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逊所做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可能很容易被中国国内的经济史学家们找到漏洞：而这正是麦迪逊想要的。
作为公认的当代最出色的经济历史数据上的考证和分析专家，麦迪逊最大的贡献是建立并不断更新世界各国的产出、人口等方面的宏观经济数据库。而估算数据，尤其是估算几千年以前的数据，他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寻找经济事件与数据间的逻辑联系
“事实上，这种工作从一开始就准备接受质疑和挑战，这就是它的目的。”麦迪逊说，“不完美是肯定的，就是这种不完美才能刺激和鼓励年轻学者加入。”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的出版，吸引了很多中国学者与麦迪逊一起研究、探讨中国经济史。
麦迪逊在同中国学者的合作中也找到了乐趣：“我去找一个中国专家，他不愿意和我谈。然后我说：‘我曾是你父亲的朋友’，他怎么还能再说‘不’呢？”麦迪逊还认为北京是个很有趣的地方，“每个中国人都会让你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1962年下半年，麦迪逊着手写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西方的经济增长》。这本书使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把西欧经济史上推到了1870年，总结了麦迪逊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计量经济史研究。此后，研究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就成为麦迪逊的新目标。经合组织（OECD）建立发展研究中心，启动“发展中大国的改革与经济增长”研究项目，为麦迪逊提供了机会。他研究中国正是以此为契机的。
面对不懂中文、资料有限的困难，麦迪逊丝毫没有退缩，反而有了探索的乐趣。他说：“我觉得这就像当侦探一样，很兴奋，很有意思。如此大跨度的工作，把许多似乎是没有线索的、未知的东西发掘了出来，就像侦探，需要靠逻辑找线索，需要思维的跳跃。”
面对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史，麦迪逊的研究方法是：就每段中国经济史的主要话题研究关键的二手研究资料，批判地评估和修正现有的数据，使之与OECD的统计数据具有可比性，然后根据自己建立的世界经济史分析框架，就核心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麦迪逊认为，研究各国经济史，不见得要懂得相应的语言，不见得非要成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专家，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方法，把宏观经济事件跟宏观经济数据之间的逻辑联系建立起来。他的分析框架是与他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同事巴特·范·阿克（BartvanArk）共同建立的。在1994年所著的自传中，麦迪逊介绍说：“ICOP（真实产出和生产率国际比较）的方法论是在麦迪逊和范·阿克1988年发表的《制造业真实产出比较》，以及1994年的《真实产出和生产率国际比较》两篇文章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方法被称为生产法，是麦迪逊首创的。
中国古代制度有利于保留数据
麦迪逊认为，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非常不同。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度把教育和官方的管理结合起来，官方在生产的管理、推动、技术推广等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官方对农业一直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也留下了很好的农业数据记录。
而对于非农数据，计量史学的方法是根据城市人口来估算，因为城市人口的发展反映了城市的经济活动。麦迪逊认为，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制度保留了很多良好的历史数据，而从马可·波罗和李约瑟等人的记录中，“我们获知了很多中国技术发展的历史”。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数据往往比发达国家的数据质量更差，取得可靠数据的可能性也更小。但麦迪逊认为，这完全不能成为放弃的理由。他表示，自己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透明。麦迪逊的每个结论背后都有大量数据支持，并且会在附录中详细说明数据来源。这样可以刺激更多的人来解决数据的不可靠以及匮乏的难题。
麦迪逊在处理历史数据上的客观、严谨和透明，以及必须在逻辑上交叉检验不同来源的资料的做法，被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伍海鹰称为“麦迪逊风格”。经历过20世纪的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年届高龄的麦迪逊仍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麦迪逊目前主要的研究兴趣是影响各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因素，尤其集中于经济史的计量分析和国际比较。现在，他正在修订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并准备今年9月出版新作《世界经济轮廓：公元1年到2030年》。与此同时，在获得更多数据的基础上，其更新中国GDP估算的工作也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