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CCER）：今天我们以无限的哀痛追悼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办人之一，超边际分析的发明者，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我建议我们大家起立，面对杨小凯教授的遗像默哀一分钟。
（默哀）
林毅夫：小凯以55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
小凯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他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我们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55岁正当英年，我们期盼他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巨星骤然消逝，经济学界痛失了一位开拓者，我们痛失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和小凯认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已经将近20年。这些年来他的精神，他对学术的追求一直是我效法和学习的榜样。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学术上，只有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我们各自的理论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前进。
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影响。前年暑期，我的学生张鹏飞到莫纳什参加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夏令营之时，托他带了一封信，小凯看了很高兴。过去他多次邀请我到莫纳什访问，这几年我也几次邀请他再度到中心来讲学，如今病魔竟然已经夺他而去。
昨天小凯弥留之际，文贯中兄给小凯的夫人小娟打了电话，带去了朋友们的关怀。再次打电话时小凯已经离我们而去。小凯，安心的走吧，你的精神永远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前进。
茅于轼（天则所，书面）：悼念杨小凯：你一生都在向最高峰攀登，这种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书面）：惊悉杨小凯教授不幸逝世，深为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人和我个人失去了一位诚挚的朋友而感到惋惜和悲伤。
由于我正在出席政协常委会议，不能参加中心为杨小凯教授举行的追悼会，请你代我表达哀悼之意，并向小凯教授夫人转致深切的慰问。
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书面）：杨小凯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他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利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和楷模，悼杨小凯教授。
张维迎（光华管理学院，书面）：悼小凯。22年前与你相识，从此你就成为我心中的楷模。每次与你相聚，我都发现，你总是站在经济学的前沿。你的思想总是给我启迪，你的成就总是催促我不断奋斗。我羡慕你、崇拜你，为世界上有你这样伟大的华人经济学家而骄傲，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几年前，病魔开始威胁你的生命，我在为你祈祷。几个月前，最后一次与你联系，是通过电子邮件，希望你康复后再来光华讲学。你多次邀请我到Monash大学访问，我一直未能成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匆匆离去。
安息吧，小凯，我永远的朋友。
徐滇庆（西安大略大学）：昨天当文贯中告诉我杨小凯去世的噩耗的时候，我震惊了。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我和杨小凯是在1980年认识的。当时我在国家计委计算中心算题目，到晚上我发现还有一个人走得比我还晚，他就是杨小凯。从此之后我们两个人多次来往，在北京、在武汉。后来在美国的时候，我接到杨小凯的通知，他说希望我能够到纽约开一个会。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和于大海、钱颖一在筹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从此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就登上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改革的舞台。特别是1992年，我还专门到澳大利亚到莫纳什，住在杨小凯家，和他彻夜长谈。
我对杨小凯的学问和为人非常佩服。杨小凯55岁的英年早逝是我们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我也失去一个良师益友。我相信，杨小凯的精神将会激励我们努力的走，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推向前进，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安息吧，杨小凯！
海闻（CCER）：昨天下午知道这个噩耗，我非常震惊，非常难过，通过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上把这个消息登上去。
我和杨小凯是1985年认识的，当时我在美国西部的加州大学读书，杨小凯、钱颖一、于大海在东部准备发起筹备一个研讨会。我们当时在西部也有一个中国经济学的联络网。后来杨小凯、于大海、钱颖一就邀请我们一块参加，就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我非常荣幸的和小凯一起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于大海是会长。后来和小凯就一直有断断续续的联络。
第二次接触比较多就是我们回国办经济中心，小凯非常支持，在中心做过几次讲座，而且他非常高兴的接受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网上采访，跟网友，很多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朋友们在网上直接进行交流。后来通过网上知道他生病，大家都非常关心，没想到最终还是在55岁的英年就离我们而去。
我觉得小凯是我们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楷模，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我认为是他的精神。我觉得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很多人都没有他那种经历和精神，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还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追求。我觉得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就是永不放弃学习。第二个是他的水平。他的经济学研究首先是站在国际水平上，站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掌握上，同时又对主流经济学有很多反思。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个是他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中国的感情。他对国家对社会对我们民族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大家知道他参与创办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然后一直在很多地方工作，而且他是很平易近人的跟大家交谈。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99年底他来做讲座，毅夫跟他讨论，对和他不同的意见，他非常坦率的直接接受，没有说照顾自己的面子。
