑了笑，说：读书！
18岁那年，牛黄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时，为准备派往外地做秘密工作的需要，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将他牛黄的名字改为马洪。当时，马洪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
尽管马洪不爱说话，但人缘很好。冬天的时候，同学们见他晚上在灯下读书穿得很单薄，便主动把自己的棉袄披到他身上；有的同学从家里带一些好吃的，悄悄放在他的桌上。同学们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尽管他不擅言辞，但他偶一发言，便会让你大吃一惊。马洪的语言中有着很深厚的理论学养，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力量，这就是一个沉默的“书呆子”给你带来的震惊。
“是为了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为了闹革命，搞政治斗争，根本没有打算学什么经济学。那时学院里有一门政治经济学，我也非常喜欢，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观点，把商品、剩余价值等分析得那样深刻透彻，逻辑思维是那样的强。当时想的是弄清革命的道路，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是第一位的，没想到我渐渐被政治经济学着迷了。”马洪说，其实，政治斗争的基础是经济，目的也是经济。这时期的学习，对马洪以后搞经济工作和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后来，马洪加入过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参加了同蒲铁路总工会的筹建并被推荐为同蒲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马洪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出任过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并担任过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平泉县县委书记。随着解放区的扩大，由中央冀察热河省委任为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不论到那里，他的思想从没有停止过思考，他把自己的所学、所见、所思，诉诸于笔端，不断在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共产党人》、《群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48年6月，马洪调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东北的工业经济在全国最为发达，占全国企业比重的90%。他研究了苏联的经济理论，又牵头进行调研，结合当时东北经济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一套全国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模式。当他把调研成果向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财经委副主任张闻天汇报时，张闻天十分兴奋，要求马洪尽快把自己的这种成果撰写成经济论文报告，向中央汇报，以便向全国推广。
于是，马洪根据张闻天的意见，把厚厚的10多本调研资料一一进行了理论化的分析，经过若干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撰写了《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在这篇经济论文报告中，马洪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张闻天看到报告，感到思路清晰、真实可靠，既有坚实的理论分析，也有实实在在的调研数据，特别是对五种经济的划分,更是令人耳目一新，不失为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报告。于是立即向党中央汇报，并由专人呈送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非常高兴，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多年来难得的一份真实的、有价值的经济论文报告。于是，毛泽东主席记住了马洪的名字。
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一篇生动而务实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中参照了马洪那篇报告的成果，指出了“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思路。这次全会全部采用了马洪所归纳的五种经济成分，只是因为“秋林经济”不太好理解，而改为用其本意“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便成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写入了这五种经济成分。一直到半个世纪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还涉及到这五种经济成分有关的类似概念。由此，足见马洪对经济成分的划分之超前性与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借鉴作用。
二、毛泽东在临终时，床头还摆放着马洪等主笔的“条例”
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马洪参与了国民经济“一五”规划的总体设计，是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创始人之一。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时期，作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在1961年7月马洪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实施后，大大提高了当时国有企业的生产力，收到了良好效果。4年之后，马洪等又对这个条例草案进行了全面修改，使之更完善。没想到，“文革”开始后，《工业七十条》成了批判的靶子，说它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人对《工业七十条》进行“笔伐”。为此，首当其冲的马洪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停职检查。马洪的理想原本是长大后能好好做学问，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一种特殊的气候下介入了政治。关于对“条例”的谩骂与攻击，毛泽东并不知晓。其实，毛泽东个人对“条例”是肯定的。“文革”后，邓小平曾对薄一波说：“我看到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主席在经济工作中是比较讲究实事求是的，《工业七十条》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他老人家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批判呢？”马洪等主笔的这个条例,可以说在“文革”前乃至改革开放后，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
三、他曾较早“为市场经济正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等一些党的文献，都有他的主张或建议被写入
马洪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及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是在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对策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1年，马洪参加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的起草工作，是主要执笔人之一。他说：“‘文革’前，我们在起草《工业七十条》的过程中，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64年）一书，还没来得及应用，‘文革’开始了。‘文革’后沿着这个思路先是在大庆调查，后又筹建工经所，这时着重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搞好国营企业。”
1978年4月，马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等提名，被调到社科院，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这个消息，马洪对胡乔木说：“我对计委工作熟悉，有一整套的计划等着实施呢，社科院暂时就不去吧？”胡乔木望着一脸诚恳的马洪说：“‘四人帮’倒台了，社科院必须马上恢复工作，你去主管工业经济研究所，这正与你的所学对口呀！”马洪笑了笑，点点头。
一到社科院，马洪便着手对我国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进行系统地研究，深入分析。他在经济改革、经济管理、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诸多学科和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坚决主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1978年9月9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马中骏”的文章《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指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应当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实现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统一的关键;明确国家和企业双方的经济责任，才能更好地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认为“过去我们研究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从‘条条’和‘块块’的分工上考虑得比较多，从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上考虑得比较少，”强调“解决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不能只从上层建筑方面打主意，而应当着重于生产关系，特别要把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尤其要承认企业在客观上所具有的独立性，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这样才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使企业巨大的生产力得到解放。”
