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衍访谈：回忆杨小凯

 

问：杨小凯在中国早负盛名，是因为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今天我们仍然好奇的是，到底是什么驱使一位中学生写出这篇举国关注的文章呢？

 

张居衍：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讲了很详细的经过。年轻的他与家里的保姆座谈，保姆在他家干了好多年，关系一直都很好，小凯却发现保姆有好多不满的情绪。跟保姆谈完后小凯到农村调查，发现农村有好多贫苦的人，对共产党最初的十年很失望。刚解放时大家都盼望共产党能够改变国民党时期的那个局面，包括高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打内战时，百姓都同情弱者。共产党刚上来也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希望。但没想到十年就出现了这么大的灾难，所以人们充满了怨恨。但是当时大量的政治运动又把人们这个怨恨给压制住了，情绪都积压着等待爆发出来。

 

小凯没有受限制于他的家庭和他所属的阶层，而是很客观、很理性地去探索和思考现象后面的本质。正因为不从自己的位置、家庭背景和利益角度出发去思考社会的方向，他得出一个很独立很有影响的判断，在那个年龄写出那篇非常震撼的《中国向何处去》，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一个高中生居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大家都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核心地位，把他当成偶像崇拜。在那种情况下很少人对共产党本身，对党内阶层做分析。杨小凯一个高中生能摆脱自己的身份限制，站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他还进一步思考用怎样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态。他提出要推翻这个特权阶级。每个革命集团都有一个正统的理论来维持革命和统治的合法，如果顺着共产党革命的逻辑，就要继续二次革命，才能维持这个党的纯洁性，这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过去我们总以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财富的不同分布影响上层建筑的变化。其实并非如此。革命家依靠合法性的理论，影响一大堆人来跟随他。所以当时的一些掌权者看到这篇文章很害怕，虽然那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印多少份，但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当时小凯希望通过巴黎公社的原则来进行二次革命，所以这篇文章就犯大事了。统治者最怕这种有思想的人，他就这样被关到牢里。很侥幸的是，小凯的生命在牢里保全下来，他没有让自己的意志消沉，却在牢里发现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有些狱友是那个年代最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跟这些人的接触中他学到很多东西，弥补以前判断的缺陷。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小凯开始系统学习很多方面的知识，包括数学、经济、历史、哲学等，同时他也开始更深度地思考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现在那么多人喜欢读小凯的书，尤其他对长期政治走势的解读。他不是政治学专业出身，但他面对最现实最根本的问题，不拘泥于理论，语言直接，却很深刻，这些令读者喜欢的风格都是当时在牢里的学习思考中淬炼培养成的。

 

问：不管是做经济学研究，还是中国的宪政问题，他都表现出一种独立的批判意识。您怎么看待小凯这种独立思考和批判主流的知识分析风格呢？

 

张居衍：小凯很注重读历史，他在哈佛的时候去参加读书会，大家一起读书，他很享受那个过程，读了好多历史方面的书。现在很多人一谈到民主，就想到希腊的城邦，那真是太远了，近代的资料很重要，但读一辈子都读不完。同时，你想研究近代的历史就要去了解过去的历史延续，这才有一个平衡。

 

在讨论宪政问题上，小凯有独特的贡献，他能联系到过去发生的历史。你要理解中国，必须要从清朝末期谈起，不要太远，不要跑到唐朝、宋朝去了。了解历史，会发现好些被忽视却是很重要的历史过程。比如清朝末期跟国外的交流可能比现在还要直接，国外对中国的接受程度比现在更好，那是一个黄金时期。比如，苏联解体后公开的资料显示，苏联对中国的近现代史影响很大，不仅与共产党，同时与国民党有很深的地缘政治的关系。

 

小凯在监狱里渡过十年，经历多次生死关头，他变得很纯粹，很彻底。1989年，当他看CNN直播北京发生的事情，他抱着电视痛哭。这种情怀现在的知识分子是缺乏的。这些情怀都会体现在他的文章里边，尤其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他不会去讨好谁，更不会对眼前的问题故意视而不见。他批评有些经济学家，对实际的社会问题故意回避，还用一般读者困惑的复杂理论加以修饰。他说好坏其实不需要太多理论的支持，不能违背起码的原则。那对不起学术和个人的良心。