总的来讲，小凯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里的佼佼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楷模，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希望能够努力达到他的水平。
王建国（光华管理学院）：我和小凯是接触最亲密，时间最长的。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到墙上贴着《中国向何处去？》，那时候我就知道一个叫杨曦光的人。我很小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前瞻观念的人，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但是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才16岁，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武汉大学，那是81年底82年初，他在武汉大学担任讲师，我去听他的课。那时候小凯就成了我的老师。后来我就留学了，实际上我比小凯他们出国还要早，小凯在84年出去留学。我后来再去莫纳什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小凯、黄有光、Wills都成了我的导师。后来做论文的时候他是我主要的指导老师之一。
和他交往中间我觉得小凯有几点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我的很多方法论都受到小凯的影响，第一个是受到张五常的影响，后来受到小凯的影响。我觉得小凯在方法论上有这么大的贡献，他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有差别的，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一般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是小凯的新型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另外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开研究，小凯是放在一块研究的。在他的研究中没有宏观微观之分，他的很多经济学方法宏观和微观完全是统一的，不存在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所以我觉得他在方法论上有重大的创新。当然用他的方法研究也有一定的缺陷，就是它不能用一般的数学去证明。所以后来他带了一批学者想在这方面突破。如果他不逝世，我想目的肯定是能够达到的，我想他的理论后面会有人去完善他，他的学术上的贡献是重大的。
第二，他是我所看到的头脑最清晰的人，非常的聪明。一般的人过分的聪明会误人，用在勾心斗角上。他的聪明是对整个世界方法和理念的思考，非常理性，很有海量。你怎么跟他争论都没有问题，学术就是学术，他非常理性的思考，他把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分析彻底分开，作学术和做人彻底分开。他的思维方法对我有深刻影响。我觉得他的英年早逝，和他当年做学问过分的执著和追求是有关的。因为他的坎坷的经历，在监狱里受尽折磨。我在澳洲的时候他从早到晚都是坐在电脑前，坐在那个地方从早到晚搞学问。他批评我说：王建国，你有一千个想法，但就是坐不住。他经常提醒我要是能够坐得住的话就不是这样。他是在学问上面非常执著的人，他是极为聪明的人，也是非常刻苦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有今天的成就，不仅仅是天赐的天分，也和勤奋有关系。
第三，他的达观的态度。经济学这个东西是害人的，经常使我们的人生观掺杂一些世俗的东西，它能够影响我们的人生观，使得我们自己也变得世俗不堪。如果学习经济学不能把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学问和做人分开的话是非常失败的。我觉得小凯做人和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是彻底分开的。他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做人是完全分开的。在他病危的时候我去他家里看他，我们在一起讨论人生观，谈到生死观，他相当有责任心。
我觉得小凯一生无论从知识范围、研究方法还是他对人生的看法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从澳洲的朋友那里听到他过世的消息非常悲愤，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他过去的学生。他永远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朋友。他的精神，他做学问的方法，做人的方法，为人的品质都会永远激励着我前进。而且我觉得小凯也会成为今后我们经济学人团结的一面旗帜，他会成为我们团结的力量。悼念小凯，愿小凯安息。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心情非常沉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凯应该是我们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启蒙导师，我当时在武大刚刚毕业留校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研组，而且我们就住在一个楼里，上下楼。两年时间我和他一起做学问。开始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和小凯一起发表的。那两年对我收益非常大，当时我是从数学系毕业的，对经济学没有真正入门，他那两年的指导、引导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另外就像建国说的，他的精神使我终身受益匪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追求不但是经济学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追求，与此同时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待遇，总是不断地受到一些挫折，但是他基本上不管这些事情。看到他的情况觉得非常难受，但是也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另外就是他的工作精神。他工作起来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候为了写一篇文章，我们探讨就要花半天时间，他特别执著，即使一个小问题也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对待。按照他的说法，他十几岁就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后来形成他的模型等等。实际上他的想法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形成了。我记得在82年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
正像大家所说得那样，小凯非常可惜，时间毕竟太短了。一个经济学的大的理论上的突破和形成体系确实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所有的经济学人共同努力，争取把他所开拓的事业、开拓的方向和开拓的方式能够把他继承下去，能够真正的对中国经济学，能够对经济学理论有所贡献。他是一个思想者，他的伟大不仅在经济学，而且在其他方面，他的一些观点一些想法要继续把他发扬下去。最后再次沉痛的哀悼杨小凯。
左小蕾（银河证券）：我想起很多小事情。杨小凯就住我们楼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楼下的房子实在是很糟糕，有一堆垃圾在门口。小娟——杨小凯的夫人当时很乐观，好像这种事情司空见惯。杨小凯的人生已经经历过这些，已经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了。我还想起一些事情。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冬天，武汉很冷很冷，外面下大雪，当时包饺子，只有一个煤油炉子，烧半天连馅都煮不熟，但是他很乐观，小娟也嘻嘻哈哈的，那顿饭吃得乱七八糟的。
