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杨小凯杰出的教科书《经济发展和劳动分工》做序对我而言是极大的愉悦和荣耀。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严谨的经济理论学家之一，也是经济学职业中最有创造力的思维之一。对于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对于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而言，他是一个主要贡献者。毫无疑问，他也是他的祖国中国的社会转型的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在延伸了将近20年强有力的工作中，杨寻求重构基于亚当·斯密的基本洞见的一般均衡经济分析，这个洞见是：劳动分工的角色是经济发展和增长一个本质上的先驱。杨很早就认识到这个大胆的研究项目将需要一个全新的数学框架，并且实际上这样一个数学框架的缺乏已经使经济理论的早期拓荒者，包括诸如马歇尔、杨格和斯蒂格勒这些伟大的劳动分工分析家遭受挫折。杨通过采用基于非线性规划技术的超边际分析的精确工具来提出挑战。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个关键基石是杨小凯与黄有光合作的开创性研究《专业化和经济组织》 (North-Holland, 1993)。 杨领会到周密的劳动分工一般均衡模型将用于两个基本目标：它将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一个研究工具，也将为教学提供一个典型的框架，以便于整个世界范围经济学职业的教师和学生将具有一个共同的模型和工具集合，用它们来讨论和研究劳动分工。这本新的教科书将对于研究和教学的双重议程提供另一个重要的贡献。
杨的工作贯穿始终的强调：在二战以后的年代标准的发展和增长理论的概念简化和数学简化怎样就经济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严重误导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从业者。最简单的模型打算处理一个单一的“代表性商品”和一个单一的“代表性代理人”，常常援引船只被毁的鲁宾逊·克鲁索这个孤独的人物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实际价值的模型，而不是去研究经济的社会背景——通过市场、组织以及社会和政治关系彼此相关的个人和企业怎么不同——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和企业，战后模型主要集中在储蓄和投资模式上。根据这样的模型，最大的发展挑战是提高资本积累的比率。在这样的模型中，鲁宾逊·克鲁索在荒岛上的收入随着他积累的生产性资本而增加。
发展经济学因而把注意力转向储蓄率、增加的资本—产出比率、预算平衡，以及资本积累的其他指标，作为几十年来主要的分析工具。社会主义经济——包括苏联和中国——为了加速工业化和发展，强调资本积累到了极端的地步，通过使用各种强制方式，包括农民收入的极端榨取，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唉，发展经济学的储蓄引导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是不适当的。积累资本是一回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为此，经济体需要享受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为此，正如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强调的，它要求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法治和市场力量在促进生活标准提高方面比起专制要有力得多。
斯密、杨格，以及其他追随者伟大的洞见之一是：劳动分工依赖市场的范围，而同时劳动分工帮助决定市场的范围。杨的模型生动的阐明了这个相互的因果关系，并且以这些主题以前从未达到的数学上的严密程度进行阐述。杨也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那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例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斯密本身强调在决定市场的范围中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方面，杨遵循了这个传统。
杨的模型也把来自贸易的利益放在一个比起比较优势的标准提法更加广阔而深刻的地位上。杨的模型有重要而现实的特征：国际贸易是生产率增益的一个源泉，甚至当贸易的经济体在他们的基本禀赋和能力方面基本相同的时候，这是与“新贸易理论”的结论相似的一个结果，尽管在杨的情形中支撑基础是通过劳动分工，而不是通过新贸易理论的绝大多数所假定的情形——在企业水平增加规模报酬，在产业水平的不完全竞争。贸易，作为斯密首先解释而杨的模型阐述清楚的，允许来自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增益。一旦适当的焦点被放在来自日益精确的劳动分工的生产率增益，杨的模型把已经引诱和欺骗了许多穷国多年的贸易自给自足的道路与违背自己利益、真正的毫无希望划上了等号。保护主义是摧毁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利益的必然方式，这是回到斯密最初概念的一个论证。
现代经济理论的许多分支，包括斯蒂格里兹、迪克希特、克鲁格曼以及其他人的不完全竞争和新贸易理论模型，分享了杨的劳动分工模型的一些结果。不完全竞争模型也帮助我们理解在具有相似禀赋的经济体之间贸易流动、集聚效应和城市化的利益，以及一个经济中企业和产业数量的决定因素（和经济生产率怎样依赖产业的数量）。两种方式确实看起来相似，然而，杨无情的聚焦在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的收获更多。在许多环境下，杨的方式将提供一个对于经验上的理解更加合理的基础，并且能够探讨在新贸易理论中不能很好处理的许多现象，诸如在个人层次上的专业化、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网络经济深奥的微观经济学，诸如作为贸易工具的货币的使用。杨对于劳动分工的强调有助于我们理解来自经济一体化的生产率提高，甚至当——这是常见的情形——在企业（或者产业水平）没有明显的递增规模报酬、当产业水平的不完全竞争不现实的条件下。杨的方法因而给我们最高深的工具来更新对于经济交互作用的网络的理解，这一网络是在有利于专业化的条件下产生的。
