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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院士

  7月7日中午,刚刚参加完在职研究生论文答辩工作回到办公室一打开电脑,就收到黄有光先生上午9:30刚刚发来的电子邮件:“上午7:49分小凯走了!”对于这个噩耗,尽管心里早有准备,但消息的突然降临,心里难免还是有些凄楚。最早得知小凯身患绝症是2001年年底与黄有光先生的一次电子邮件联系。去年11月参加在美国德州San Antonio举行的“第73届美国南方经济学年会”,在与一些学者,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学者频繁交流中就已经知道小凯近期的确切病状。心里一直在默默的为他祈祷,希望奇迹发生,但奇迹总归没有发生!小凯的离去,对于当代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解开华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情结,是莫大的损失和遗憾。

  第一次认识小凯是1999年年底,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适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引进的邹恒甫教授正大刀阔斧的采用国外一流大学经济学教学体系。为此,有幸结识了被邀请去讲学的小凯,并先后花了两学期时间系统学习了由小凯亲自传授的“博大精深”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后,本人因科研和工作关系,曾在国家信息中心担任“中国经济信息网”常务副总编。期间,为了宣传新兴古典经济学,特地与当时已回到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的小凯联系,在他的配合下,为他制作了专栏。几年来,“杨小凯专栏”点击率已超过万次,在中国经济信息网的“经济学人”中的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第一。甚至其中笔者从经济增长角度所写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简介》一文(曾得到小凯的修改)都被国内不少网站转载。最近在看徐滇庆纪念小凯的文章中又知道,我曾经工作过的国家信息中心(原国家计委信息中心)正是小凯80年代初期写出展露头角的《经济控制论初步》的地方。而更为荣幸的是:小凯读硕士研究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正是笔者目前正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地方。此外,小凯的几个得意门生,如史鹤凌、文玫等的硕士均是在这里取得的。

  小凯是个伟人、巨匠,其神奇的经历,其所表现出的勇于创新、百折不饶、实事求是和关心国事的优良品格,足以让我们后生引为楷模。

  积极进取,勇于创新。针对新古典忽略了劳动分工这一致命弱点,杨小凯提出了新兴古典(又称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经济学。该理论体系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所有当代重要领域进行了原创、新颖解释,并试图通过“分工和网络效果”进行全线贯通。按照小凯上课时给我们的说法:“边际分析仅为超边际分析的特例”。换言之, “消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纳新古典经济学”,杨小凯可谓超级雄心和“野心”!

  杨小凯的主要观点先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等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发表。其后,又与另一华裔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合作,先后完成了《经济学原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等著作,从而初步奠定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个全新的经济学框架得到阿罗、萨克斯等多名著名经济学家的肯定。诺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小凯的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甚至认为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身处逆境,百折不饶。杨小凯教授的一生可以说是极为坎坷。身为湖南人的杨小凯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读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当时年仅14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杨小凯在狱中十年自学高中和大学英语及数理等课程。1978出狱后以第一名成绩考上中国社科院数技研究生。后来在武汉大学担任讲师的小凯被美国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挑选,赴美留学,于198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并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后来移民澳大利亚发展。他上课时有一次闲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得益于一起坐牢的一位数学家。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雏形来自于坐牢时通读了《资本论》和《国富论》。更有甚者,他甚至在没有看物理书的情况下证明了牛顿第二定律、用数学纠正了《资本论》中的两个遗漏…

  平易近人,实事求是。听小凯讲课是非常轻松的事情。你可以在他上课时随时打断他的讲课,就他正讲授的内容与他展开讨论。他会认真而耐心地倾听你的不同观点,并会详细的阐述自己的看法。你可以在课间就你感兴趣的课题与他讨论,并就教学进度与他商量。甚至,假如你对他正在上课的内容不感兴趣,可以立马走人,但他言行中绝不露出一丝不快。听中国社科院数技所一位老师介绍,小凯最得意弟子之一的史鹤凌成为他的学生非常传奇。上世纪80年代末期,已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小凯回社科院数技所举办了一场有关超边际分析的学术讲座。期间,一个硕士研究生指出了小凯推论中的几个数学缺陷。小凯在承认错误后,提出可以由他出资,邀请这个学生去澳大利亚进修一年。在后面的讲解中,针对小凯推论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个学生继续指出其中数学推论的不足。结果,小凯当场表示:假如这个学生愿意,他可以全额资助这个学生免试去莫那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个学生就是现在已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过文章的莫那什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史鹤凌博士。这种涵养、平易近人的作风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

  关心国事,传经送宝。假如14岁的杨小凯写出的《中国向何处去?》仅仅是一个热血少年面对“文革”困惑所发表的“稚嫩”感想,那么经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以后的小凯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分析应更具专业性。记得一次课间休息时,我无意间问他为何在80年代末获得经济学博士后不选择留在美国一流大学教书,或回国参加中国的经济建设而选择去澳大利亚时。他答道:一是莫那什大学有黄有光,他可以共同光大新兴古典经济学;二是在澳大利亚可以从“第三者”的视角,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在两岸三地的媒体和网络上,有大量杨小凯的文章。我最近用google搜索了一下“杨小凯”,网页竟然高达157,000之巨!他在中国经济增长、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特别是与林毅夫先生就“后发优势”和“后发逆势”的热烈讨论引为经济学界的美谈。此外,为推进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接轨也做了不遗余力的工作,除了收留和栽培了一批华人学生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均先后留下他讲学的足迹。


2004年8月4日于南京
江苏省行政学院

转摘自 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5230&replyID=4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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