我昨天想起了好多好多小事情。他刚去武大讲课的时候，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事后就有人告了他，然后让我和汤敏来证实他是这样说的，整他的黑材料。我和汤敏就说，他没有这样说。我们觉得他说的完全是非常理性的一些分析。那个时候他还受到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他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坐下来就和我们谈话，就开始说他的那套东西，一遍一遍地说。当时我和汤敏都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对经济学没有任何的认识。他一边一般地说，而且催着我们去做，跟他一块去做调查。那时候数据很难的。我还记得我们一块去湖北省政府机构外头，等半天。
大家刚才讲了很多都是很闪光的。杨小凯是个思想家，确实是个大家，但是我觉得他在很多小事情上的那种执著，应该来说给我今天在经济学学习的过程中、在研究的过程中、以及在国外和回来的工作中，确实产生了无形之中的影响。我当时和汤敏说，杨小凯坐下来就说他的分工理论，坐下来就说他的超边际分析，不懈地为他的理论去游说，其实也是他的思考过程。昨天我听到噩耗以后，其实和滇庆说的一样，尽管在意料之中，还是很难接受。我觉得吴小娟将来也很不容易，有很多很多困难。然后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吴小娟，多关注他的孩子，也请在座的各位为了中国的经济学珍重自己。
陈平（CCER）：杨小凯的去世，让我非常沉痛，也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是我们这一代人里第一个冲向世界也是第一个离开世界的人。我和杨小凯一样，这几年有非常大的紧迫感，觉得来日无多，想做的事却很多，所以有的时候说话可能非常激烈，并非认为自己了不起，而是认为自己差距非常大，特别是和杨小凯相比，我自己差距很大。
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问题上我是非常明确的全盘西化。但是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学，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很多的辩论。就这个情况我讲讲我所了解的杨小凯。
我理解的杨小凯，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这在杨小凯身上体现得非常明白，他做经济学不是为了拿终身教职，不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是为了改造中国。
我最早知道杨小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我们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参加文化革命，很少有人反思毛泽东思想本身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湘江风雷的杨曦光贴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我认为这是文化革命当中除了个人攻击以外，唯一有思想性的东西。当然那时候的杨曦光思想非常的左，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式的革命还不够彻底，所以他实际上提出“二次革命论”，要比文化大革命提出来的目标——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要彻底。所以我对杨小凯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我后来见到的杨小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但是我对他当时的目标和勇气更加印象深刻。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到杨小凯的具体时间。我看到了他写的《经济控制论初步》，我知道当时中国有几个人要把控制论用到经济学里面去，我一个，当时的金观涛一个，都是大学生，但是还有一个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杨小凯。而实际上用科学工具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用以讨论中国和世界的基本问题的手段，。所以我当时对杨小凯印象非常深刻。从数学方法上说，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能够首先把控制论用到经济学上去，这已经非常不简单了。但从那里面反映出来的雄心和思想光环更让人感到震撼。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佩服的人非常少，但是我对杨小凯的佩服是真实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留美经济学会。留美经济学会前两届我没有参加，实际上我和杨小凯一样，一到美国就希望组织中国的留学生，组织最关心国家命运的同学讨论、研究中国将来的命运和走向，。我去过哈佛、MIT很多次，组织过讨论，有很多高谈阔论之士，但没有多少个像杨小凯那样坚定的要做实事的人。等到我知道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并要参加的时候，当时我发觉留美经济学会外面看很热闹，内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原因是经济学会一旦有影响，就会有人拿来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当时有人似乎要改变留美经济学会的方向，最好取消留美经济学会，还有人想要把它变成个人成名的工具。杨小凯从来没有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到他是留美经济学会创立时期的灵魂人物。那一次杨小凯和于大海来找我，动员我去竞选会长。当时我刚从医院出来，我知道我要如果竞选会长我的身体会经受不住。但杨小凯向我分析了学会的形势，认为我有责任这样做，而且给我谈了他个人的经历。那次我非常感动。可以说我是在杨小凯个人的使命感和对全局的清醒的认识的感动之下出来竞选这个会长，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到今天留美经济学会没有垮台，没有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没有变成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变成了在中国坚定的传播经济科学——我不愿意用西方经济学这个词，天下没有东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科学——同时坚定地推进中国改革，我对杨小凯有非常持续和深刻的印象。每当发生危机，是牺牲顾及个人利益还是推进中国改革的事业，我永远觉得后面有一个人，有一个良心，也是一个个人的朋友的在召唤。这个人虽然经常和我有争论，但也是唯一可以和我争论又让我尊敬的人，这个人就是杨小凯。
