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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创造——杜润生访谈录


编者按:今晨6时许,一个叫杜润生的老人走了。在他众多的头衔中,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他被业内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杜老连续五年参与主持起草有关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巩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倡导小城镇经济。没有杜润生,中国的农村经济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在关键的时刻出现了关键的个人,中国幸甚。

五零年代,因为反对过于激进的农业合作化,杜润生被毛泽东批为“小脚女人”。三十多年后,因为截然不同而又根本相似的原因,杜润生离开了中顾委。

中国从不是一个缺乏英雄的国度,但中国又从不是真正尊重英雄的国度。对于绝大多数承受着改革开放恩泽的国人,杜润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晚年的杜润生,关怀超越了农业,开始更多地思考中国政治与中华民族的未来。“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杜老走了,带着他的欣慰与失望。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深深印刻着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影响。三十年间的诸多改革,往往源自基层经济工作者的创造,被中国的经济学家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有失严谨的理论,被中国最高决策者采纳,然后以更直白的语言形成权威文件,最后向全国推展。

今年95岁的杜润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有“农村改革之父”之誉。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到处是意识形态风险,充斥着政治性的论争,而杜润生“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永远谨慎地履行集思广益的‘参谋’职责”(周其仁语)。他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总结、提炼和发挥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对农村改革和发展乃至整个经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杜润生先生,重温改革岁月。而当下全球经济动荡不居,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解放土地、启动内需的呼声高涨,土地资产化、土地资本化问题迫在眉睫,值此之时回首往事,开卷有益。历史不仅是镜鉴,更是今日行动之出发点。

从土改到合作化

经济观察报:你是深刻影响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核心人物之一,有人称你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一个人的贡献是有限的。而且,许多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经济观察报:土地改革是中共农村革命之始,你在《自述》中也使用了很大篇幅讨论土地改革和它的历史意义,你的主要看法是什么?

杜润生:土地改革的意义特别重大,一直影响到当初的“合作化”和今日的“包产到户”,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历史的陈迹”。有人说包产到户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不对的,它只是回到了土地改革。关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以往人们认识的并不充分,我特别强调了国家通过土地改革,重组了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人们以为旧中国是

“政权不下县”,因此打通基层,意义尤为重大,是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步骤。当然,当年土地改革的某些做法是有问题的。这也无庸回避。

经济观察报:哪些问题呢?

杜润生:例如,土地改革是一场大革命,是对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它没有严格地依法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留下了不利影响。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在土改中,剥夺地主、扫除封建剥削是合理的,可是“打乱平分”就有负面影响,侵犯了中农利益。土改后实行合作化期间,合作占有和财产归大堆,两者之间政策界线划分也不够严格。

经济观察报:实行合作化的时候,你已经到中央农村工作部了。

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在1953年成立,部长是邓子恢,我任农工部秘书长。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就是协助中央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当时邓子恢和我都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因此要照顾到这种情况,发挥小农经济的积极性。当时很多地方刚刚结束土地改革,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

经济观察报:读你的 《自述》,1953年与陈伯达的那场争论,在思想上分歧很大,读了很吃惊。

杜润生:是。有一句话被我删去了,就是陈伯达讲了那些后,我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他从此认为我是“老右”。不过,那个时候讲话就是这样的,比较直率,没那么多顾忌,也没人抓辫子。当时熟悉农村的作家赵树理就曾经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我们农村工作部还是遵循中央一贯的指示:“自愿”、“互利”,主张一面做工作,一面要能够等,等待农民觉悟。这些在事后看来,都成了问题。

对土改以后的“两极分化说”,我是不怎么同意的。多数的看法,是土地改革以后,小农经济有一个“黄金时代”,我的一个弟子最近批评说,那个时候如果有那么好,就像“包产到户”以后那样(粮食增产三分之一),那还需要“集体化”么?现在看来,中央急于集体化,就是要解决这个(农民不愿而非不能高产)问题。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最后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包括许多共产党外的人士。

经济观察报:所以后来毛泽东一再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杜润生:那时我们大多数干部都相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相信必须经过这十五、二十年的准备,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也是

《共同纲领》规定了的。但毛泽东要提前发动社会主义的改造,等于取消了这一个阶段。他认为,“小农经济蹦不了三尺高”,“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在他的脑子里,并不是“工业化”的要求,而是“农村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考虑(参见1950年、1951年与刘少奇的两场争论)。所以,合作化不但提前开始,而且一再提速。很多人反映当时跟不上毛,现在看来,作为领袖人物,毛也要刻意与其他领导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可以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我们作为具体工作的负责部门,就不能不考虑下面情况,从实际出发,所以总是很被动。53年成立农工部以后,几次“纠偏”,受批评就不可避免了。

