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彦：中国城市化政策面临三大挑战

1938年，青木昌彦出生于日本名古屋，196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196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哈佛大学、京都大学任教，后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终身教授，并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和国际问题研究所（FSI）高级研究员。2008年就任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

青木昌彦早年参加日本学生运动，并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后转向研究现代经济学。他是一位勇于不断探索和否定的学者，在经历学术上的迷惘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是“比较制度分析(CI A)”学派的代表。他采用组织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工具，对制度问题开展了深入分析。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现在广为人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最早提出的。

青木昌彦也是国际经济学家最早关注中国经济转轨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早在“文革”结束前的1976年3月，青木昌彦就曾访问“封闭的中国”。改革开放后，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考察，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建议，并与吴敬琏等中国经济学家结下深厚友谊。1994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京伦会议”。他主编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著作，为当时中国推动的财税、金融、企业等一揽子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他曾说，“我对中国的关注是出于学术上的需要，是源自知识上的兴趣，希望能了解各式各样的社会形态。……与那些可以毫无保留地和我探讨共同关注的知识、思想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相遇，也的确促成了我和他们之间牢固的友好关系。”

他的主要著作有《现代企业》、《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多元性》、《比较制度分析》，另有自传《我的履历书：人生中国“越境博弈”》行世。

青木教授定居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多年来奔走于美国、日本和中国从事学术交流活动，不久前还曾来华访学。

中国城市化政策面临三大挑战

全球应该从长期角度来看待国际经济体系不平衡的问题，而在此过程中，各国之间的互补至关重要。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国，都面临着改革议程。

从经济角度来看，全球经济中的每个经济体都不同，改革的历程也都不同。就拿中国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这一点无人质疑。中国惊人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百姓人均收入的提高。但就未来发展而言，中国必须以各种手段进一步将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地区。

中国在制定城市化政策方面，至少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需要考虑对环境和能源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像工业时代前期的美国一样，以能源代替人力追求规模经济的做法，但在中国发展的人口条件下，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更不用说对环境的广泛影响了。

第二，快速的城市化要求政府在公共教育、城市交通、医疗卫生、垃圾处理和疾病防御等方面进入更高层次。这些活动无疑需要在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入，而这又要求地方政府有坚实的财政基础。

中国在过去15年间财政、税收方面都进行集中化管理，越来越多的由中央政府进行调节。各地方有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保护主义出现，各省市为得到更多的税收就开始跟中央政府有不同意见，这样就会使得地方财政资源遭到压榨，因为集中的财政资源在向地方政府转移的过程中，尚不能做到公正透明和照章办事。这样，地方政府不得不过度依赖租赁城市土地用作商业用途来获取收入。这就可能导致地产泡沫，以致缺乏远见的城市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投入。这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不利。

显然，这种机制无法长期持续下去。整体财政改革的设计似乎应该使地方政府更加负责，并对各种由于进一步城市化产生的公共需求做出响应。

第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近在眼前。目前老龄化尚未成为中国面临的当务之急，但在不远的将来，老龄化将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同样从农业经济走向城市化的日本和韩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这对中国是有启示作用。

援引一组惊人的数字：1960年，日本工作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11.2：1，到1980年，这一数字迅速下降为7.4：1；2000年为3.9：1；到2005年，预计将下降到2：1。急速的老龄化要求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原有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在20世纪70年代情况乐观时建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要解决这个前所未有的问题，需要经历尝试与失败，也就是使用试错法。在我看来，目前中国政府对此问题仍未有明确的政策，但是试错法要求执政党根据公众从竞争政党的政策计划中做出选择而进行改变。过去，一党执政和永久性的官僚制度能够通过限制人民中的各种利益集团来稳定社会，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中国可能尚未达到通过公共选举来决定政府政策这一阶段，因为中国的发展和人口议程尚未非常清晰。要在不同利益集团间达成妥协，可能仍需各级政府做出努力，只要他们能够负责行事，并对于发展、人口和生态要求等上面提到的公共利益做出响应。但是，他们的议程和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这方面，东亚各国经历的对比研究可能会更加有用。日本和韩国已经经历过了从相似情况开始的发展历程，也就是农业为主的经济。最初出现工业化，是因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把发展资源从农村转移到产业部门，虽然资源的来源和政府的机构形式各不相同。不过，他们在向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建立民主政治政权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大致类似的发展历程和人口变化。他们的经历可能为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以便中国能够进一步实现城市化，并为人口老龄化做出准备。同时，这为今后关于互补性世界经济关系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互补性的经济概念是由19到20世纪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爱德华斯首先提出来的。他针对消费提出了这一概念：如果一种商品消费的边缘应用可以通过另一种商品的协同消费来得到加强，那这两种商品就互补，就像佳肴和美酒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是，这一概念同样可以准确应用于其它很多领域。例如，一个国家为解决问题而做出的额外努力可能因为另一个国家具有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变得更加富有成果，反之亦然。我认为，互补性概念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问题都有启示。

例如，中国为解决进一步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日本的经验及其就密集城市人口管理、公共交通、物流、医疗卫生、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经验可能非常有益。另一方面，日本需要通过创新和绿色技术商业化来实现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但日本的工作人口数量较少，为了有效地完成上面的举措，中国或许可以为日本提供人力资源和市场。中国需要迅速节约，以应对来临的老龄化社会，而美国可以为中国制造的商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美国要保持其经济活力和技术领导力，中国可以通过其可持续增长和制造业外包基础来提供全球发展的前景。但是，这些互补关系可能会以贸易失衡的形式呈现。日本和美国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也会存在不同形式的互补性。

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世界经济存在着激励的竞争，但是各国经济体同时具有互补关系，因为他们在发展、人口和资源特征等方面互不相同，而需要合作来避免可能出现的全球危机。我们一方面要强调贸易关系的失衡性，但也绝对不能忽视解决问题的共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