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来，成思危一直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北平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籍湖南湘乡。其父成舍我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报人，一生为建立庞大的报业托拉斯而奋斗不息。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成思危自幼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舍我曾创办《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最终创下蜚声中外的世界报系。正当成舍我的新闻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日寇侵占华北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因此，成舍我为这个独生爱子起名为“思危”，取居安思危之意。
作为一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报人，成舍我对爱子的成长起到言传身教的重要示范作用。成思危生性平易近人，全然没有当官的架子，也喜欢与记者打交道，笔者就是他的一个忘年交。一次采访之余，笔者与他谈及他的父亲，成思危回忆：“我12岁生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纪念册跑到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到父亲的办公室找他题词。他不加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我当时就猛然醒悟到，这四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如果让我用最少的话来概括父亲对我的影响，我想，这四个字是最恰当的。”这也影响了他的性格———他自述性格为，“从来不求人，湖南人的性格，骡子，像一头倔骡子一样”。笔者问这位报人之子如何看待传媒在社会中的作用，成思危以16个字概括：”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
成思危两岁时，抗日战争爆发，成舍我携全家，经天津、转上海、至香港。成思危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香港渡过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左派读物的影响，他报国之心日益高涨。1951年7月的一天清晨，16岁的成思危瞒着父母，带着简单的行装，孑然一身跨过罗湖桥。1956年，他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他曾先后翻译了《硼的硼砂和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成为我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文革”期间，有海外关系的成思危被免掉了研究室主任职务，下放当了锅炉工。即使身处逆境，牢记父亲“自强不息”教诲的成思危也不愿浪费宝贵的光阴。他对笔者说：“我对‘自强不息’的解读就是：逆境中不能沉沦，顺境中不能懈怠。前者相对还容易做到，顺境时不懈怠就很难了。”这期间，他不仅精读了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籍，还自学了英、俄、法、德、日五门外语，其中英语和俄语已经到了精通熟练的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成思危的英语专长也大显身手，后来他与外国学者交流学术问题时很少用翻译。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赴美留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UCLA）学习我国经济改革最急需的学科———管理学，是新中国第一批MBA。成思危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先进的经济理论，留学第一年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赢得美国经济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如果他本人愿意，他完全有条件留在大洋彼岸发展。其间，年过八旬的老父亲也专程从台湾赶去，与分离多年的成思危相聚。他并没有责备独生爱子当年的不辞而别，只是希望他能留在美国，再去台湾继承数亿美元家产。成思危向父亲表示：改革开放之初，祖国大陆百废待举，更需要懂得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建设者，老人颔首说道：“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选择，是你自己决定的；第二次，还是由你自己决定吧！当年我是知道你离开的，我没有说，就是默认你走；今天看，你走的是对的。”
1984年学成归国后，正值国家用人之际，成思危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民建中央主席，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
在美国学习期间，由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离硅谷很近，曾长期从事科研和科研管理工作的成思危，对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美国风险投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并把这种作用概括为”支持创新者创利国利民之业，帮助投资人投高风险高回报之机”。回国后，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1998年，他牵头起草的民建中央《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成为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一号提案”，标志着我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一号提案”也催生了中国创业板的雏形。2002年，成思危提出创业板“三步走”建议，先推中小板作为创业板的过渡。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开盘，成思危出席开板仪式，并做嘉宾演讲，他提出要逐步向创业板过渡。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正式推出，中小板和创业板有力支持了自主创新战略，为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退出通道，促进了高科技投资的快速发展。
1996年底，全国风险投资机构只有38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投资总量1996年底只有36.08亿元，到2015年初，全国活跃的风险投资机构有1000多家，资本总量超过3500亿。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1600家，大学科技园115家，在孵的企业8万多家，就业人数170多万。北京、上海、深圳三大风险投资”基地”鼎足而立。
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但他对这顶桂冠并不看重，“不图盛名，只希望作一个我国风险投资的积极倡导者和促进者。”他非常看好中国年轻的创业板市场，“创业板就像一个孩子，会长大的，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但对于创业板的高估值，他承认有些看不懂，有些担忧。
作为全国立法机关的领导人之一，成思危积极参与了《证券法》《公司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重要经济法律法规的制订或修改。在他看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角色并不是个“官”，而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他说：“人大最重的任务是立法。不仅要注意数量，更要注重提高立法质量。所有的法律要服从宪法，子法服从母法。”
成思危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复杂科学、虚拟经济和风险投资，他还把管理科学等理论同参政议政相结合，提出了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等著名论点。有一次，我问他，担任这么多政治、学术职务，他最喜欢哪一个，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教授”。“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我觉得教书育人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意义也很有乐趣的事情。”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工作13年，他先后带了60多个硕士博士。2005年学生田歆跟随成思危硕博连读，方向是虚拟商务，当时虚拟商务尚是前沿问题，国内很少有这方面的参考书，成思危特意在美国花200多美元为弟子买回一本原版教材，这成为田歆最珍视的礼物。2013年，田歆与汪寿阳、成思危合作出版了《供应链运作策略：理论与实践》一书。2014年成思危79岁生日时，学生们围着他用八种语言唱生日快乐歌，八种语言他都听出来了。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成思危涉猎如此广泛且都有所成？我们从他的生活作息上可以找出一些答案：每天6点半起床，打完一套太极拳，学习一小时，才开始吃早饭。白天处理日常工作，晚上学习到12点。周六日，他保证上午用来学习，所有的长假对他来说都是写专业论文的时间。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年，没有一个长假到外地休息过，都是在家里写东西。
作为一个对西方世界有深入了解的学者，成思危旗帜鲜明地反对近年流盛行的“阴谋论”，在今年5月刊发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金融安全是现代经济安全的核心。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既不能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不能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当前国际金融领域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并不是零和游戏。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担心，但更多主张“阴谋论”的人有着不同动机。
2015年7月12日，成思危与世长辞，享年8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