 

问：关于宪政研究，他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文章可能就要数他和哈佛大学的萨克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胡永泰于2000年合作撰写的文章《宪政改革与经济转轨》了。今天怎么看这篇文章的遗产？

 

张居衍：那篇文章主要是小凯写的，主要是讨论苏联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那个时候人们都认为渐进改革很好，社会可以比较平稳，但小凯认为不一定，他认为你不能用五年十年的数据来看，十年二十年都不够，你要从更长的时期来看社会要素的变化。另一个就是宪政的权利制衡的重要性。讲到权利制衡的上层建筑，民主社会需要有比较成熟的两派，谁也吃不掉谁，就像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谁也吃不掉谁。这种政治平衡变成共识，比如当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胜利后又把南方的民主党拉回来。他讲到中国转型中的很多失败历史教训。他后来又写出《中国百年经济史读书笔记》。

 

至于权力制衡需要怎样的经济基础，那篇文章好像还没有讲到这么多。他后来谈到财产私有，他认为只有财产私有才能保证个人的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才能思想自由。

 

问：十多年前，杨小凯和林毅夫在朗润园有过一场著名的辩论——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之辩。您同时作为杨和林的学生，怎么看待两位老师之间的观点之争？

 

张居衍：林毅夫教授的理论框架来自比较优势理论，外生比较优势是贸易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说两个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后来各个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但是那个模型有很强的前提假设，即假定两个国家的技术集合是一样的，有了这个前提后不同的劳动力和资本比例会带来两个国家的分工。但是，当你把两个要素拓展到三个要素的时候，比如在资本与劳动中间再加入土地或者人力资本的时候，它会产生不同的组合，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会产生更复杂的结构，也就是说不会简单按照资本和劳动的禀赋结构比例来决定具体劳动分工安排。

 

经济学理论从来都是基于假说和局限条件的。越好的理论越是把丑话说到前头，越不好的理论越觉得他能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而不把他的前提条件讲清楚。我们在现实中会观察到跟比较优势理论预测很不一样的事情，贸易理论学家为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做了好多计量回归模型来验证，包括里昂惕夫等经济学家，却发现实际数据和理论很不配套的，甚至有时候反过来的。后来不得不从技术因子出发，考虑各国技术条件差别对这个理论验证过程的影响。

 

所以说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两个投入要素，给定相同技术矩阵的情况下推导出的逻辑结果。但如果我们增加投入要素种类，放松技术限制，再加一个可以逆转的要素密集度的现实条件，就很可能得出不一样的国际分工结果。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框架里，技术是一个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内生演化的机制，他理论的重点是资源禀赋结构的调整。

 

这个理论还有个很强的假定，就是存在一个超乎一般的决策者来告诉大家哪个发展战略更符合你的资源禀赋结构，这是一个很强的前提假定。这个假定在现实当中很难实现。比如说现实中需要很多的试错，需要所谓的企业家来发现这些要素分布。不单纯是劳动力和资本，还有很多企业地域的状况，比如当地的资源、一时的宏观信心、社会关系、政府、政策变化和自然条件天气等，这些要素都汇总到一块，那就考验你的决策能力了。所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人来告诉你发展劳动密集型就好，像四川和福建，制鞋都是劳动密集型，但是福建是走在前沿，它靠近海边有信息优势，它优先发展制鞋，而四川就比较慢，这就不单纯是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发展的过程，还有很多更多维度的变量。

 

林毅夫老师从他的理论出发，会在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讨论中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对基础设施，基础研究的支持。但这里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应该明确区分不同的政府。不同国别，不同时期，不同组成的政府，差别巨大，我们应该担心的不单单是政府的能力，而是政府和背后政党的国家机会主义能否被制度所约束（Check），而不是让这种机会主义变成长期制度化。其二，由禀赋出发的比较优势理论从来没有解决谁来发现和选择的问题。而技术和制度优势的演化，从来不是学者或者政府所能预见的。现实里需要企业家等市场里自负盈亏的主体和更有创新冒险的个体来实现。

