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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学之父布坎南去世

宪政经济学之父布坎南去世:曾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
198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布坎南(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理由是,布坎南“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论与宪法基础”。
《同意的计算》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塔洛克译者:陈光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宪政经济学之父布坎南去世:曾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
《宪政经济学》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译者:冯克利、秋风、王代、魏志梅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成本与选择》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译者:刘志铭、李芳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宪政经济学之父布坎南去世:曾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
《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译者:马珺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早报记者 郑景昕

当地时间1月9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和宪政经济学之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去世,享年93岁。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去世的消息,是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发布的。该中心由布坎南创办,布坎南此前曾是该中心的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主任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告诉媒体,虽然年事已高,但布坎南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定期地写文章以及做讲座。

布坎南1986年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吹去一阵新风。瑞典皇家科学院当时给出的评奖理由是,布坎南“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论与宪法基础”,其运用经济学中的利己主义原理解释经济手段是如何影响政策变化的——“布坎南告诉大家,那些试图给政客提供建议或者希望影响具体问题的结果的努力常常是徒劳的,因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规则体系里,结果大体上是由占优一方的政治集团决定的。”

1962年,由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发表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

所谓公共决策,即通过当选领导人和官僚的个人利益透析政府上层如何进行决策。布坎南将公共决策定义为“没有浪漫史的政治”,他还表示其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官僚主义可以没有限制地肆意发展。

布坎南曾不乏“野心”地写道,“我的兴趣越来越转向一些基本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仅在19世纪80年代存在,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存在,它们还会在21世纪80年代存在。这些问题是关于政治、法律和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秩序、自由、公正、效率、进步。”

并非每位经济学诺奖得主都像布坎南一样在中国有极高知名度,他有多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其关于经济、政治制度的研究,吸引了大批中国学人的关注。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在博文中提到,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当年访问布坎南时,曾邀请他来中国演讲。布坎南的回应是:“我的理论不适用中国。”

与经济学主流总有距离

布坎南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1940年毕业于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布坎南去世的消息发布后,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现任校长Sidney A. McPhee表示,整个校园都在哀悼布坎南博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和教育家,布坎南的精神遗产将随着颇负盛名的学术荣誉“布坎南奖学金”流传下来。

布坎南自称其在1946年2月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那年他27岁,离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所就读不过两月。而此前四年,在获得了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学士学位和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硕士学位后,他度过了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在巡弋于珍珠港与关岛之间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服役。

在194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后,布坎南回到田纳西大学任教,之后又分别任教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从1983年至逝世,一直担任乔治梅森大学哈里斯客座教授。

尽管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任何时期,布坎南与西方经济学主流似乎总有一段距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布坎南认为遵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主流经济学阉割了思想,而沦为数学工具的奴隶。他呼吁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布坎南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把常规的经济分析运用到政府层面。包括:国家的起源、政府的权利和义务、公共所有权、公共资源、公共政策、宪法、宪政、共和、民主和自由、市场与国家等方面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

在对政治领域进行分析时,公共选择理论最关键的假设在于:政客或者官僚,和其他芸芸众生一样,在实践政治时,也是由自利之心驱动的。政客们在实践政治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者是增加已有的权力,他们不一定会做出那些有益于公众福祉的事情。

学界普遍认为,布坎南承袭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代表作品有关于价格理论的《利息与价格》),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对制度经济学有很大贡献,代表作品有《权利和繁荣》)。

曾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

“就今天的习惯说,布坎南是一位保守的经济学家。”国内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所谓保守与开明,前者在于笃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后者相信国家实行经济干预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

但实际上,在布坎南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而从社会主义者转向市场经济的坚决拥护者,布坎南只用了6个星期。令其完成这个转变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老师”中的一位——弗兰克·奈特(Frank H.Knight)。

奈特到底给了布坎南什么样的思想熏陶以致于其改变世界观?

