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在密云寒风刺骨的山顶上，收到了于伟加同志的电话，说马洪同志不行了。望着那白雪覆盖的满山红叶，我不禁落下了几滴热泪：一个时代结束了。
马洪同志亲手教我们搞政策研究
我是1982年清华电机系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中心工作的。来中心前先是程秀生同志，后来是王慧炯和李泊溪同志找我谈过话。从谈话中了解到中心的领导是马洪同志，但还不知道如何做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第一次接触马洪同志时，觉得他好年轻啊！前庭饱满、器宇轩昂、声音洪亮，根本不像60多岁的人。那是他亲自布置《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起草任务。马洪同志宣读了王福穰同志的信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然后介绍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这才了解到来研究中心工作纯粹是个机遇。我毕业时，国内大学的经济学系刚刚恢复高等数学和英语教学。可行性研究只有英文资料，且涉及不少高等数学知识，因此中心决定从清华选人。起草任务由马洪同志总负责，王慧炯、李泊溪同志分管，具体的起草工作则由刚毕业的人大硕士许小年同志和我这个清华的工学士来承担。
当时的国务院没有研究室，中心不仅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而且承担着繁重的文件起草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马洪同志一面放手让年轻同志去工作，一面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我们搞调查研究，写调研报告。我们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同志，一写文章就是洋洋上万字。马洪同志当着我们的面，一边改一边讲：为什么这一段要删掉，为什么这几句话必须加上去。厚厚的一摞稿子，重新誊写后往往只剩下不到一半。看着我们委屈的样子，马洪同志说：搞政策研究的同志，一定要学会抓主要内容，写短报告。不仅要短，而且思路要清楚，语言要平实。领导同志很忙，一上班桌子上就摆着几十份文件，没有时间看那么长的报告。凡是经马洪同志修改过的文件，例如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给全体中委的一封信，《2000年的中国研究》总报告等，都具有思路清晰，语言明快的特点。
马洪同志是年轻人的朋友和导师
马洪同志非常重视发挥年轻同志的作用。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转来一封信，反映两个年轻人提出利用银行贷款加速电力建设的意见，得不到有关领导的支持。马洪同志立刻召集会议，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展开讨论。一开始马洪同志只是仔细地听，并不发表意见；几次会议后一锤定音：银行贷款不准搞基本建设是以前苏联的做法，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先拿出5个亿搞试点。成功了继续扩大规模，失败了影响也不大。会后，在马洪同志的提议下，成立了“青年经济分析小组”，由李泊溪同志负责，我做联系人。这个小组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对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将结果报送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综合部门的不少年轻同志都参加过这个小组的活动，其中一些同志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
直到这次入院前的2002年，马洪同志还经常来办公室找我们一些“年轻”同志聊天，主要是听听大家对当前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各项政策的反应。这时他的帕金森症已经很严重了，除了右手颤抖外，说话速度很慢，但思想依然很敏锐。
政策研究一定要掌握第一手材料
第一次领略马洪同志的超强工作能力是在1983年的回龙观会议后。这个会本来应当是一位老同志参加，但他有事没有去，派我去驻会。会议结束一周后，于伟加同志打电话要我带上会议材料到马洪同志那里去一趟。我在门口看到那位同志红着脸在挨批：会都不参加，写这么长的报告给谁看？马洪同志见到我捧着一堆材料，就说：不要念材料，尽量简短些，拣主要的事情讲。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说：主要有两点共识。一是压水堆百万千瓦起步，但自己的原型堆不下马；二是要引进国外核电技术，就必须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当马洪同志听我讲到台湾已经退出该机构7年，我们却因部门间工作推诿而没有加入时，生气地皱起了眉头。我还没有讲完，马洪手下的报告就写完了：字体遒劲，行文流畅，只有一页纸。“有什么问题吗？”马洪问我，“没有就复印6份，送紫阳、依林等同志。”