我觉得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好的地方方面是有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差的方面也是使命感，把做官、从政作为自己的最高成就，为此不惜牺牲学术的独立和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到今天为止，包括我本人，也很难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每次碰到到底是科学第一、学术第一还是从政第一、以当谋士为荣耀，中国知识分子经常摆脱不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自己也非常愿意参与政治，但是到现在为止，还能够坚持学术独立，我认为得到杨小凯深刻的影响。我觉得杨小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而且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回到巴黎公社。经过坐牢的死亡边缘上的经验以后，到了西方，我认为他成为非常坚定的原教旨的自由民主论者，希望像西方一样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机制。这条道路走不走得通我并不知道，但是他非常坚定的探索。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发表他在文化革命中的回忆录，而这里面的思考包括对人生的观察，讨论监狱里面非人性的行为，对社会基本理论的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杨小凯有比较多的争论，但是我认为他的执著，他对中国和人类命运的关心，这种使命感很少在其他经济学家身上看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是一个先驱者。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杨小凯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问过他，但我想问过，他既然那么执著于政治，为什么不投入国外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而是非常坚定地要创造一个主流经济学里的中国流派。这是为什么？肤浅的解释可以猜杨小凯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中国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中国百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满足于介绍、宣传西方的理论，认为用到中国就可以研究中国问题。想要用中国的经验来修改、发展、甚至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而且步向成功的第一人我认为是杨小凯。两三年前我们经济研究中心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百年，台湾有个学者回顾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发展，他分析统计哪些人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后来问他，中国人有什么突出贡献，他说没有。我当时听了非常难过。当时的截止时间太早了一点，如果再晚一点我觉得杨小凯的名字应该列得进去。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提升经济学的视野和思想有非常大的好处。我1989年在奥斯丁组织了一次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当时也是普里高津——布鲁塞尔学派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学派想要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一次尝试，来了很多的名家，包括做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等。当时让我非常惊奇的是杨小凯并不做复杂科学、非均衡这些问题，但是他非常积极的参会，而且非常积极地推动把他的论文列入文集。而他做的工作恰恰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劳动分工。我也是在那次会上知道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而杨小凯也和我做了非常长的讨论。所以我当时意识到，同样在美国留学，大多数人是追随主流派做一些时髦的题目，但也有人在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回到阿伦·扬的劳动分工问题，要想在这方面突破。劳动分工是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主题，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里面所忽略的。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我只是一个博士后，主编是Richard Ray，他也是非常好的做混沌经济学的鼻祖。他说杨小凯的问题是非常先进的，但超边际分析实际上是均衡理论的推广，还是优化理论，不属于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范围。我们这个学科是连优化也要否定的，所以就没有把他的文章弄列上去。当时我感到非常遗憾，还担心小凯会不会就此气馁。后来我发现小凯不但没有气馁，而且更加执著的和主流派对话。他后来找到了芝加哥的舍温·罗森，后来还找到了布坎南，找到了阿罗，使他的东西从非主流进入了主流，而且还举行了国际研讨会。他雄心之大，想要模仿阿罗，还要动员学数学的人把他的理论变成公理化体系，而且向已有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挑战。虽然有些人认为他言过其实，在学术上过于激烈，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座诸位，包括我在内，缺乏杨小凯这种勇气、执著以及和主流经济学家对话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杨小凯比大家所公认的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其他人都要走得远。所以即使杨小凯不在了，我希望其他的人能够发扬他的精神，在中国这20年，甚至100年有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不仅是做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注解，还有自己的贡献，就是告诉世界中国的经验带来什么东西。当然这个贡献有可能是发展杨小凯的理论，也有可能不同于杨小凯的理论，但是我觉得杨小凯的雄心和远见是这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下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要继承的。
杨小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人格，。中国人有个毛病，人在的时候都是批评，人不在的时候都是歌功颂德之词。我觉得杨小凯不是这样的人。，杨小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非常实在的人，而且。我觉得我和杨小凯打交道，我和他争论是最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中国的文笔之下的完人。一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人的优点，也是一个人的缺点。杨小凯可能没有得病以前就意识到自己的雄心这么大，人的生命却这么脆弱有限。我看到杨小凯那么拼命，我说，难道非得弄到把自己的生命催到快要崩溃，他还是笑了笑，虚心接受，坚持不改。后来我想我自己大致也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杨小凯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一方面以他的大才，他的经历，他应该是非常狂妄的，但是和他讨论，他能够容忍很多不同的意见和他争论，又非常谦虚非常平和，。有时候看他对自己的评价，非常自信，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放在眼里，我觉得就是狂妄。有时候他又十分谦虚，我讲一个非常深刻的例子。我认识张五常，知道张五常的工作，就是从杨小凯那里知道的。但是他到港大和张五常争论，不认为是应该论资排辈，不认为是师长，就不能够公开争论，这种西方式和东方式的道德在杨小凯身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混合。我想我大概不会有时间写一个小说或者一个回忆录，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写一个小说的话，我觉得杨小凯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而且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人。
