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交集
首次听到贝克尔的名字，是在张旭昆老师的经济学课堂上。具体的细节已经模糊，大抵只能忆起是关于成瘾性物品的效用问题。但贝克尔的名字却记了下来，大学毕业时，做的论文是关于家庭这一非市场组织的，贝克尔的《家庭论》帮了大忙。如果说对我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贝克尔当属三甲之列。
毕业后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工作，期间联系过贝克尔和波斯纳博客的翻译授权事宜，后来有一阵子和一群朋友一道翻译过不少贝克尔和波斯纳的博客。只是两位老人家写博客的劲头比我们翻译的热情持久。贝克尔的最后一篇博客是关于解除古巴禁运令的，视角一如既往是自由放任的。2014年3月14日，两人的博客登了个消息，说要休假一个月，假期结束就会重新开始写作。
但假期再也不会结束了。
一直追着看贝克尔和波斯纳博客的读者应该记得有一阵这个博客国内无法访问，我当时还给贝克尔去信说起这个事。贝克尔解释说可能是因为技术问题，不一定会被“墙”。事后来看，大师如贝克尔，尽管对人类行为有深刻的经济分析，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解也不一定准。所以，那一阵我在网上转了很多贝克尔和波斯纳的博客。好在这事儿持续没多久，重新可以直接连上之后，我就通知了贝克尔。他随后写了好几篇与中国有关的博客，大抵是想更好地理解中国。因为他很好奇：一方面是国家刻意制造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是中国年轻人突破信息封锁的能力。
作为一个长期写专栏的经济学家，贝克尔不仅在思想上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写作的态度也一直是我模仿不止的。贝克尔从1997年开始给《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写专栏，一直写到2004年，后来出了一本选集叫《生活中的经济学》。再后来坚持和波斯纳一起写博客，又出了一本书叫《反常识经济学》。同时还产出大量学术论文。字里行间，隐着“勤奋”。一方面秉持学术研究，一方面又面向公众写作，这应该是很多学者的理想。
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事实上，说贝克尔是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反对的人恐怕也不会很多。当然痛恨他的也不少，尤其是社会学家。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贝克尔开疆辟土，将微观经济分析应用到非市场领域，尽管在经济学家看来是极大扩展了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但在某些心胸不宽的社会学家眼里却是抢了他们的饭碗。但在我看来，这主要还是出于误会。
贝克尔的同事斯蒂格勒在其回忆录的第十三章，用“经济学帝国主义”来赞扬贝克尔，只不过后人以讹传讹。斯蒂格勒的意思是：正如医学还不能回答所有和疾病相关的问题一样，经济学家也不能解答所有的经济问题。但是经济学家对很多问题的解释是富有竞争力的。这是秉承了马歇尔的传统：如果一个问题重要，就先不要管它是不是经济学问题。
贝克尔的研究无疑是对此最好的回应。经济学分析的自身逻辑就必然要求将经济分析运用到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中去，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不仅仅局限在金钱、人力和土地，还包括美色、权力、和荣誉等等。贝克尔则是此类分析的领路人，被他引进门的学生包括当下炙手可热的李斯特（John List）和列维特（Steven Levitt）。李斯特拓展了经济学对非市场行为的研究，例如对慈善行为的分析；列维特则侵入了更多犯罪学领域的研究，例如对毒品贩子和黑帮的研究。
从贝克尔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来看，“经济学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消灭其他学科，反而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就是说，经济学帝国主义更多是带来了一种“鲶鱼效应”，是一件好事，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对话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本领域的“侵入”。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领域尤其明显。当然，更重要的是，贝克尔打开了经济学家的视野。
贝克尔的研究
贝克尔的经济分析都基于理性人假设。在贝克尔看来，这一基本的原则不因研究领域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来，不管是个人、企业还是其他的组织，都可以用理性人模型来刻画，只不过最大化的函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有些是最大化效用函数，有些是最大化福利函数，有些则是最大化财富函数。这种经济学分析看起来简单，但在大部分场合下，却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
1992年，贝克尔因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委员会当时总结贝克尔有四大贡献，分别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分析、对家庭行为分析、犯罪与惩罚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对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上的歧视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人力资本
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可能是贝克尔最富盛名的研究了。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在1960年代，贝克尔的基本想法是收入中有一部分会用于人力资本投资，预期未来会有更多收入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想法很难称得上是新奇之见，但只有贝克尔首次为这一想法建立了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而使得后续理论有了拓展的可能性。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贝克尔的框架使得计算教育和培训的回报成为可能。
