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贝克尔自传

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Pottsville，宾州东部的一个煤矿小镇，我父亲的事业就在那儿。他第一次离开蒙特利尔和家人来到美国从商时才只有16岁。20世纪20年代在Pottsville定居之前，他曾在美国东部辗转搬迁数次。我的两位姐姐，Wendy和Natalie，还有哥哥Marvin也都出生在那儿。然而，当我四五岁时我们搬到了纽约布鲁克林区，在那里我父亲成了另一桩生意的合伙人。

我在布鲁克林念得初中和高中。我一直都是个好学生，直到16岁时相对智力活动开始对运动有了更多的兴趣。那时我不得不在手球和数学小组之间抉择，因为他们在同一时期相遇了。虽然我更擅长手球，却选择了数学，这也暗示着我在两者之间的倾向。

我的父亲在8年级就离开了蒙特利尔的学校，因为他更渴望挣钱。我的母亲在她六个月大时，随着她的家庭从东欧移民到纽约市，也在8年级时就放弃了学业，因为那时女孩儿不期望接受更多的教育。我们家只有寥寥几本书，但是我的父亲密切关注政治金融新闻，我的姐姐给他念了很多。在我的父亲几乎失明时，我承担了朗读股市行情及其它金融发展报告的任务。也许这些引发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虽然我更多的是感到枯燥。

我们经常在屋里讨论政治和公平。我相信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我高中毕业时，我对数学的兴趣开始与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打架。我在普林斯顿念大一时，这两个兴趣一起伴随着我，当我偶然地听了一节经济课时，我被一门处理社会组织学科在数理方面的严密深深吸引。在接下来的暑假，我读了几本关于经济的书。

为了尽快在经济上独立了，我决定在大一末尾决定三年毕业，在普林斯顿这种选择完全自由。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不得不上额外的几门课程，我选择在接下来的暑假修完近世代数和微分方程。在方程课上，我听了一系列未公开的演讲，强调的是微分方程的解的存在证明及其唯一性。我学习很多这种证明，但是几乎没有实际地去解一个方程。然而，普林斯顿里我对数学的大量投入，使得我对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数理应用有充分准备。

在大三时，我失去了对经济学的兴趣，因为他看起来不像是解决那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我计划转向社会学，但是发现这门学科太难了。幸运的是，我决定到芝加哥大学进行经济学的研究生学习。1951年，我第一次听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微观经济学课程，是我重新对经济学感到兴奋。他强调经济理论并非聪明的学者们玩的游戏，而是分析现实世界的一个强大工具。他的课里同时充满了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对其在实际的意义重大问题上的应用的洞察。这个课程以及之后与弗里德曼的联系对我以后选择研究方向有着巨大影响。

弗里德曼无疑是一位智慧的领导者，使得芝加哥拥有了第一批进行创新研究的经济学家。对我尤其重要的有，格雷格·刘易斯用经济理论分析劳力市场，西奥多·W·舒尔茨在人力资本上的顶尖研究，亚伦·戴雷科特将经济学应用于反托拉斯问题以及更广泛的应用于工业组织，还有L·J·萨维奇研究主观概率和统计学基础。

1952年，在我在普林斯顿的研究的基础之上，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但是到芝加哥不久我就意识到我不得不重新学习经济学是关于什么学科。之后我什么也没发表，直到1957年，才发表了一篇与弗里德曼合著的文章，并出版了一本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书。这本书中包含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对少数人的收入、就业和职业的偏见产生的影响的第一次系统性努力。这让我走向了将经济学应用于社会问题的道路，一条我之后一直继续的道路。

几家主要刊物都对这本书作出了非常友好的评论，但几年里一直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影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种族歧视不属于经济学，而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不相信我会对他们的领域有所贡献。然而，弗里德曼，刘易斯，舒尔茨，还有其他芝加哥人都相信我写了一本重要的书。受到这些令我敬仰的人们的支持，是我在面多众多敌意时坚持下去的关键。

在研究生的第三年，我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助教授。我的教学负担很轻，可以集中精力在研究上。然而，我感到如果我离开这个巢穴我可以在思维上更独立，而且不得不完全独立自主。在那个位置呆了三年之后，我拒绝了芝加哥大学更大一笔奖金的邀请，而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类似邀约以及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邀请，最后还是在曼哈顿。我一直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比起留在芝加哥大学我成长得更加独立和自信。