小凯临终之前两年，发了一个Email给我，说他有很多忏悔，然后加入基督教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有意思。我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这个民族是没有宗教的，但是西方的科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和犹太教的信仰有关系。最近西方有很多辩论，说市场经济要是没有信仰的话，如何建成市场经济？杨小凯这件事情开始让我很惊奇就是我想小凯是一个非常有信念的人，非常有科学经验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得病以后还是得病以前皈依基督教的。，但有一条我倒是很欣慰，因为我觉得我前面讲了我觉得杨小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把他的身体摧毁掉了，但他皈依基督教以后，就好像中国的皈依道家或者佛教以后，心情平和了很多，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很多问题还作了忏悔，而且把这些忏悔Email给了很多他以前的朋友。当时我想，中国人一般都是一旦有成就都要把自己装的高大，再把自己的缺点都掩盖。像杨小凯这样一个诚恳的人，最后走到皈依基督教，忏悔自己，还写给自己的朋友的人太少了。我觉得虽然我不会皈依基督教，但我想，但是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的东西，相信世界是可以用数学和实验方法认识的，这是一种信念。但是我觉得作为他的一个故事，在走向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上他的心路历程，我这件事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不愿意为了假装他的人格的完美而不提起把这段变化。我觉得小凯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丰富的、矛盾的、不断改变自己的这样一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希望如果我有机会在临终以前进行忏悔的话，我应该能够有杨小凯这样的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想想哪些是追求过而没有达到的问题，哪些是应该追求而没有追求的问题。
我希望讲这些话不要被人误解我妒嫉杨小凯，和他争论或者对他有偏见。我认为留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对人真实地记录，对他成功地记录，失败的纪录，从来没有人能够判断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昨天认为成功的，明天可能会认为失败；昨天认为失败的，明天可能认为成功。我觉得杨小凯这样的人，他的一生，他遭受的苦难，他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对我来说像是人生的一堂课，从中可以得到不同的启示、不同的教训。每过一个时代，会让人对他的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有不同的启示，而且鼓励后人走得更远，能够实现他那未能实现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和世界将来变成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公平的社会——为有才能却不得志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给那些高高在上、有权有势有财的人一个限制，不能让他们垄断一切权力，让社会不断的改革和进步。
钱颖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清华大学）：要讲的事似乎很多，但我想讲一下我和小凯最初的共事，和最后的见面和交谈。
20年前，1984年的时候，杨小凯刚到普林斯顿大学念经济学，大海刚从物理学转学经济学，我也刚到哈佛大学念经济学。我们当时在一起商讨成立一个学生组织，就是留美经济学会。我记得当时到普林斯顿去，后来到了纽约的福特基金会的总部，后来又和海闻取得联系。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是在纽约领馆，后来我和海闻、小凯都是理事会的成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很多交往，特别是在留美经济学会里面，刚才陈平讲到了。当时成立的时候确实对方向的确定，章程的起草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在和小凯的共事中我们达到了非常好的共识。这对留美经济学会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也对美国当时其他的学会，像中国商学会、历史学会等其他的组织都是有过很多有益的影响。我想这和小凯当时的基本的判断和思路都是非常吻合的。由留美经济学会举办这么一个追悼座谈会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小凯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我跟他最初的交往。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两个多月以前，也可能是我们这些人中最后见到他的。当时他和小娟在洛杉矶，小娟给我发了一个Email说：我们决定后天就离开洛杉矶回到澳洲，因为这里的治疗方法已经不行，不能接受他治疗。我看到这个Email就觉得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能够见到他。所以第二天我就专门到洛杉矶去了一趟。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那时候不太能说话了，所以我们交谈时他在听，但是基本上是在纸上写。就是病到这样程度的一个人，实际上我们80%的时间交流都是讲经济学问题。当时他就提到，他刚刚收到《理性的激情》这本书，他整个都读过了，他跟我说你在里面说过什么什么事情，我就知道他是读过了。我们谈了很多，也谈到中国的改革。从历史上讲，他特别关心文化上的事情，他也谈到“你们一直在做承诺博弈这样的问题，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可是很遗憾，希望你们能够到澳洲来访问”他已经邀请过我很多次了，一直没有成行。在整个好几个小时中，他一直都是对学术问题的执著和探讨。他当时非常的廋，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和执著。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但是我可以说，他心情非常平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安慰的，就是对自己的一生，对自己当时的状况是非常平静的。
我觉得小凯是一种非常少有的结合两种特性的人。一种是对国事和实事的关注参与以及思考都是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少有的。通常这样的人可能在另一方面就不见得是优秀的，不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术的研究。杨小凯在学术的研究方面非常执著，而且是非常着迷，在过去的十年中平均每年一本书。所以他既是对时政的参与、关注，发表非常尖锐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又是在学术上非常扎实和踏实的研究。他是一个读别人论文的人，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只是看论文标题和看摘要的而不读论文的人，而他是一个读论文的人。像他这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对于其他人的论文非常的关注，认真地读，并提出自己的批评、赞同。和他交流，说受益匪浅是一个很轻的词。即使在他生病之中，和他的交流都是如此，他当时讲了很多对一些学问上的探讨，对国家走向上的探讨，他都是极深刻的，特别是到最后一段时间非常关注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对经济和制度变迁这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小凯走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正像大家刚才说的，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在今后做的事情上可以有更多的共识，更多共同的目标和做法。我想从这一点上也是小凯希望看到的事情。所以昨天早上接到这个消息，虽说在意料之中，但是仍然感到非常的悲痛，今天有这么一个会上大家对他进行怀念，希望今后能够沿着他没有完成的事业继续走下去。