同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和主张，指出应当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全会《公报》显然对向企业“放权让利”作了比“行政性分权”更广泛的解释，进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使全会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印证了马洪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研究与探索所具有的重要政策效应和学术价值。
在此基础上，他对外国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考察研究。1978年11月，马洪登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参加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组织的赴日经济考察团。此时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文明程度在全球首屈一指。马洪一到日本，亲自感受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心里很不平静。走在东京的街头，看到匆匆行走的人群、一尘不染的街道、高高耸立的楼宇，那种无处不在的商品经济氛围笼罩着马洪。
这次考察，马洪把企业管理作为考察重点。在株式会社，他仔细地寻问每一个工作流程及每个流程的管理方法。他了解到，日本的企业之间主要是按专业化与协作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企业的协作关系又是用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的。马洪心想，日本的这种企业协作关系，是一种务实的、可行性较强的、可借鉴的经验，同样适合于中国。
进而，他还了解到，日本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和生产活动，都必须围绕质量第一的原则，各级管理人员和每一个工人对此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并为之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总能生产出世界第一流的而且是别具一格产品的原因。马洪陷入了沉思，于是在笔记本上粗粗地写下了三个字：责任感！
如何才能使人人都有责任感呢？马洪在考察中发现，日本人非常重视提高员工的经营、管理和技术素质，重视培训企业各类人才。他们把之看作是一项战略任务，叫做“能力开发”。日本企业培训工人的办法主要是现场学习、业务学习和脱产学习，而以现场学习为主。因此，马洪又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了两个字：教育！
从日本考察归来，马洪很快成文《日本企业家是怎样管理工业企业的》，还与人合作出版了《访日归来的思考》一书。随后，国内纷纷开展讨论如何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如何实事求是地运用外国先进的管理模式来发展民族工业。
马洪作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咨询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之一，亲自参与和具体组织了许多涉及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社会调查和课题研究。1979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召集相关负责同志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准备对我国经济情况和有关政策实施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决定成立4个调查组，由马洪负责经济结构组。当时他组织了400多位经济工作者和2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加，集中了100余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查直属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形成了许多成果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参考。
在对中国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为期10个月紧张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1年12月他和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结构调查组最后的综合成果。该成果指出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破坏了综合平衡；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人民公社化搞过了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政企不分，企业缺乏自主权，不能很好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等等。该书对当时更好地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曾分别在苏联和美国翻译出版。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马洪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的决议中。他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1984年11月16日，马洪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形势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的报告，提出并具体分析了“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依据”，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12月，《经济研究》全文发表了马洪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文章所论述的观点，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起了重要作用。文章还针对不赞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法的一些观点，以“一家之言”的态度阐述了相关的认识。这些都体现了包括马洪在内众多中国经济学家“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彻底地摆脱各种‘左’的影响，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更加生气蓬勃地向前发展”的殷切期望。
马洪不仅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更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1988年3月，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他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给我国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造成了严重障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并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
1991年前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讨论再次活跃起来，马洪当时在不同场合下先后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观点。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在几位青年学者的协助下，他的文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公开出版，较系统地反映了他关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思路。1993年10月，由马洪主持撰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出版。这是按照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示编写的宣传、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读物，是一部关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与实践的优秀文献，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四、晚年步入“第二学术黄金期”，进一步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新路径，开我国咨询研究机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试点之先河
在计划经济时代，研究咨询机构大多是大学里设立的社科研究院所、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的社科研究院所和党政机关内部设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它们大多偏重于纯学术、纯理论的研究，或者偏重于服务和服从于各级领导，具有明显的诠释领导讲话和诠释既定政策的色彩。其共同的局限性，就是长期以来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理论与实际严重脱离。1989年2月，在马洪的积极倡导和亲自组织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当时他会同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明确提出以“民间性、自主性、开放性、公益性、综合性”为研究院的办院方针，从而实际上开始了我国咨询研究机构社会化、市场化的改革试点。