 

杨小凯的博士论文是做贸易理论的，他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单纯从资源的结构出发，而是从组织的选择和演化，即组织结构分工的角度研究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在杨小凯的研究框架里，他更愿意在加入制度选择成本之后，观察组织演化如何受到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影响。当时他们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有个交集，小凯当时对于林老师的这套贸易理论就有怀疑。

 

后来他们还有一个辩论引起大家的重视，那就是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这是对两种可能性的不同判断，预测中国的现状会走向哪个机制的可能性。

 

其实，从理论出发，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是一个框架里的两种可能结果，并没有冲突。后发优势讲的是你可以学习先进国家，你有成本优势，中国的确享受了后发优势，学了日本和美国的技术。但小凯说，后发优势有两种，一种是产品生产类的技术优势，另外一种是制度优势，其他国家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几百年来总结的一套政治制度、三权分立这种政治安排，那么多历史教训已经摆在我们的前面。好好学习它，吸收它，不仅仅是技术，而且是政治制度的安排，那就是后发优势。但背后还有种可能，就是不愿意学这些制度，只愿意学技术，因为制度变化会触动到执政者的短期利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需要保持稳定的局势，搞试点来进行经济开发，但没有从根本制度上去反思过去，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和学习都很滞后，这就使得后发优势变成一种后发劣势，这是由技术的后发优势产生的制度的后发劣势。不进行制度变革，期望持续的经济增长能够补偿现实的制度变革要求，但很可能把目前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继续拖延，以至于到未来的某个节点，因为政治动荡，摧毁经济发展的积累。这才是后发劣势担心的可能性。

 

有人说要把中国的经验介绍到非洲去，还提出中国的经验，说这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中国出路，这真是有点夜郎自大，没有面对我们自身的问题。面对现在的社会情形和流行的道德状况，我们却没有进行制度上的自我反思，不去改变根本制度，但花了很大力气去抓腐败，还说这符合舆论的要求，这是很典型的后发劣势的表现。培养一个官员当广州市委书记需要多大的资源投入？这是不容易的，这些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官员，一天就没了，你说这是优势还是劣势。

 

问：黄有光教授写了一篇《十年后回顾杨小凯的贡献――兼谈我俩的差异》的文章，作为亲历的旁观者您是怎么看杨小凯和黄有光之间的差异？

 

张居衍：文章我看过，黄有光教授的文章还拘泥于一些细节，在学术上他和小凯有争论。黄有光教授年轻时在东南亚也是革命青年，还写武打小说，属于那种人生比较顺当的，早早就当上教授。一个人的经历对他的判断还是会产生影响，他对小凯有很多帮忙，但两人因经历不同，之间也有很多争论和差异。有光教授也是也是直率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哈哈大笑。

 

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能够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争论和差异都释放掉，他很单纯地想在经济学说史上有所建树，想树立一个学派。他们那一代人，包括林毅夫老师也都是这样。小凯想创立学派，所以他就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来做，用这个来来分析经济模型，自己呕心流血编写教科书，办学术研讨会，培养学生，然后又把书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去。即使在患病后，他还抱病跑到世界各地去宣讲他的理论。现在看来，最后被大家所接受还是靠他的文章和思想，这点小凯很骄傲。很可惜小凯去世早了，这个学派影响力就大打则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问：那么，小凯去世后的这十年，超边际分析理论有哪些发展和应用？

 

张居衍：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那是一个的理论框架，需要维护，需要用现实的发展来补充，小凯那么早过世了，他过世之后，他的著作、他的理论观点的传播和发展也会受影响。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毕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流，经济理论都需要与现实相结合，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学习培养上都要比之前的强，很难说哪个好那个坏。

 

问：小凯曾说，要根除腐败的话，要把企业的所有权私有化，把垄断给废止，就可以抑制不正之风。但事实上行业垄断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打破，在你看来怎么样才是废除垄断的一个利器呢？