周其仁（CCER）：有一个学生在小凯那里读博士，大概一个星期以前，他回来讲小凯的情况不好，到洛杉矶去做试验性治疗，但是因为他有炎症，连试验也不能做，所以回澳大利亚，回澳大利亚一直在医院里看病。大家没有想到他会走得那么快。
小凯确实很难安息，因为他的工作，他喜欢的学问都不能叫他安息。因为他确实还有许多事情想做也可以做。但是我们还是要劝他安息，因为他留下了很多的东西。对我来说，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的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的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因为他的框架很简单，几十年来就是如此，就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不单是分工，重要的是分工水平不断地往上推，而导致这个分工层次会往上提升重要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协调问题，其中产权很核心。这些认识经过很多工作大家都是分享的。但是小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更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产权并不是说经济学家认为哪一种好，呼吁把它变成现实就行。产权要得到很多其他制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而国家是唯一可以掌握合法暴力的组织，掌握着强制力的组织。国家如果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发挥作用，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弄也弄不起来。我认为小凯虽然说中国经济成长成绩傲人，有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地方，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但根本上他还是有一些怀疑和保留。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
84年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蛇口。蛇口开放一段时间，遇到一些问题，当时袁庚和他的助手讨论中国开放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当时就做了一些农村调查，对农村以外的东西了解很少。小凯在，讨论大概两天半，参观考察，听别人介绍然后自己讲。小凯有很多反映，我就觉得农村和农村以外的很多东西是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比张五常还要走得更进一步，就是产权并不是直接来自私人的愿望，他首先对国家有想法。所以他后来关注宪政。他这几年身体明显不好就是在哈佛没日没夜的读西方的历史，读宪政的文献。由于经济学的知识很多还不提出这类问题，所以他没日没夜的读这些东西，想知道他的学生在这些里头能不能汲取方法去研究相关问题，包括英国光荣革命前后对土地制度，对英国的中产阶级和国家机器间怎么达成一个平衡，怎么形成一个制衡。
这些都是小凯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东西。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会怎么样，还要看，从情感上讲，我不希望看到预言成真。但中国经济要能够健康的发展，能够经得起长期的历史检验，我认为小凯的这些思考从每一个角度看都是一个积极的东西，都是一个贡献。这一点应该留下来，继承下去，发扬下去。后辈的人还得接着做工作，我们很多学生都在这方面做工作。
宋国清（CCER）：我和小凯也是20年以前认识的。和他打交道不太多，但是一直是我非常敬重和钦佩的朋友之一。大家开始沟通的一些事情多年以后还都是印象深刻的。87年的时候我在体改所，体改所邀请杨小凯回国访问，当时他在美国。回来之后各方面广泛接触。从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看下来，虽然他过去也批评过政府的各种情况，但是那些是过去的事情了，有一些朋友劝他通达一点。但我看他的表现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对他有比较明显的印象，后来印象就更深了。我的感觉他一直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最深刻的东西讲出来，不会为了通达，为了跟各方面的接触把自己弄得更红一点，更加得体的讲一些话。其他方面当然也非常佩服他，也和他谈过其它问题，但这一点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不太理解，他是一直在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向去走。后来接触的虽然不多，但也非常关注他的情况，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林双林（内布达斯加大学）：昨天听到小凯去世这个消息非常悲痛。我84年就知道普林斯顿有两个中国学生，一个是学数学的，一个不是学数学的。后来85年收到了小凯还有其他几个留美经济学会发起人写给我的信，5月份就去参加成立大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发展到今天，都是留美经济学会的资深会员多年以来长期努力的结果。和小凯具体接触是98年的时候我做留美经济学会的理事，我负责AEA Panel 的Session，小凯寄来文章，我们Email来往很多。他做学问、为人我都非常钦佩。1998年在北京召开社会保障研讨会的时候，他来了，在会上作了一个精彩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小凯当时把家里人也带来了，在吃饭的时候，他把孩子带到外面去吃饭，非常小的一件事情能够看出他的为人。小凯不光关心经济改革，经济问题，他也关心中国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最后想说的就是，小凯安息吧，让我们在座的朋友珍重自己，保重自己。
李玲（CCER）：我认识小凯也非常早，我82年从武大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小凯那时候是在武大教书，刚才汤敏也讲了，大家都住在教工宿舍，在教工食堂就餐。当时我并不认识他，经常吃饭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周围围着的人最多，他就是杨小凯。他总是在慷慨陈词地讲很多东西，讲中国的经济改革。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期，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我是站在旁边的听众。读了他的经济控制论的书，很受启发，所以应该说他也是引导我走向经济学的导师。我一直很感激他，也为有他这样一位武大朋友而感到骄傲。所以知道他走了这件事情后很难过。希望我们活着的人能继承他的精神，像他那样做人、做学问，能真正地为中国做点事。