步入晚年，马洪这位权威的国情研究专家不服老，从南方特区到东北大地，从长江三角洲到西部草原，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调查的资料堆满了他的办公室，有人形容他是身背资料走四方的经济学怪杰。对此，马洪说：“我凭什么发言？我凭什么让人们相信我的发言？我必须走四方，然后九九归一！”而今，马洪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孜孜不倦地探索富民强国的真谛。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他的一些思考、观点和建议或许会被实践超越，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咨询工作的卓越贡献。
发展新经济谨防泡沫！这是马洪在深圳举行的“2001全球脑库论坛”上的提醒。他指出，在经济转轨时期，应当特别关注同新经济的某些特点相联系的泡沫经济现象。他说，泡沫经济现象在虚拟经济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马洪分析指出，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和亚洲主要国家的范围内，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已大幅度降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曾10次采取刺激措施，相继注入1万多亿美元，但一直未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回升。日本所以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的经济强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当时建立了一套能够促进其经济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但是，这些制度没有随着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改变，遂成为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马洪说:“泡沫经济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它在日本和东南亚的出现不过是较欧美略早了一些而已。这是新经济发展的一个副产品，颇值得世人警惕。要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就必须建立新体制、新机制，并有正确的政策支持。否则的话，世界经济是很难走上自律增长轨道的。”
这位中国经济学泰斗认为，“新经济”的提法本身需要进一步讨论。但他并不否定新经济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马洪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泡沫经济首当其冲，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旧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关的其他结构已经过时，必须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这个改造的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2005年3月，第二届中国港口经济论坛在天津召开。马洪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他说，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中，港口经济正日益显现出其旺盛的活力。“要积极探讨和研究如何增强中国港口经济整体推动力，提升港口经济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及区港联动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在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对环渤海地区港口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总结。”他认为所有这些研讨内容必将深化港口经济的理论内涵，促进港口经济实践的协调发展，进而丰富中国经济社会以港口经济为载体的制度创新进程。从深化港口经济内涵、扩大港口经济实践和效益的角度，他认为还应当认真总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港口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言辞之中，无不包含一腔兴国之情、报国之志。
从坚持和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党的十六大报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与政治智慧，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强调，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马洪认为，这样的认识和表述，应当是我们讨论中国国企改革问题现实和理论的重要基础，尽管可能不是惟一重要的基础，而且不应对其予以形而上学和僵化封闭的理解。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然涉及到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多种”和“有效”强调的是，应使国有企业产权实现样式具有“多元化”与“普适性”的本质特征。目前，除少数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通过积极推行股份制、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及深化集体企业改革、促进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对此，马洪感到十分欣慰：这既是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前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取向、渐进方式”的历史进程，已经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组织与经理人员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国有企业与经理人员和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出现多样化特征，而且表现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等企业形态中高度市场化雇佣关系的迅速发展。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企业不同劳动雇佣关系模式，对企业绩效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所有制性质不仅影响经理人员获得报酬的水平，也影响经理人员职责范围和行为方式。用“激励—贡献模式”来观察，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采取不同类型雇佣关系模式的同时，也表现出组织对经理人员贡献期望与组织向经理人员提供激励的水平差异。而且，在国外人力资本理论与实践逐渐成熟和完善的同时，我国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性质的制度安排,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合作制的先后实行，以及职工持股、股票期权、经营者年薪制、管理层收购等试点工作的有序展开，不断深化着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以至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马洪说：“当然不必讳言，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践正处在探索前进阶段，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经理人员贡献的关系，理论上和实践中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比如怎样界定‘成熟的股权激励方式和员工持股政策’？把管理层收购试点探索限定在国有中小型企业范围内，是否可以完全避免‘使所有权和经营权趋于合一’？又如怎样理解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与长期激励效果的关系？再如怎样看待当前国有企业规范改制和产权转让过程中，存在的对土地确权定价不规范、对知识产权与技术专利以及商誉等无形资产不评估或评估后不入账、部分企业转让产权不进入市场或进入市场但未实现竞价转让的现象，等等。”马洪强调，正确处理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经理人员贡献的关系，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存在困难与风险是很正常的——“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马洪研究经济已有半个多世纪。他说：“经济学说起来挺深奥，但归根到底，目的还是使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才有意义。”看到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这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心情异常激动，他说：“我们国家的目标明确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事，经济学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了。”
马洪档案盘点：
马洪，原名牛仁权，曾用名牛黄、牛中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决策咨询战线开拓者。1920年5月出生于山西定襄。历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平泉县县委书记，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化工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副院长、石化总厂基本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当选过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名誉会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