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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小凯

同学们说杨老弟小凯在网上大肆品评区区在下,既大赞又大弹。这种争议我历来不回应,但多年前我回应了小凯一堆很好的问题,发表了,开了先河,而这次回应对学子会有点启发。

小凯大赞我的创意,却大弹我少读他人的论著。这不是很有点矛盾吗?多读他人的论著,我的创意怎会不减少了?好比半年前要摄影荷花,希望出版一本荷花摄影集,朋友们立刻说荷花的摄影作品多得不得了,要找些给我看。我说千万不可,因为我不要受到外人的影响。记得当年写《佃农理论》,我是先写下了自己的才参阅前人之说,竟然发觉自己的与前人的是两回事。如果我先读前人之说,十之八九会跟他们错下去。(作学生时我读过很多、很多,从来没有对后辈说不要读,小凯是指责错了。)

小凯说J.Stiglitz是从我的思想发展下去而拿得诺贝尔奖,批评我没有跟进这发展。这是不对的。虽然从来不跟进他人发展我的思想,但Joe的鸿文是例外——我是该文发表前的评审员。我不同意Joe的取向,但推荐发表。我不同意,是因为不满意自己提出的以风险决定合约选择,觉得从风险推出的假说无从验证。Joe对风险的处理了不起,如果我建议取消风险他就没有文章,所以推荐一字不改发表。至于后来他获诺奖,真替他高兴。听说去年他在某大学讲话时提到我对他的影响,是太客气了。

小凯说巴赛尔说我不聆听他人的学术讲话,一次罕见地到场听不到一半就大骂离场。对小半,错大半。对的小半是我少参与听讲,错的是该次要离场的是巴赛尔,我只陪他离开,一声不响,乖乖的。至于我少聆听,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耳朵天生有毛病,听得不容易。其二是本性难移,喜欢打断讲者的话题,往往一招命中,使讲者难以下台。港大的一些旧同事可能记得,八二年我任职港大后不久,陈老弟坤耀请了一位韩籍教授到港大亚洲研究中心讲佃农理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讲者用Stiglitz的风险佃农理论引证于韩国的农业资料,说不到几句我就指出他的风险量度的大错,显浅而又无可救药,在座的听众哗然。韩籍教授脸红耳热,草草收场。我为那尴尬场面耿耿于怀久之。

有几次类似的经验,好事之徒大事渲染,使后辈讲者见我出场就脸有惧色,讲得乱了。其实我毫无恶意,只是听得到时跟想,讲者一下走歪了就禁不住出声。佛利民比我高明。他明知讲者胡说八道,却笑容满面,说:可否让我替你修改一下?当年的佛老是我见过的思想最快的人。有这样的本钱,他要怎样就怎样。

同学们说,小凯老弟指我的文章没有需要评审的学报收容,所以改写中语散文。这也不对。初出道的第一篇关于佃农的文章,投稿于名学报,老编要修改,我不改,转投另一家名学报,评审的还没有读(他读过我的论文)就说会极力推荐。刊出时排第一。这算不上是经过评审。一篇寄到英国某名学报的关于中国婚姻的文稿,老编只几天就同意发表,但要求减少五百字。我删去结论的前一节——后来布坎南说删去的最重要!这是我唯一的正式经过评审才发表的文章。其它的要不是被刊物约稿,就是明知评审一定通过。明知会通过的评审算不上是评审。最奇怪是《蜜蜂的神话》。高斯听到我跑果园就立刻打电话来订稿。写好后H.Johnson说一定要给英国某学报,我说高斯订了,他不高兴。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报》的老编写信来索取该文,我说高斯早订了。

我的学术文字生涯大都是应酬约稿。所有英语学报都有评审制,但好些对我网开一面。回港任职十八年,英语学报还是不断地求稿,但多用了中文下笔,只应酬了十多篇。我的看法是重要的文章,发表在哪里也会传世,不重要的有天下无敌的学报收容也没有作为。后者对职业上的升职有助,但我出道后一年就无职可升,所以为文只求趣味,求重要,懒得管什么评审不评审,或学报大名不大名。我曾经为评审的重要性问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主任的夏保加。他说评审毫不重要,而他自己当时的三十多篇文章,只有一篇经过评审,其它都是约稿的。

说不重视在哪里发表,是衷心话。举个例,不少人认为被邀请在New Palgrave百科全书写项目,是天大的光彩。我为该《全书》写了四篇。其实我是被邀请写五篇的。最后一篇——《香港的金融制度》——我当然可以写,但我认为同事饶余庆比我知得多,会写得比我好,就向老编推荐饶兄。老编回信还是希望我写,但我说:相信我吧,饶同事会比我写得好。果然,倚马可待,饶兄寄出文稿后,老编给我信,大赞一番,对我千多万谢。

我明白而又同情今天的后辈学者要面对 publish or perish 的生涯,但反对那些数文章,论学报,计引用次数的胡闹衡量。很不幸,人在江湖,小凯是被这些衡量误导了。他天赋高,工作勤奋——我和他作过同事,知得清楚。如果小凯出道时能得到佛利民、高斯、艾智仁等大师的教诲,知道这些前辈对学术贡献的看法,他的文章不会那么多,但创意不会在我之下。我自己对经济文章的衡量,首先是假说或理论可以验证,跟是发表后三十年文章还活算是小贡献,五十年文章还活是大贡献了。三十年比五十年小很多,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文章活达三十年不困难。

令我很反感的,是那些认为以中文下笔不算是学术的观点。这观点今天很普及,是崇洋媚外,虽然大家都知道以英文发表远为困难。但如果中语文章不是学术,中国的学术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记得史德拉不知在哪里说过,写文章也要讲边际效用,务求边际效用相等。如果不论升职,不管声望,我认为以中文下笔的边际效用今天是远高于以英语下笔的。这是因为经济学的知识对神州大地的青年的帮助,远比对外地的读者为大。另一方面,如果文章真的重要,以中文发表后总有一天会被人译成外语的。是的,我认为最近以万多中文字写的、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埋地三尺也会传世。

衷心慰问小凯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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