姚洋（CCER）：杨小凯这个名字我早就知道，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杨曦光的名字。但是真正接触得并不多。我作为晚辈，对他很景仰。主要接触还是因为我们办《经济学季刊》这个杂志，我邀请他写一篇文章，他答应了。他非常认真，他对我说：“我写，但是我会说出不同意见，你能不能发？”我说我可以发。他那篇文章刊登以后的确有很多反响，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对他这种非常执著的态度非常感动，他非常支持国内的经济学的建设。后来他讲宪政的那篇文章也在我们这里发表了，他确实非常非常的执著。但是和他接触，他来中心两次作讲座，包括我自己私下和他聊天，他非常的平易近人。作为后辈，我们觉得小凯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刘国恩（北卡和光华管理学院）：今天经研中心举办这么一个讨论会来纪念小凯的逝世。刚才大家讲了很多他的事迹、他的作风、他的学术，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我自己来说，知道小凯的名字也是很早的事情，只是和他个人交流不是太多。后来和他接触过几次，就在这很少的几次交流当中我想给大家补充一点很有意义的。88年留美经济学会在密歇根开会的时候，那时候选会长还没有通过Email选，是现场竞选。有几个竞选也是蛮激烈的，那天晚上我在一个会场里碰见了小凯。我说：小凯，今天这个竞选这么激烈，你为什么不出来呢？你这么有成就有影响的人，你出来的话，我想争议就没有了。他说：你是多久知道我的影响很大的？我说很早就知道你的影响很大。他说，如果你认为我的影响很大的话，你不认为如果权利和影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太多的话，对我们一个新的组织会是不利的？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太骄傲了，对自己的影响那么自信。事后一想这个事情，一个新的制度，不管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处在制度改革的时候，制度应该分权而不是把影响集中到个人身上。他把理论活生生地用到自己身上，让我感受非常深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到这个对话，影响到我自己的成长，甚至影响了我的事业。对中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我们也是有很多探讨，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想，如果我们中国再多几个像小凯那样的人，希望把权力和影响分散到更多的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到个人身上，我们经济学界也好，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好，应该更有希望的。今天听到这么多人对小凯更深刻地介绍，我觉得今天这个座谈会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想我会重新考虑我们下一次会议的方式，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我们今天对小凯的怀念，希望我们大会能够做得更好。
李稻葵（清华大学）：跟在座的很多人一样，我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相信精神永存，我相信灵魂常在。我跟小凯接触很多年了，我也记不起来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一直是非常非常的敬仰，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让我总结的话，我在想，小凯的灵魂、精神是什么？我觉得他是非常顽强、非常倔强的一个精神，在我看来这也是格外的对学问、对真理追求的那个精神。顽强的灵魂是一个不断求索的精神，而且非常执著的追求目标的精神，而生活上是一种对自己的事情根本就不在乎的态度。他的人格、风格，他的为人也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想小凯虽然55岁的人生并不长，可是他对我们在世人的影响是永恒的，他发起创立CES的很多想法、他的学问、他的理论、他的执著的精神，对我们精神上的激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想他可以非常平静的离去。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在去世的两三年前皈依了基督教，虽然我本人并不信教，但是我很羡慕那些能有精神上追求信仰的人。他给我们很多人都发了Email，表示忏悔，表示他心灵上的宁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不必过分的悲痛，我们应该为他平静的离去而感到欣慰。当然我们应该继承他精神上的激励，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卢锋（CCER）：我想纪念小凯先生，可能不止是CES的事情。我最早是在网上知道的，网上已经有很多的评论。我想很多读他的新兴古典理论的学生、社会青年，都会用他们的方式来纪念他。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小凯先生创造了一个特例或者记录，有一点像前两周在杭州纪念Gale Johnson教授这样一种情况。我们这次在外面开会就谈到这件事，对于国外的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去世以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非常资深高级的官员，还有很多国外的学者，还有很多和他有过交往的国内学者，自愿、自发的组织起来来讨论他对中国的贡献，这是一个现象，一个特例。我觉得小凯先生的过世可能也会创造这样一个记录。在国外作教授的，由于他的经历，由于他的学术上的贡献，由于他人品的感召力，能够在国内引起大家这样的一个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特例和记录。
我个人没有幸运和小凯有个人的交往，但是也有过一次很近距离的观察。小凯1996年在中心当过几个星期的访问学者，完了以后有一个很小的聚会，那个时候北大东门还没有拆掉，有一个小红嘴饭店。我们的学生和教员和他一起吃饭送他。吃完以后学生做一个游戏，只要小凯一个教员参加这个学生的游戏。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把一个椅子放在那儿，大家抢坐这个椅子。整个游戏下来，小凯居然是冠军，没有被淘汰。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他，很年轻的，四十出头的样子。
去年我到哈佛去访问的时候，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一个美国的朋友，他曾经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过一年，他知道我是搞经济学的，就跟我谈了他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在普林斯顿读书，刚开始去的时候，不会说英文，每天在吃饭排队的时候就要找他学英文。后来说着说着我就知道他说的是杨小凯。过了大概一个月以后，这个美国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整理过去的文件时发现杨小凯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我跟他开玩笑说，杨小凯教授是中国最出名的经济学家，那封信应该好好留着，将来可能有文物的价值。虽然当时在开玩笑，但现在看来，这话不一定是无稽之谈了。
杨壮（北大国际MBA）：可能我是在场唯一和杨小凯一起上学的人。84年我去普林斯顿，当时杨小凯、于大海和李少民也在，李少民是社会系的，杨小凯、于大海是经济系的。我当时学的是公共政策，感到一无是处。而且当时人生地不熟，很多情况不清楚。第一年就着这么过去了。第二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也到经济系去上课，我们就是一个班的，有过很多接触。今天早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哭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杨小凯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一个相当有抱负，有理想，而且有个人自己的观点的人，而且从来不忌讳在别人面前阐述他的这些观点。当时听了他的经历以后首先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人的人格，人格很重要。他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不但有抱负，而且对很多事情，包括当时中国的政局、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方向都很有见解，这一点对我后来的发展也很有影响。另外，杨小凯也很平易近人，很多时候和我们在一块谈笑风生。有过很多趣事。因为他的年龄都比我们大一些，当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和我们讨论之后，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能从他的嘴里听到很多笑话，尤其是生活的趣事。