奈特告诉布坎南,市场选择不是任意的,它对人剥削人的潜在可能性是有严格限制的,市场是倾向于从政治控制中使人们的自由极大化的,始终作为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自由,在允许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制度里是受到最好的保护的。

布坎南认为,如果一个人在道德上是一贯的,在知识上是诚实的,那么听到这样的教导,他就会经历向市场拥护者的明显转变,并能真正“看见光明”。此时,布坎南也有疑问,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接受了奈特的熏陶之后和他一样,也转变成一个市场经济的坚决拥护者?

战后的经济学主流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占领了大部分大学阵地。按照布坎南的说法,那时候斯大林主义还未完全渗透入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而战后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不足也还没有显现出来,人们的思想状态是统制经济论和反自由社会主义。

当时在经济学家中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市场失灵,而在此基础上认为政府干预是正当且合理的。“他们认为,就业、产量和价格水平方面的宏观失控,原因仅在于老派政治家们没学过凯恩斯主义政策课。”布坎南写道。

在干预主义盛行的时代里,人们不自觉地把政府看成了一个“仁慈”的角色。而布坎南告诫那些反自由社会主义者,他们最终会认识到,理想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也确实不可能存在的,政治领域中的人也如包括市场在内的其他领域中的人一样追逐私利,一样的卑鄙。

1957年,布坎南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了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试图建立一个“希望维护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学者团体”,而后来公共选择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或准独立分支学科,正是诞生于此。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总的来说不过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但它却为社会科学家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远景。

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批判

布坎南自称1982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将其与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创建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全部(包括教研人员、工作人员、各种设施)并入乔治梅森大学。

而此时经济学主流也发生了变化。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相比,发达经济体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开始遭受质疑,而反自由社会主义的声音则近乎消失匿迹。有一个衡量标准可以说明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课程计划和基金会基本上掌握在统制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手里,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在布坎南看来,经济学依旧没有走入“正道”,而是走向了另一条“歧途”。

借助对数学模型的娴熟使用,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开始告别不可验证的社会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但布坎南对从1957年以来加冕在经济学头上的“科学”两字抱以嘲讽,他认为1980年代付诸实践的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最终目标或意义的“科学”,它使自己成为它所使用的技术工具的俘虏,而没能保持技术工具始终处于为它所用的地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以一种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家的方式,忽视了本门学科中的基本原理。布坎南将这些经济学家讥讽为“思想阉人”,他写道,“他们的兴趣是在他们所研究的模型的纯学术性质上,并似乎从只与他们的乌托邦相关的命题的证明发现中获得极大乐趣。”

与20世纪50年代的统制经济理论相比,“科学”的经济学看起来更令人“畏惧”。因为就20世纪50年代的统制经济理论而言,不需要被教导者明白其理论上的荒谬,现实的经济失败已经证明其无效性。

因此,驳斥戴上“科学”帽子的经济学的任务显得更加困难。布坎南为此写道,“按照数学观点,我们必须听从于我们中那些熟练掌握了深奥的现代数学的人,我们中那些不懂‘海赛加边矩阵’的人成了笨伯,我们被迫感到是平庸和二流的;被1980年代主流派学者们甩到了身后。”

布坎南显然认为这种数学观点是错误的。他提出疑问,为何真正的数学大师对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并没有感到敬畏?这种单方面敬畏的终极根源是什么?

布坎南认为这种不对称的出现,是因为20世纪,尤其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后,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确实发生了革命。一旦“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并且这种研究是寻求在既定的需求、资源和技术约束下的极大化或最优化解决办法,经济学家就不知不觉地落入了数学观点的陷阱。

布坎南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实行一次方法论的革命,以摆脱数学观点以及消除这种对数学的敬畏。“除非修正数学观点,否则我们将仍然是那些数学家兼经济学家们的奴隶。”布坎南写道。

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亦没有朝着布坎南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布坎南深信,“我们这些高度重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知识遗产的人,面临着一种不容推辞的道义责任。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那些在哈耶克称为‘伟大社会’形成过程中曾被证明是正统的思想观念得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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