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洪同志在经历了多年卧病以后于上月陷于昏迷，他即将离我们而去已是意料中事，听到他的噩耗，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这几天，他当年给我们布置工作和一起作调研、改文章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为失去我国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的开拓者而深感惋惜。
我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初识马洪同志，以后就时有来往。1984年我参加他主持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起草和“振兴改造上海调研组”工作，以后，就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在马洪同志领导下的多年共事。
马洪同志给我的最深刻印象，一是超人的勤奋，一是非常负责任。
我在马洪同志手下工作时，他已经60多岁，可是干起活儿来，20多岁的年轻人也比不上他。因此，和他一起外出调研，既是辛劳不堪的“苦活”，又是汲取新知识和锻炼思考能力的好机会。他习惯于晚睡，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可是第二天一早六点钟就起床，招呼同行的同事到院子里散步。一边走，一边交流昨天晚上思考的新想法，互相切磋。很多观点和建议，就是在这样的交流中形成的。
1984年7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嘱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同志组织院内几位同志撰写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我随马洪同志一起到东北参加三省两市发展战略的讨论。他随身带着这篇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的草稿。我们白天开会，晚上改文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改稿的任务。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应当实行商品经济作了有力的论证，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作出了贡献。
在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马洪同志有着特别坎坷的经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党内斗争中，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平反。不少有这样遭遇的人“看破了红尘”，对于许多事情，特别是有政治风险的事情，往往持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在和马洪同志的共事中，也可以感觉到他那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小心谨慎的心态。但是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他虽然明知有风险，但仍然克服心中的余悸，建言献策。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投身于改革理论研究和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工作中，成为我国政府咨询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他参与了一些重大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与改革和发展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备受争议，也有政治风险。但马洪同志虽然有所顾虑，但经常能出以公心，反映一些与时论潮流相悖的观点，供决策参考。上面讲到的，“为商品经济翻案”即其一例。1988年3月，他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为市场经济正名”。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也有不少类似这样的例子。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马洪同志两次向党政领导发出经济过热、面临通货膨胀危险的预警信号，建议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这两次提醒和政策建议虽然由于领导的反应不同而结果大相径庭，但马洪同志尽自己作为决策咨询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则是始终如一的。后一次马洪同志本人还因不合主流思潮而受到严重的指责。
马洪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面对复杂的改革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责任感，为推动新时期政府决策科学化所作的辛勤努力，将永远铭记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