当时我了解的就是他活得很自然，活得很潇洒。我们当时常说要天人合一，他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他是一种精神与灵魂。精神与灵魂对大家的影响主要是一个人，不管你是经济学家也好，任何学家也好，怎么样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做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能够影响周围。这样的人不管活多少岁都会活到人们心中。
赵耀辉（CCER）：我跟杨小凯的交往非常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舍温·罗森请他去讲分工那篇文章，当然早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有成绩的人。真正和他接触是2000年在上海开CES的会，当时晚上大家在游船上聊过一些。当时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可亲可敬的人，以前只是觉得他有那么多经历，只是远远的看着他。后来我到NBER访问时到哈佛把写他经历得那本书借出来，读了之后我对他特别的敬仰。他忏悔的那封信我也见到了。后来听到他生病，对他的健康状况我也非常关心。现在他走了，希望大家都好好的照顾自己。
夏业良（北大经济学院）：我是小凯教授的学生辈，虽然没有直接做过他的学生，但是我在复旦读博士的时候他曾经在复旦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复旦经济学院安排我具体负责接待他。我有很多机会和他单独讨论，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那时候我感觉到杨小凯是一个大彻大悟、宠辱不惊的人，对他怎么赞誉他都不是怎么样感到得意，对他批评他也不会变脸感觉挂不住。给我感觉他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但可以面对也可以交流的。没有别人在场就没有什么顾忌，我们有很多小的争论。我觉得在学术勇气上他能做到藐视一切，所以有人说他有傲骨。但是在待人接物方面，他又非常有礼貌。当时在复旦大学陆德明教授老是讲后发优势，他就心平气和的听人家讲后发优势，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后发也有劣势。后来进一步的阐发，他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后发劣势。2001年我在乔治·梅森大学拜访布坎南先生的时候，他当时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你们有一个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我说是谁？他说是杨小凯。布坎南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说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可能是要很多年以后人们才能认识到。这是布坎南的原话。有一次在线访谈，我当时一直在经济中心机房陪同他完成了在线访谈的整个过程。网上各种问题都有，涉及到政治制度、宪政等。当时就谈到对何清涟的评价，我注意到他的态度是非常平和的，他没有说他赞赏何清涟的全部观点，但他说了一点，《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是一本有良心的书。当时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对一个人的评价一定要客观。
肖瑞（经济观察报社）：小凯的逝世让我们都非常悲伤。我认识杨小凯也是在浦东的香格里拉举办的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他当时有一个观点让我觉得非常新鲜，他提醒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要沉醉于后发优势，而更要警惕后发劣势，当时这个观点报道出去以后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更让我受到震动的是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他那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当时我就想，我要去采访那些在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把他们的成就和经历记录下来，这个念头就是在那几天和杨小凯一路聊的时候产生的。后来经过两年多的时候，也有在座各位的协助，那本书叫做《理性的激情》后来就出版了，我就跟杨小凯讲，这本书相比起你们的人生经历和学识实在是太粗旷太朴素了，还需要对你们的东西作进一步的开采和挖掘，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干得确实是太慢了一点。我一直是一个相信因果相报的人，小凯这一走让我觉得挺迷茫的，这样一个历经曲折、率真、善良、热爱家庭、善待朋友的人，他这么快就走了，让我真是有点想不通的，只能说人生无常！也希望大家多多珍重。
李利明（经济观察报社）：我认识杨小凯教授是在1998年CES举办的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上，此前已经就问他的大名但一直未能相见。记得当时我向他表达了敬仰之情表希望能够给他拍一张照片留念的时候，他主动说：那我们拍一张合影吧！一位大经济学家能够对一个年轻的记者如此平和让我很受感动。此后的几年我就有机会和他进行更多的交往和接触，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陆陆续续的帮助他翻译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方法》的部分章节以及一些其他论文。
在2001年9月从李稻葵教授那里得知小凯教授患肺癌之后，我十分着急，除了给他发邮件进行慰问以外，还托人给他带去几包治疗肺癌的中药，盼望他能够朝日康复。每一次我给他发邮件的时候，都劝他要多休息，有什么事情就交给他的学生做，我也可以为他做一些事。2002年8月我和小凯教授通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越洋电话，在电话中我劝他要注意身体，珍重自己。2003年10月他去湖南大学讲课，我由于工作繁忙不能去长沙，就托一个同事带去我对他的问候，没有到此后不久他的病情就开始恶化，我也失去了再见他的机会。
三天前我梦到了杨小凯教授和我告别，当时我的感觉就非常不好，当我真的面对他离去的噩耗，还是感到无比哀痛。
廖建军：感谢经济中心组织这次怀念杨小凯的活动。我作为杨小凯的一个晚辈朋友，认识他是1999年我在沃顿读书的时候，当时他在哈佛访问，后来接触也就多了，开始读到他的论文，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杨小凯有一点让我感受很深，就是他热爱生活。他热爱生活开始表现在对政治的激情上，他经历了很多坎坷，但他一直对社会有很大的激情，后来他把它转变在他的学术研究上，再后来表现在他经过一些感情经历，表现在对待家庭生活上，最后表现在他对宗教的热爱上。这对我生活也是有很大的启发。他也给我很多鼓励与勇气。在这里缅怀他，我也希望他早日安息。
施建淮（CCER）：对杨小凯教授很早就听说过，主要是从他传奇的经历，感觉他是一个须仰视才见的人物。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相识，对他的研究也了解不多。但是昨天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海外这么有影响的一个学者，一般想象都是西装革履，意看到他的这张照片，非常震惊就是他的人格力量不是靠一种包装，一种外表的东西。听到大家介绍之后，和当时看到这幅照片之后的感受是一样的。我想几句话是不能表达我这种心情的，我只是想说我非常敬重他的为人，应该努力向他学习。
（李利明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