平朔露天煤矿项目论证时，马洪同志派我参加会议。他嘱咐我两点：一是要拿到外方的英文资料，二是自己一定要亲自算一遍。根据马洪同志的指示，我和当时财政部的李福玉同志，用计算器整整算了两周。最后的结论是：平朔项目合作28年，在保证外方20%收益率的情况下，经常性费用可以打平，但初始投资6亿人民币不可能收回。主持会的孔勋同志不接受我们的结论。马洪同志问清情况后，立刻将我们的报告报送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和小年起草了可行性研究条例，这次派上了用场。有些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态度不要过于激烈。1992年，哈默先生去世，外国合作方撤资。平朔煤矿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把岛西公司留下的债务由中国银行(7.14,-0.23,-3.12%)承担下来，其数额为6.02亿元，和我们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
一定要抓住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煤炭探明储量一半以上在山西及其周边地区。改革开放后，国外罗马俱乐部的一些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科委一些同志提出了中国也存在“能源危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领导同志一面批准了大秦线的建设方案，一面委托马洪同志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工作。课题开始时，较多的精力放在“山西到底有多少煤炭储量”问题上。由于文革时期地质勘探工作受到影响，专家之间争论不休。马洪同志听了几次会后，坚决扭转了研究的方向。他说，山西的煤炭究竟够用30年还是50年不要再争了；关键是有了煤，如何能够运出来。在马洪同志的引导下，山西能源基地规划的重点转移到运输问题上。经过反复勘查、论证，最后筛选出若干条铁路出口和公路出口，为“晋煤外运”奠定了坚实的规划基础。为我国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证。
十二大提出国民经济20年翻两番的目标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内部众说纷纭。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呢，还是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是总量翻两番呢，还是人均翻两番？只有搞清这个问题，才能为全国人民设定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马洪同志主持了“2000年的中国”研究工作。这一研究工作动员了几乎所有部委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院所，以及知名大学的研究力量。两年多的时间里，马洪同志办公室的灯经常是通宵亮着。1984年底总报告初稿完成，不仅明确回答了上述问题，而且为全国人民描绘出一幅200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预测图景，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斗志。15年后，当我们将当年的研究结果和实际情况对比的时候，发现除了通讯、航空等一些技术进步较快的领域外，其他很多方面的预测和实际结果十分接近。
长远、战略、全局、综合
1987年国务院恢复研究室以后，研究中心从大量的文件起草任务中解脱出来，但也有一些同志有失落感，因为国务院领导关心的一些焦点、热点问题都交给研究室了。当时我还在党校读博士，马洪同志要我回来参加1988年全国咨询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起草过程中讨论最激烈的是长远研究课题与领导交办课题的关系。马洪同志来听过几次会，批评了一些同志不配合研究室工作的错误，要求大家凡是研究室需要的资料，都要毫无保留地提供。他说：焦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要有长远、战略、全局、综合的眼光，要以长远、战略、全局、综合性的研究为基础。现在一些年轻同志遇到问题就急于出着，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这次讲话就是要在长远、战略、全局、综合这八个字上作文章。只有做好了这八个字的文章，发展中心才能真正成为国务院的智囊团、思想库。有为才能有位。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马洪同志才敢于在1987年全面承包后积极促成税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对1988年的所谓“价格闯关”预先提出了通货膨胀的警告，在八九事件后支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课题研究等。虽然这些超前的研究常常不为一般人理解，甚至还要受到领导的批评，但马洪同志从来没有消极过。即使在受到批评后仍积极完成一些领导交办，但本来不属于中心的研究任务。而且教育我们：政策研究工作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百姓的切身利益。治大国如烹小鲜，切忌鲁莽行事。
1985年以前参加中心工作的同志，现在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依然可以感觉到马洪同志的存在：那种关心国家大事、敢于直言时弊的拳拳之心；那种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那种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的献身精神。
马洪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