而人力资本又和经济增长这一宏观经济学的大问题紧密相关。只是在贝克尔考虑此类问题的时候，中国从工农兵走向红卫兵，代际的人力资本几乎完全没有积累。所以中国1978年改革以后的增长，重点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度变迁带动的增长。
后续主流的经济学家在贝克尔的基础上，改进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的经典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考虑在内。这样，即便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者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因为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的提高，而促成经济快速增长。而人力资本的研究随后又扩展到对健康和营养水平的研究。这些指标的跨国比较，对贫困国家的脱贫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事实上，国家间发展的差异更多取决于人力资本供给的差异，而不是真实资本供给的差异。当下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或许会同意，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是引入了人力资本这一视角，其中，贝克尔功不可没。
贝克尔对家庭的研究同样意义深远。贝克尔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同事科斯略有不同，科斯注意到企业不同于市场的地方是有管理成本。对经济学而言，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家庭这一特殊类型的组织，因为家庭内部并不是按照价格来配置资源，也不是完全按照企业命令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贝克尔却认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一样适用于分析其他类型的非市场组织。
家庭论
1981年，贝克尔出版《家庭论》，系统讨论了家庭内的资源配置问题。贝克尔的基本想法是把家庭当成一个小企业来看，这个“企业”产出三餐、住所以及心灵的港湾。但很少有人讨论这个“企业”到底投入了什么？在贝克尔看来，家庭无非也是投入时间以及日常的市场产品，用以维系家庭的运转和再生产（生育下一代）。
一个人的时间一天就二十四小时，是有限的。假如用于家庭的时间多，用于工作的时间就少。因此，当一个家庭成员的工资上涨，用在家庭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就增加了。也就是说，这会使得家庭成员从耗时费力的家庭产品转向省时省力的家庭产品。家庭成员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配置奠定了分析家庭行为的基础。
以此出发，贝克尔分析了结婚、离婚和生育行为。当真实工资上涨，全职从事家务就不合算了，例如带小孩。这个时候最有可能发生的家庭决策是将带小孩的工作外包。仔细想想，学校就是父母工资上涨将这种“带小孩”工作外包给社会而社会发展出专业组织来应对的产物。这种家庭里发生的微观行为可以解释不少宏观劳动力市场的事情。比如妇女就业率的上涨，以及离婚率升高，主要都是因为妇女的工资水平上涨导致留在家庭的机会成本过高所致。
贝克尔对家庭的分析还包括生育决策。1960年的论文《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注定是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要不要往前再走一大步，彻底废除生育指标限制，依旧能从贝克尔的论述中得到启示。贝克尔的研究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增长是最好的避孕剂。父母会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做出权衡，要是希望高质量的孩子——意味着投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那么就会减少生育数量。要是父母的工资水平急剧上涨，也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因为此时生育孩子这样一件费时费力的家庭内工作的机会成本非常高。这种微观的家庭决策表现到宏观经济上，就会发生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生育率的普遍下滑。不管是1960年贝克尔对当时瑞典的分析，还是如今大量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分析，都符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生育水平下降的解释。今天这看起来已经是常识的解释，还是要归功于贝克尔。
法与经济学
贝克尔对犯罪和惩罚的研究还启示了法与经济学的兴盛，他和波斯纳一起也成为这个学科的创始者。贝克尔对犯罪问题的分析秉承了一致的经济学分析，他假设罪犯也是理性的，会计算犯罪的成本和收益。罪犯无非是在极其不确定的环境中，理性考虑被抓的可能性以及被惩罚的成本有多大，同时预期犯罪的收益。如果预期收益足够大，罪犯就可能铤而走险；但如果收益不抵成本，就不会发生犯罪行为。贝克尔的分析还表明，与增加犯罪惩罚的力度相比，增大犯罪分子被抓的概率，更能有效阻吓犯罪。
这当然极大颠覆了传统社会科学基于犯罪心理以及社会特征对犯罪行为的研究。因为传统社会科学都假设犯罪分子不正常，不是理性人。贝克尔的假设明显扭转了这一点，并且对于分析犯罪动机贡献了有用的分析工具。列维特后来在解释毒贩为什么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应用了理性人模型和成本收益分析，精彩解释了基层毒贩因为收益低而不得不和父母同住以节省成本的行为。这当然也是贝克尔式分析熏陶之下的产物。
加里·贝克尔无疑是将经济分析拓展到非市场领域的领军人物。其对人力资本、家庭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分析，极大开阔了经济学家的视野，也激活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即便在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对其研究的质疑、不信任甚至攻击都从未终结。但贝克尔从没有动摇过，哪怕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作的博客，还是一样的经济学分析。按照贝克尔自己的说法，这无疑是“理性选择”。
斯人已逝，“理性人”永生。■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