经济观察报:所以1955年毛泽东说邓子恢是“小脚女人”。

杜润生:1953年合作化加上统购统销,54年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55年初毛泽东说,这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承认其合理性,修改了统购统销政策(即出台“三定”政策,农民多打可以多留一些),并打算把合作化也停下来(马上停下来,停一年半)。但两个月以后他就改变了看法,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转变?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很好的解释。于是中央连续召开两次党的大会(详见我的《自述》,其中一部分修改了通行说法),毛泽东带头“造势”,掀起了农村社会主义的“大风暴”(后改称“高潮”)。

当年,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其实都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我代表农工部到问题最大的浙江去解决问题,不合说了一句“下马”(下合作化之马,下统购统销之马),事后被人抓住。这都不重要了,但却点到了问题的关键。即在所有运动中,讲“退”恰是很难的,所以就只能“进”。

 经济观察报:今天回头看,你们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是什么?

杜润生:从表面看,当时争论的焦点好像是速度快慢问题。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合作化运动慢一点就好了。我想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今天看来,集体化运动只有运用那样的方法才能成功,否则恐怕就不可能。但用“大风暴”的办法,“造势”、“不入不成”,就会直接带来一些后果,农民带着“当长工”的想法,给“国家”来做事,责任心就没有了。其恶果到“大跃进”时充分暴露(有人以为“大跃进”是偶然的,那并不对),所谓“缺乏积极性”问题就一直伴随了集体化的始终。于是农民退社、发明包产到户,退社不行,就留在社内包产到户,同时施行了形形色色的“反行为”,把集体经济架空,以致最终不得不实行改革。

所以,后来的农村改革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退下来以后,就带领一群年轻人重新反思了这一个过程,对一些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包产到户”三起三落

经济观察报:什么时候你才发现合作化的问题?

杜润生:大概是到了“大跃进”以后,那时激进的政策所诱发的恶果已经显现出来了,生产力下降,几千万人被饿死。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部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邓子恢被冷落。1955年中央开会处理我们的问题时,陈伯达提出来说,邓子恢的错误实际上是听了杜润生的主张,应该处分杜润生。毛泽东说,杜润生同志土改是坚决的,他出错可能是因为对合作化没有经验,到基层锻炼一下就好了。陶铸准备把我委派到海南,组织部长安子文提出,杜润生是个大学生,国家要搞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可把他留下。于是就把我留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还是作秘书长。我从1946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分别跟邓小平、林彪、邓子恢,一直就是当秘书长,有一段“秘书长生涯”。

经济观察报:1955年离开了“农口”。

杜润生:一下子就离开了二十四年,从1955年到1979年重返“农口”。二十四年里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心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

经济观察报:不久之后——1958年——就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杜润生:到处浮夸平调,农民自身权利遭到极大剥夺,“大锅饭”也维持不下去了,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都不干活了,群众性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化,这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啊。结果,原来的理想变成了一堆泡沫,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政府、农民两败俱伤,农民损失更是惨重,饿死4000多万人。

开始,我对“大跃进”的提法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后来我把山西太谷老家的几位儿时同学请到北京来,问他们究竟一亩地能产生多少粮食,他们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我还亲自到天津乡下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经济观察报:“大集体经济”吃不饱饭,饿死了人,农民就要想办法。“包产到户”就是这样产生的。

杜润生: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这一年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和农工部长戴洁天在永嘉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不久推广到全县,温州地区各县也纷纷效仿,成为当时包产到户最多的地区。此外,实行包产到户的还有四川江津、广西环江、广东中山、江苏江阴、湖北宣恩、河南沁阳、临汝等地的一些农业社,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或使用其他名称,或者做了不说。包产到户一开始也并未受到后来那样的批判,而主要是被当作责任制的不同形式,争论孰优孰劣罢了。直到1957年中,特别是“反右”以后,包产到户成为被“打倒”的对象,被说成是

“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资本主义主张”等等,终于被批判禁止。“大跃进”以后,河南、湖南、贵州、甘肃等地再度出现,但是在庐山会议批判后又被制止。

