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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从报人之子到风投之父

最近20年来,成思危一直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北平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籍湖南湘乡。其父成舍我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报人,一生为建立庞大的报业托拉斯而奋斗不息。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成思危自幼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舍我曾创办《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最终创下蜚声中外的世界报系。正当成舍我的新闻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日寇侵占华北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因此,成舍我为这个独生爱子起名为“思危”,取居安思危之意。

作为一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报人,成舍我对爱子的成长起到言传身教的重要示范作用。成思危生性平易近人,全然没有当官的架子,也喜欢与记者打交道,笔者就是他的一个忘年交。一次采访之余,笔者与他谈及他的父亲,成思危回忆:“我12岁生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纪念册跑到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到父亲的办公室找他题词。他不加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我当时就猛然醒悟到,这四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如果让我用最少的话来概括父亲对我的影响,我想,这四个字是最恰当的。”这也影响了他的性格———他自述性格为,“从来不求人,湖南人的性格,骡子,像一头倔骡子一样”。笔者问这位报人之子如何看待传媒在社会中的作用,成思危以16个字概括:”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

成思危两岁时,抗日战争爆发,成舍我携全家,经天津、转上海、至香港。成思危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香港渡过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左派读物的影响,他报国之心日益高涨。1951年7月的一天清晨,16岁的成思危瞒着父母,带着简单的行装,孑然一身跨过罗湖桥。1956年,他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他曾先后翻译了《硼的硼砂和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成为我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文革”期间,有海外关系的成思危被免掉了研究室主任职务,下放当了锅炉工。即使身处逆境,牢记父亲“自强不息”教诲的成思危也不愿浪费宝贵的光阴。他对笔者说:“我对‘自强不息’的解读就是:逆境中不能沉沦,顺境中不能懈怠。前者相对还容易做到,顺境时不懈怠就很难了。”这期间,他不仅精读了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籍,还自学了英、俄、法、德、日五门外语,其中英语和俄语已经到了精通熟练的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成思危的英语专长也大显身手,后来他与外国学者交流学术问题时很少用翻译。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赴美留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UCLA)学习我国经济改革最急需的学科———管理学,是新中国第一批MBA。成思危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先进的经济理论,留学第一年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赢得美国经济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如果他本人愿意,他完全有条件留在大洋彼岸发展。其间,年过八旬的老父亲也专程从台湾赶去,与分离多年的成思危相聚。他并没有责备独生爱子当年的不辞而别,只是希望他能留在美国,再去台湾继承数亿美元家产。成思危向父亲表示:改革开放之初,祖国大陆百废待举,更需要懂得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建设者,老人颔首说道:“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选择,是你自己决定的;第二次,还是由你自己决定吧!当年我是知道你离开的,我没有说,就是默认你走;今天看,你走的是对的。”

1984年学成归国后,正值国家用人之际,成思危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民建中央主席,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

在美国学习期间,由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离硅谷很近,曾长期从事科研和科研管理工作的成思危,对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美国风险投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并把这种作用概括为”支持创新者创利国利民之业,帮助投资人投高风险高回报之机”。回国后,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1998年,他牵头起草的民建中央《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成为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一号提案”,标志着我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一号提案”也催生了中国创业板的雏形。2002年,成思危提出创业板“三步走”建议,先推中小板作为创业板的过渡。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开盘,成思危出席开板仪式,并做嘉宾演讲,他提出要逐步向创业板过渡。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正式推出,中小板和创业板有力支持了自主创新战略,为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退出通道,促进了高科技投资的快速发展。

1996年底,全国风险投资机构只有38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投资总量1996年底只有36.08亿元,到2015年初,全国活跃的风险投资机构有1000多家,资本总量超过3500亿。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1600家,大学科技园115家,在孵的企业8万多家,就业人数170多万。北京、上海、深圳三大风险投资”基地”鼎足而立。

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但他对这顶桂冠并不看重,“不图盛名,只希望作一个我国风险投资的积极倡导者和促进者。”他非常看好中国年轻的创业板市场,“创业板就像一个孩子,会长大的,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但对于创业板的高估值,他承认有些看不懂,有些担忧。

作为全国立法机关的领导人之一,成思危积极参与了《证券法》《公司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重要经济法律法规的制订或修改。在他看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角色并不是个“官”,而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他说:“人大最重的任务是立法。不仅要注意数量,更要注重提高立法质量。所有的法律要服从宪法,子法服从母法。”

成思危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复杂科学、虚拟经济和风险投资,他还把管理科学等理论同参政议政相结合,提出了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等著名论点。有一次,我问他,担任这么多政治、学术职务,他最喜欢哪一个,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教授”。“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我觉得教书育人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意义也很有乐趣的事情。”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工作13年,他先后带了60多个硕士博士。2005年学生田歆跟随成思危硕博连读,方向是虚拟商务,当时虚拟商务尚是前沿问题,国内很少有这方面的参考书,成思危特意在美国花200多美元为弟子买回一本原版教材,这成为田歆最珍视的礼物。2013年,田歆与汪寿阳、成思危合作出版了《供应链运作策略:理论与实践》一书。2014年成思危79岁生日时,学生们围着他用八种语言唱生日快乐歌,八种语言他都听出来了。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成思危涉猎如此广泛且都有所成?我们从他的生活作息上可以找出一些答案:每天6点半起床,打完一套太极拳,学习一小时,才开始吃早饭。白天处理日常工作,晚上学习到12点。周六日,他保证上午用来学习,所有的长假对他来说都是写专业论文的时间。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年,没有一个长假到外地休息过,都是在家里写东西。

作为一个对西方世界有深入了解的学者,成思危旗帜鲜明地反对近年流盛行的“阴谋论”,在今年5月刊发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金融安全是现代经济安全的核心。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既不能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不能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当前国际金融领域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并不是零和游戏。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担心,但更多主张“阴谋论”的人有着不同动机。

2015年7月12日,成思危与世长辞,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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