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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怀念青木昌彦教授

昨晚在微博上突然读到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去世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上学期我们俩同在亚太研究所的一个委员会里,间或开会见面或有email来往,最后一次会议他未到,说是身体小恙请假了,现在想来应该正在入院治疗中。今天收到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发出的email,确认了这个事实。与青木教授交往的点点滴滴浮现面前,谨记如下,以为怀念。

先说明一下。在斯坦福的学者师生交往中,大家都以青木教授的名字简称(Masa)相称,随便又亲切。若按照中文习惯改成为青木教授,颇有些过于正式的距离感。我在这篇小文中直称青木,顺从以往的习惯,非不敬也。

我与青木的交往始于1985年,是我在斯坦福读博士的第二年。第一年上完了社会学博士学位要求的学分和必修课程后,我开始在其他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看到经济系有一门“日本经济”的课程,就选修了这门课,当时并没有注意青木的名字。大概青木刚刚在斯坦福开这门课,记得一个挺大的教室只有20多学生零零散散地坐在不同位置上。许多年后他向我提起,他的这门课刚开始只有一二十学生,但随着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如日中天,后来这门课曾有上百学生选修。我上了几个星期,不是很感兴趣,加上上课时间安排在早晨,我晚睡晚起的研究生起居节奏经常错过上课时间。所以期中考试后就把这门课給“drop”了。到了期末,突然想起自己在这门课期中考试时交一篇paper。于是,来到经济学系青木办公室门外取回我的期中考试paper。 那时的通常做法是老师把改好的考卷、paper放在办公室门外的一个筐子里,学生自行取回。后来因为“保护私人信息”的法律规定,不再看到景象了。青木办公室的门大开着,我轻手轻脚走过去,看到筐子里只有我的paper还在里面。取到刚刚要走,不料青木在办公室里大声招呼我进去,不得不进去打一个招呼。青木说,他在课堂上几次问起这个paper的主人是谁,但都没有人回答。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对不起,我期中考试后就把这门课給drop了。不料他并没有介意,说他很喜欢这个paper,给了我一个“A+”。我的paper是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解释为什么美国和日本社会间有着不同程度的专业分化程度(美国的职业高度分化,后者职业分化有限)。聊起来他告诉我,他对中国很有兴趣,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间就访问过中国,还见到过周恩来总理。那时斯坦福校园中的中国学生很少,在社会科学学科更是如此,经济学系中一个中国学生也没有。青木对我的兴趣一部分也是来自于他对中国的兴趣吧。

不料从那以后,他把我当作自己的学生似的,而且是东方文化中的那种师生关系,颇有些父爱的意味。有几件事印象很深刻。一次他开车带我去学校附近小镇Menlo Park那里的苏杭小馆吃午饭。平时一个儒雅谦和的长者,不料开起车来,速度极快而且频频换道超车,让我着实紧张了一回。记得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侧眼看着他上身前倾的架势暗自惊讶。有一次他在家里招待外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也请我到他家一起吃晚餐。在那里我闹了一个笑话。青木太太端上了好像是红烧的肉,很是美味。吃完后我对他太太说,你做的牛肉很好吃。太太怔了一下说道,哦,我做的是鸡肉。从那以后再没有请我到他家吃过饭,大概知道我实在愚不可及吧。另一件事。青木为我没有上完他的日本经济课程感到遗憾,告诉我下学期他教“产业经济”课,要我上这门课。我为难地说,我没有经济学基础,学不好这门专业课。他说没关系,你不用参加考试,就把你那篇关于中国企业的中文文章翻译给我看就可以作为期末考试了。这个缘由是,当时我在社会学系学习组织社会学,恰逢《复旦学报》约稿,就写了一篇题为“企业运动的社会学思考”文章。我向青木提及此事,他很感兴趣。于是,我跟着青木上了那门课,以那篇翻译的文章得了一个“A”。

青木对中国企业很有兴趣。记得他说起,他在七十年代访问中国时,也到中国企业参观过。他说那时的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但一个重要不同的是,日本企业通常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研发机构,但中国企业没有研发,只是一个生产单位。他多次鼓动我做比较美、日、中三国企业制度的博士论文。这对我真是天方夜谭。且不说我在这个领域毫无知识准备,日语我也一窍不通。他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找到一些日本企业资料。日文中使用许多中文符号,你大致也能看懂。青木真是太抬举我了。但我终于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还是回到社会学中寻找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大概有一年左右的密切互动后,我转向自己的专业研究,以后和青木的接触不多了。我毕业后回到斯坦福访问时到他的办公室看望他。他很开心地告诉我经济学系已经有了若干中国学生,而且钱颖一也在系里任教。青木这时已经有了自己的中国学生,例如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黎安,有了了解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多重渠道。

2006年我回到斯坦福任教时在亚太研究中心兼职。青木已经退休,主要学术活动是在亚太研究中心,所以我们成为了同事。那些年青木经常旅行,穿梭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平时看不到他。记得08年日本海啸大灾难时,我发email问他在日本的亲属可好。他回信说,他正在东京为老母搬家,还好大家都安然无恙。青木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特别是亚洲各国比较的文章,电邮信箱中时常收到他的文章稿件。近年来青木经常到中国访问,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特聘职位。我们也一起在北京开过几次会议。偶尔在开会或走廊里碰到,他总是会提起最近到中国访问的情形。记得有一次他说起,刚刚在国内接受了一个“财经”相关的电视访问,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说法,还问我这个说法在中国是不是makesense。已经退休多年,仍然忙碌不止,勤奋耕耘,青木是学术人的榜样。

对于我来说,与青木教授的接触虽短暂但很有意义。当年他向我推荐了一系列书籍,其中包括Ronald Dore《British Firm, Japanese Firm》, Michael Prior and Charles Sable 《TheSecond Industrial Divide》等等,他为我打开了学术的一个窗口,影响了我的学术思想和成长。在学术道路上遇到过许多帮助我成长的学者老师,但在学生期间和青木交往的密切程度却是绝无仅有。每每想起,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谨以此小文,寄托我对青木教授的怀念和哀思!

2015.7.17 于北京

 

 

封面图来源/百度图片

(编辑:彭宣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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