12年时间，我都放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所里的研究上。我的关于人力资本的书，是我在研究所的第一个研究项目的成果。这段时期，我还写了一些引用频率很高的文章，有关时间分配，犯罪与惩罚，以及非理性行为。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发起了一个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小组，而任何引起我们兴趣的都是相关课题。这涉及到把芝加哥大学的监督博士研究的研究小组系统移植过来，那是这种小组的发源地。几年后，雅各布·明赛尔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小组的副指导。我们有着活跃的氛围，吸引了哥伦比亚大部分最好的学生。在这个课题还未被普遍充分理解之前，明赛尔和我一直在做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学生们发现这很吸引人。我们也研究时间分配，以及其它前沿课题的研究。

1954年我第一次结婚，那段婚姻里我有两个女儿，Judy和Catherine。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家庭氛围，我住在城郊，乘车来往于哥伦比亚和研究与家之间。最终，我开始厌倦了乘车上下班，决定要么搬到纽约，要么离开哥伦比亚去往其他大学。我也开始感到智力的停滞。

1968年的学生暴乱促成我离去的决定。我相信哥伦比亚应该采取一些强硬措施，维护自由探究的权力不受学生威胁的影响。中央管理部门想要这样做，但是它无此能力，许多行为还不及那些学生的员工反对这项提议。

1970年，我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发现那里的氛围分外刺激。经济学系依然很强大，尤其是在乔治·施蒂格勒和哈里·约翰逊加入之后。很快我和施蒂格勒成了亲密的朋友，他在我之后思考的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合著了两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味觉稳定性的争论（a controversial one on the stability of tastes），原理工具问题的早期处理（an early treatment of the principle-agent problem）（没有读过不知该如何翻译这两个标题，有知道的指点一下——译者注^_^）。施蒂格勒也引起了我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我曾在1958年发表过一篇关于此的小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我发表了两篇文章，建立了一个关于在政治进程中有特殊势力小组的角色的理论模型。

而我主攻家庭方向是在回到芝加哥之后。更早的时候，我就尝试用经济理论理解出生率和家庭规模。现在我开始考虑整个一系列的家庭问题：结婚，离婚，对于其它成员的无私，父母在孩子身上的投资，还有长期家庭行为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终于在1981年完结，书名为《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我持续研究这个课题，一个范围更广的版本在1991年出版。我尝试着不仅仅研究离婚的决定，家庭规模，以及所谓喜欢，还研究家庭构成变化的影响，不平等的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我的大部分关于家庭的研究，以及那些由芝加哥或其它地方的学生和教员所作的研究，都陈列在舍温·罗森和我管理的经济学应用的专题研究小组里。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工作类型都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忽视或者强烈反对。我曾考虑出路，或许我真的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但年轻的经济学家中有更多赞成的声音。他们也许不同意我的分析，但接受这种类型的问题，像完全合法似的去研究。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收到了能摸得着的显示专业观点的变化的信息，包括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塞德曼奖，以及国家健康协会的第一社会科学麦瑞特（Award of Merit）。

1983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给我一份邀请。我很高兴的接受了，因为这是一个著名院系。对我的邀请给了社会学专业一个信号，理性选择方法是一个不错的理论典范。之后不久詹姆斯·科尔曼和我创建了跨学科讨论班，研究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比我们预期的要成功得多。

直到1985年，我都只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书籍和学术文章。那时，对于一个商业周刊邀请我写每月专栏感到吃惊。由于害怕我所写的不适于一般读者，我倾向于拒绝这份邀请。然而最终，我同意尝试做这样的专栏。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它让我学会了如何不借助行话来写经济和社会问题，每期大概800字。这项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用简洁的语言简练地讨论重要课题的能力。每月一次专栏的压力让我时刻关注引起杂志的商业和专业读者兴趣的课题。

1980年我第二次结婚，迎娶了Guity Nashat。我的第一任妻子在1970年去世。这带给了我两个继子，Michael和Cyrus。Guity帮助我克服了做商业周刊专栏时那些不情愿的情绪。她是一位研究中东史的历史学家，还有一点和我一样的兴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女人的角色，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她带来的个人的与专业上的协调让我的生活要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