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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贝克尔原计划参加中国人口政策研讨会

  今天早晨一起床就看到了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悲痛和突然,因为去年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碰到他,已经83岁的他还答应我这个夏天来中国参加中国人口政策研讨会。2011-2012年,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时,我曾在他的指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已经80高龄,但无论是教大课还是做研究,都才思敏捷、犀利和幽默,仍然是顶级大师的巅峰状态。

  贝克尔教授对于年轻学者特别关心并不吝赐教。我的人口政策研究,正是这段时间和他几次交流中,逐步成形的。他十分关心中国的经济和人口政策,他在“中国急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这个问题上和我有着高度的共识。在过去两年,他还不遗余力地帮助一起推动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每次我希望他能够“声援”人口政策的改革,他都爽快地答应。他写过不止一篇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文章,2012年7月,在他和波斯纳的共同博客上他发表了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时候结束了》(Time fo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to Go)的文章,这是世界顶尖经济学家首次撰文评价中国人口政策。

  这个月我在筹备中国人口政策的研讨会时,想邀请他过来,因为知道他特别忙,所以仅仅是报了试一试的想法,给他发去了邀请,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暑假到北京来参加这个会,可见他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关心。他曾对我说,中国一直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国家,人口政策的改革是个头等的经济政策。现在,虽然他不能再来北京了,但却更坚定了我继续推动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决心。

  贝克尔一生的学术成就可谓是登峰造极。1930年12月2日,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51年,贝克尔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53年和1955年先后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8年,贝克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从1969年起,贝克尔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92年,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认为是所有诺奖得主中最具创新意识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首次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成功地运用到了教育、家庭、婚姻、生育、种族歧视等社会学的领域,所以他不仅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而且还是社会学教授。

  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时,就感到无比的兴奋,因为没有想到原来经济学的模型不仅仅可以研究宏观经济和供求关系,还可以研究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例如结婚生子。他在40多年前,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并开辟了教育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新的学科,他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可以说是影响了整整一代经济学者。贝克尔教授的代表性着述包括,1960年出版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这是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创始之作;196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之作,是席卷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的起点;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则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代表作。这三部著作被西方经济学者称为“经典性”论着,具有深远的影响。

  贝克尔教授非常关心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和人口问题,他是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对各国人口和教育的情况了如指掌。贝克尔的家就在芝加哥大学附近,有一次我到他家喝茶,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一胎政策,他先问:中国是不是来不及建学校?我回答中国实际上是在关闭小学,他不假思索地说应该停止“一胎政策”了。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有能力培养人才,就不应该刻意减少人口。因为对于所有国家来说,人才是最宝贵的。 2013年12月,贝克尔教授把他写的一篇文章
"The Consequences of Abandoning China’s One Child Policy”(《中国放弃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发给我,他在文中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为了一项干涉大量个人决定的社会工程。虽然这项政策成功实现了大幅度降低生育率的目标,却没有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对于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政策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弊端远远多过贡献。”

  贝克尔教授虽然离世,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他的品格和业绩将光照后人。

(本文作者梁建章系携程旅行网创始人之一,1999-2006年任CEO,2006至今任董事长。 2011年,他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还兼职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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