这本教科书对于许多新的研究方向来说将是一个起飞点。使用杨的建模方式来研究全球化下正在出现的全球区域经济网络将会硕果累累。技术的传播和革新也依赖专业化和经济交互作用的网络，因此是将来研究的合理方向。自然地理条件、交易成本和市场的范围之间的联系在经验上的确认仍有待于进行，但是在教材的第二章讨论的初步结果是大有前途的。杨关于网络复杂性和网络可靠性的两难冲突的猜想提出了许多高级研究主题。
杨的工作也将非常成功的与基于图论的迅速进步的日益复杂的网络模型（诸如“小世界模型”的出现）相吻合。网络模型试图把一个系统的“自发行为”（宏观规模特性）解释为构成交互作用网络基础的拓扑功能。这些模型在社会学、流行病学和工程设计中的使用日益增加。既然杨和网络建模者都高度强调在代理人之间交互作用的微观特征，经济学能够从新网络理论学到更多的东西，而杨的工作将提供一个极其重要的桥梁和框架。最后，正如杨始终强调的，对交易成本的强调正好把杨的模型放在诺思和同事们的现代经济史分析方法的背景中——他们强调关于产权和缔约的经济制度的变化怎样帮助决定劳动分工的程度，从而决定整个经济增长的过程。
我也必须说一些关于杨小凯个人的话，不仅因为他勇敢、专注而坚定，而且因为他的个人经历有助于理解他对于经济分析的基础研究。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极端动荡和摧残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当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如杨极富洞见的描述的，在中国工业部门非常有限的劳动分工大部分是通过复制更发达经济的工业化模式来获得的。事实上，在新政府的第一个十年，即使是这个入门的工业化也仅仅影响了人口和经济的一小部分。杨在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维持生计状态下的一个社会中长大。
作为一个年轻人，就像他那一代的几千万人一样，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正是在他的个人生活和正式教育的极端错位期间，杨首先承担起他的经济学研究重任——常常使用非正式传播的书籍和期刊，或者在临时的环境下向同样被卷入时代动乱的知识分子学习。他的“教授们”的许多人从来未能返回大学，死于拷打或者疏忽或者监禁。但是在这些条件下，杨被引导着探索关于他自己的社会非常深层次的问题，最终关于更普遍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最新学术时尚的光辉，或者在学术环境中能够朦胧出现的那样大量的小问题，杨寻求探求关于中国的贫困问题、城乡关系问题、专业化和专家知识的角色以及毛泽东的灾难巨大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其他生与死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探求中，我相信，杨开始形成他将来的研究计划。文化大革命之后，杨在中国和美国的研究生和后研究生学习给了他正式的理论工具来分析，但是从那时起，杨已经在开始从事经济科学中最基础和正在探究的问题研究。
我在1990年代认识杨小凯，当时我把我自己的部分研究转向中国出色的经济改革和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策略的影响。杨和我长时间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性质，以及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改革路径的比较。我们在许多决定性的核心问题上取得共识：中国处于迈向整合到全球市场的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中国和东欧严肃的分析比较需要考虑这两个地方根本不同的条件（诸如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的差别，甚至在自然地理条件和进入国际市场上的差别）。我们也同意中国和其他转轨经济进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是转轨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富有成果的讨论导致了小凯在1998——2000年对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访问，还导致了我们在许多项目上的合作和许多论文的合著。在那个时点上，我们决定共同写一本关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书。小凯尽职的承担研究和写作的重任，然而我开始日益关注许多顾问任务、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在哈佛的启动，并且我自己的研究主业当前放在了全球化和发展方面。小凯回到莫纳什大学，同时把以我们的名字为作者的一份手稿交到了Blackwill出版公司。虽然手稿反映了许多共同的想法和共用的研究方法，它压倒性的反映了小凯自己的重大研究成果，也是他唯一的声音。
我答应在来年我将通过对手稿继续工作来修正其余部分，但是在最后未能如愿。不但我自己的计划日益令人畏缩，尤其伴随着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总部以及其他组织新的领导阶层任命；而且我也发现修订手稿只是稀释小凯自己的声音而不添加我自己足够的益处。在本质上，这本书真正是小凯的——他持续多年的研究项目的适当和极好的反映——虽然有我自己的关切和先见之明的许多反映，但是远不足以证明联合创作。与往常一样，小凯将不听这一套——他用他惯有的风度、魅力、慷慨和几乎完全顽固的坚持不懈来坚持联合创作。
最后，尽管双方的顽固已经导致正确的结果。这是小凯的书，作为这个序言的作者，还有小凯持续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是我的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