经济观察报:但到1961年初,包产到户第三次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徽。

杜润生:因为安徽是困难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最大。在当时的形势下,“包产到户”仅仅是一种应变办法,农民扩大自留地,把一小块土地变成自己的“避风港”,避免集体化的风险。1962年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曾派胡耀邦去安徽调查责任田问题。胡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是一个确实起了积极作用(增产)但又很危险(易滑向单干)的办法”。这个报告曾发到各地区第一书记阅,但未扩散。当时,党内高层许多人也主张包产到户,如刘少奇、陈云等。邓子恢也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然而,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

 经济观察报:在这一时期,你个人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润生:我是因犯了错误被调动的,既然有错,就应该重新学习。因此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在那一时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留地的增产效应。我山西老家不少地方自留地能达到亩产1000斤。农民告诉我:用自留地的办法,保管不愁粮食吃。我经常想,自留地的这种公有私营机制,如能推广,或许能使农村经济走出困境。“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认识到,当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垄断,有了小块土地之后,如果保留市场关系、商品关系,使农民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从而有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跳过这个阶段,靠充公农民的土地财产去形成“联合体”,没有生产力条件和文化条件的支持,经济贫困、组织封闭,难以生长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难以摆脱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培养农民独立自主的性格,有利于发展个人的社会交往,为新的联合创立前提。当时还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包产到户”的重要性会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展示出来。

经济观察报:在农村改革以前,包产到户已经三起三落。

杜润生:后来,我在国务院和其他一些部门讲包产到户的历史,供销总社老干部程子华说,我才知道农民包产到户已有四次,要再拒绝,还会有第五次。

从“不许包产到户”到“不要包产到户”

经济观察报:“文化大革命”你也被“打倒”了,“文革”结束后才被“解放”。

杜润生:“解放”后没有立即恢复工作,大约有两年时间处于“待分配”阶段。这两年中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尤其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的战略政策开始变化。中央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任命我为副主任。所以我又重新回到了“农口”。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调你回“农口”?

杜润生:可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经济观察报:当时农村是什么样的状况?

杜润生:当时全国农村可划分为如下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类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一类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类是较差的“三靠队”,就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队,最多时达到2.5亿人。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民不得温饱,城市食品严重短缺,以至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引发出很多社会、政治问题。

经济观察报:人们怎么认识这些问题?

杜润生:当时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体制,而是认为主要是经营管理和某些具体政策及干部作风有问题,所以领导层做出的决策大都是针对这些“缺点”和“不良现象”的,例如纠正农民负担不合理问题、纠正干部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问题等等,同时恢复过去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村政策,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倡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恢复并适度扩大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发展社队企业等等。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仍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学大寨”、“穷过渡”还在继续。对于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尚未提上日程。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杜润生:事实证明,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这套体制背离了农业生物学特性,使农民疏远土地,无从建立起持久不衰的劳动兴趣和责任感,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集体经济的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农民此时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自然唤起对过去家庭经营的恋念。

经济观察报: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县的“三靠村”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

杜润生: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一情况,后来了解到这种事是很多的,农民私下对包产到户的追求就没间断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但是在农业问题上仍然留下一个

“禁区”:不许包产到户。我到农委工作时,一些关心我的同志也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另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1979年3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我主持的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会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进行过改革。

经济观察报:这次座谈会召开时间,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

杜润生:恰巧在这时,发生了“张浩事件”。甘肃干部张浩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某些动向,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王任重批示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批示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引起轩然大波,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会上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整整讲了一天。他说安徽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发言中,多数人赞成包产到户,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众的选择。当然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最后,会议在上级的干预下,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一方面继续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特别提出,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而且第一次提出

“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可以说是开了个暗口。

经济观察报:“文革”后,七省三县座谈会是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半年后,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写进了“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句话。

杜润生:《决定》还把“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说“不要包产到户”,较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不许包产到户”,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松动。“包产到户”虽然仍得不到政策的“认可”,但毕竟允许某些特殊的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这实际上已为“包产到户”开了一条小缝。这个会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大体上把包产到组合法化了。

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则再次举出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互助、合作的事例,说明非集体化不可。

经济观察报:邓小平的态度呢?

