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新爸爸戴赛鹰下定决心要重新创业,他要做一款功能更强大的空气净化器,为的是“保护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他在论坛上征集了700多个家长对空气净化器的要求,有些不免偏执极端,就像发烧友组装音响一样踏上了创业之路。今年9月22日,还没有正式产品的净化器参加了京东众筹,一个月的时间就筹到了1122万元,预售出了接近4000台净化器,夺取京东众筹第一名。
这背后是一群像戴赛鹰一样脆弱而敏感的父母,他们生活在大城市中,有着不错的收入和职业,却也背负着中产阶层努力争取更好生活的重担。以往,这个“更好生活”可能是一套房子,一部车子,一所还不错的学校,现在,洁净的空气肯定入选了指标的前三名。随着各种手机APP的普及,无形中放大了人们对雾霾的焦虑,因为你抬手划一下就能看到实时的AQI(空气质量指数),坏天气带给人的压迫感,在移动互联时代让你躲无可躲。
只是,焦虑背后,我们对雾霾到底了解多少?即便是专业的研究人员,恐怕也不敢说已经胸有成竹。世界范围内看,曾经的伦敦烟雾事件和洛杉矶毒雾事件,虽然已经被全球的科学家反复研究,但处在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却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研究样本。在这里,既有100年前的燃煤污染,也有50年前的机动车污染,还有今天的各种新型化学污染物排放。
为什么雾霾会在最近两三年时间里迅猛发展?如果说它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紧密相关,那么为什么其严重程度看上去超过了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曲线?大气污染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加速度的现象?
探索雾霾的机理,这是我们好奇的起点。由此进入,我们方才明白,构成PM2.5的主要成分中,二次生成颗粒物已经与一次颗粒物相当,而且其吸湿性更 强,对空气能见度影响更大。在二次颗粒物中,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人类活动产生的VOC(有机挥发物)构成了“三座大山”。
要撼动这“三座大山”并非易事。节能减排是一项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工作,除了经济实力的支撑,还需要有过硬的技术和严格的监管,资金、技术、监管,三者缺一 不可。而我国的减排工作,度过了前些年的大刀阔斧之后,也像改革工作一样步入了深水区,水泥、钢铁、玻璃等行业,不仅企业零散,而且技术不成熟,又面临行 业性亏损,可谓雪上加霜。
但是,蓝天不等人,健康不等人。要重点治霾,就需要我们尽量全面、深刻地认识雾霾,此为前 提和基础。只是,面对雾霾这个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我们的政府、企业、科研人员,以及每个公民,尚未做好准备,就不得不匆忙应战。就像一位科学家所打 的比喻:“现在我们就像是高烧阶段,先吃药退烧,等控制病情之后,再转入慢性治疗,转入精细研究。”毕竟,我们对雾霾的认识仍有诸多空白。比如,二次颗粒 物的生成机制,周边省区的传输规律,未来空气质量的准确预报,以及PM2.5对人类健康的切实影响,都有待科学家继续探索。
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给了各界一个试验“退烧药”的良机。根据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数据,APEC会议期间,得益于严格的减排措施和周边省市联动机制,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30%左右。当然,这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动用巨大的社会力量。来自环境保护部的数据显示,华北六省区市在会议期间 实际停产企业9298家,限产企业3900家,停工工地4万余处,分别是原有《保障方案》规定的3.6倍、2.1倍、7.6倍。
北京及周边五省市,用几乎暂停一切社会活动的极端方式,换来了10天蓝天白云。之后,随着机动车限行结束、供暖季到来、工厂复工,蓝天还能持续吗?在为 APEC非正式会议贵宾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席话,道出的正是戴赛鹰们的朴素愿望:“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 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