 

张居衍：腐败是因为有一个不受限制地权力空间，有个概念叫rent，就是寻租过程，比如土地问题，一亩几万块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倒手就是几百万，这里有很大的租值，就存在这样一个制度空间。这个租值空间被垄断。政府有一个合法的licence，他能做你不能。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保障，所以国有控制与政权基础结合，需要控制很多社会资源来维持统治地位，必须有经济基础。这种控制产生很大的租值，所有执政者有很大的权力空间。但具体的执政者是个人，个人面对诱惑就看挺不挺得住，正常来说都挺不住。你看这些被抓的官员，都很厉害，但到了那个位置不得不有这些行为，不单单是一个人，从政治学上说这是有一个团体，手下会有一帮人跟着你吃饭，上面需要有领导提携，是有整条脉络的，需要维护整个链条，这就不单单有经济动机，还有政治利益在里面。所以这个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有结构因素、历史遗传，还有这个政权天生的基础性东西，当然还有个人原因。

 

你当官为了啥？大家考公务员都有很现实的动机。我们宣传执政为了人民，到底能落实多少是有巨大差距的。像一些省的交通厅厅长换了三任，第四任都知道前任的教训，但最后还是被抓。

 

面对这些问题，考虑的不单单是经济制度上的完善。还得看根本制度，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为什么把公有制看得那么重？私有制就相对考核简单了，没有公益性考虑、社会包袱，自负盈亏，不需补贴。其实，这些年各地的房地产之所以发展这么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有的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好，使得国有企业不得不和私有企业竞争。我们现在担心房地产过热，但也不能忽略它也是支撑过去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而且我们现在的住房质量比以前好很多，背后就有这个道理。

 

问：尽管对房地产过热有各种质疑，但是根据复旦大学张军的研究，正是房地产市场的狂飙式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激励和实现资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这么快很大程度上与房地产发展有很大关系，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居衍：房地产带动上下游好多产业的持续增长。全国各地，像西安、长春、成都、更不用说北京天津上海，都开发了比旧城大好多倍的新区，但这里到底能有多少能转化为长期持续增长的东西，所谓长期增长的基础就很难说。这还涉及到有没有创新，这才是根本。我们很担心中国经济下一步会怎么样，继续靠投资推动，对核电和铁路的追加投资，还是有选择地支持有未来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关键是由谁来进行判断。就像比较优势理论，谁来判断什么才是未来的增长力？在经济增长势头不好时就就放开审批，多少个水坝、核电站都开工修建，当年的增长率马上见效，但发展的机制还停留在旧的轨道里。

 

问：小凯作为师者，留给您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张居衍：第一次见到小凯是96年的时候，那时我们还在北大读书。那时候是他最活跃，也是他事业的巅峰时刻，他雄心壮志地规划好好多事情。那次他来给我们来做了三天讲座，当时是张维迎老师负责组织的。到后来我跟他读博士时是他生命后期，生病得了癌症，他跟之前我看到的很不同。他开车接我们去海边散步，去山上走路聊天，他很照顾我，经常邀请我们几个学生去他家里吃饭。人变得很谦逊，对于过去那个骄傲的杨小凯他会忏悔。然后会鼓励我们更多的照顾好家庭，照顾好自身，不要在事业上那么想出风头，那么的想达到什么地位。这就有很大不同。

 

那时候的他会更安静的、更深刻的去理解过去的这些变化，排斥年轻时候那种功利的目的，所以他会看到人本身内心更深刻的东西。可惜他去世比较早，否者他会更多的来考虑这些事情：宗教对人的影响，一辈子奋斗的目标，怎么更真实、更平和去实现目标，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后期的小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现在的老师带学生，都说你要赶快发文章，你要赶快找到教职，找到一个挣钱的、养家的路，这很现实。

 

但现实背后你要真切体会这整个过程，好多东西你要都失去了，才能体味到什么是最珍惜的，那时小凯大概就有这种体会。现在好多老师还没这种体会。

 

（张居衍博士为杨小凯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所带的博士生；采访者董金鹏为本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