杜润生:当时,邓小平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以后支持包产到户埋下了伏笔。

一场拔河比赛

经济观察报:看来,当时中央领导层对“包产到户”没有明确支持。

杜润生:没有,因为思想仍未完全解冻,禁区也没有完全打开,要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间统一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总理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但是对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还是在1979年,一次,农委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我去征求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的意见时,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生产责任制到人、到户,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可增产粮食,减少开荒砍树,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四中全会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毕竟是个思想开放的人,后来终于转变为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经济观察报:在那些改革起航的年头,形势的发展往往超过人们的认识水平。

杜润生:七省三县座谈会后不到一年,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又召开了一个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开始,分组进行讨论,我让大家放开思想。安排安徽的周曰礼发言,介绍安徽的情况。他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一些地方,特别是占1/4比例的后进地区,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周曰礼讲了两个多小时。大会分组讨论时,争论极为激烈。在华东小组几乎等于围攻安徽,让我很为难。周曰礼对我说:安徽包产到户,是万里书记主张试验的,问我怎么办?我说:要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试验结果有利生产,就继续试。轮到我在大会讲话,我讲了对包产到户要允许地方试验。

经济观察报:实践和理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杜润生:整个形势在1980年开始的时候相持不下,弄得各地的干部在表态时左右为难。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从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形势:乡下一年来的局面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经济观察报:你个人又是什么认识呢?

杜润生:1979年以后,我到过南斯拉夫、北欧各国、法国、美国、英国、西德、日本,看到家庭农场还大量存在。农村虽有雇工经营的农户,两极分化并不严重。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对立物,彼此可以相容。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

经济观察报:1980年2月,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一直在安徽鼎力支持农村改革的万里也担任了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杜润生:事实证明,包产到户能够促进粮食生产,同时还能减轻国家的救济负担。我想,可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其他地方则允许群众自由选择。从这里入手,利用实践经验,先说服领导层,不急于全面铺开。要广开言路,允许反对者提意见,准备经历某些曲折、反复和妥协。从1956年以来,包产到户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相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1980年4月,中央召开长期规划会议,我借机提出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这样的会议上提出“包产到户”问题呢?

杜润生:八十年代初,大家都关心粮食问题。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主持会议。他先召集中央几个综合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议准备解决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姚要我先讲。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没想到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会后,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邓小平表示赞成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与会者。当时不让登报,也不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但对打开与会的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在同一个月,我们国家农委根据全国长期规划会议的精神,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是阳关道,还是独木桥

经济观察报:看史料,编制长期规划会议一个月后,邓小平终于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明确表态予以支持。

杜润生:那是在跟万里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他还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邓小平的讲话态度鲜明,对消除一些人的疑虑、统一认识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在我参加一个会后,邓小平和我谈了几句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我说:中央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人们受到一点约束,应当解放。邓小平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

经济观察报:邓小平的支持,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杜润生:是呀。但就是这样,事情仍不能一锤定音。6月,当时的国务院赵总理在陕西米脂县孟家坪的考察中,发现专业承包的责任制。村里20个劳动力,12个专包农业,2个放羊,其余的组织基建队,按评工计分的办法包下去。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专业承包在经济分工比较发展的地方也可以用,贫困地区将来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主张包产到户可以多色多样。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产到户的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我向耀邦建议,将此信转发到全党。这封信转发下去,传达了中央对包产到户放宽一步的新信息。

经济观察报:后来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还是发生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议。

杜润生:争论发生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会议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到会。由我起草的会议文件草稿提出: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草稿拿到农委会议上讨论,意想不到的是,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划一个界限,即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包产到户。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等。在会下,我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很多人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在非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经济观察报:旧的观念仍然纠缠着人们的头脑。

杜润生:争论一开始就存在。在万里进京担任副总理前,“农口”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为了解包产到户问题专程去安徽调查,结果和万里发生了争论。那个老干部说:包干到户不宜普遍推广,因为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万里还问道:“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经济观察报:真是针锋相对。

杜润生:这次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因意见不一已很难开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会议闭幕之前,我和耀邦、万里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了文件,最终形成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最主要的变化是前边加了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提出“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经济观察报:这个文件只承认“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的,没有回答“包产到户”本身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杜润生:75号文件是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会上在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讲话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会议气氛的名言。

经济观察报:新华社记者吴象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

杜润生:75号文件实际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应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说集体经济是方向,并没有把集体化定义为前苏联式的集体农庄;相反,明确指出现行公社体制必须改革。我们搞包产到户,也不是主张把个体经济的一切方面都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在分权的基础上,会产生联合。联合的条件和实现形式,则需要在实践中创新。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在会下说:这样写法,是各得其所,各省按自己情况说怎么试就怎么试。不然,原稿有那么多人反对,恐怕没有办法收场。

本文源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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