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第一次见到贝克尔（Gary Becker），那时我受《经济学消息报》之托到美国大陆去采访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在我的日程表里，贝克尔排在第三位。在贝克尔的日程表里，他只答应和我聊半个小时。我决定只聊一个主题，那就是他和另外两位作者1992年11月发表在QJE上的“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那次采访的结果？我在第5分钟的时候已经明白了他坚持使用“协调成本”而拒绝使用“交易费用”的理由。可是我在第45分钟的时候，才算是明白了他的“一般知识”概念与我自己坚持的“制度知识”概念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遗憾的是，我完全没有时间盘问他关于我的“知识互补性”的看法（那是我在1997年《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主题）。
十年过去了，月前，我无意间浏览QJE在过去十年里发表过的“好”文章，赫然看到贝克尔1997年8月发表在这份刊物上的长篇作品，“时间偏好的内生决定”（G. Becker and C.B. Mulligan，“the endogenous determination of time preferen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 1997，pp: 729-758）。三十页的论文，在第一流的理论经济学刊物上发表，应当算是“长篇”了。顺便提一句，按照我个人最近对五份被我们公认为“第一流经济学刊物”的杂志过去十年发表过的文章的回顾所得的印象，JPE或许仍居第三位，但第一位的AER显然正在被QJE超过。如果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们打算认真读“原典”的话，我建议他们在浏览过“科普”刊物JEP之后立刻把自己埋到QJE里去。
回去谈正题，永远的贝克尔，在1997年这一长篇里，终于对时间偏好问题下手了。我们都明白，只要时间偏好或者“折现率”仍然是外生的，整个动态经济模型以致整个芝加哥学派的“新增长理论”（参见1990年JPE专号“S”），不论作者们如何标榜，毕竟只能是局部均衡的。当然，我们不妨数学般完美地宣布：存在一个完备的资本市场，于是从那里可以找到一般均衡的全套“折现率”（即任一商品从任一时刻到另外任一时刻的价值折算率）。那只是数学。
芝加哥学派的增长理论，在MIT和英国剑桥的猛烈抨击下（参见R. Solow and F. Hahn九十年代以来对芝加哥“宏观经济学”的批评）——不奇怪，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涉嫌人身攻击的“两个剑桥”，如今共谋对付它们当年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在这些抨击下，芝加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必须面对时间偏好的内生问题。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诸导师当中，或许只有贝克尔一人，同时在该校的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有“教授”头衔。也就是说，只有他，才有资格把社会学与心理学关于行为的“偏好”的研究成果融合到经济学里面来。贝克尔在那次采访中对我说，他绝不在乎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任何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哪怕，……对不起，我相当尖刻地追问：“哪怕放弃例如‘完全竞争’假设可能颠覆整个理论体系”。是的，在我看来，整个芝加哥学派，包括佛里德曼本人（回忆一下他主张的方法论吧），只有贝克尔有学识和有勇气做如是说。几天以后，当我采访西蒙（H. Simon）教授时，特意对他半个世纪以来始终把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称为“轮椅里的经济学”的言论做了补充，强调了贝克尔之有别于他的老师佛里德曼。
真对不起，在“茶座”聊天，我倾向于“离题万里”，别说是经济学家茶座了，就连在经济学课堂上，我讲的题目在许多学生听起来，也绝对可以说是“离题万里”的。贝克尔的“长篇”从例行的文献回顾开始，如果你去读这篇文章，可千万不要把“第二节”一带而过——按照学术文章的八股，第一节是“立论”，第二节是“文献回顾”，第三节叫做“论体”，第四节叫做“论例”，第五节嘛，看你的编辑认为你应当写多长，或许就叫做“结语、评论、对未来研究的提示”之类吧。这个“第二节”绝不是通常的文献回顾，作者们，在当代经济学“数典忘祖”了几十年之后，从庞巴沃克（E. von Bohm-Bawerk）的《资本实证论》开始回顾，于是接续着大半世纪以前的经济学传统。读者不相信我的话？请翻看一下1947年12月的AER吧，除了暗红的封面与今天的AER一样，里面聊的事儿，没有一件是今天AER的编辑愿意接受的。为什么非要看1947年的AER？因为那年萨缪尔逊发表了《经济分析基础》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方法（参见我写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6年），从那以后，经济学就一头扎进了形式主义泥坑，自我陶醉到今天。发生这种事儿绝不怪老萨本人，他是天才——当时经济学界都知道，萨缪尔逊是“神童”，当然，还有MIT的另一位经济学家Peter Diamond，与他二位相比，贝克尔算是“大智若愚”吧。要怪，我们得责怪那些毫无希望地把头脑交给了数学的经济学家们。你又不信我的话？神童Peter Diamond自己说过：“数学是很好的仆人，但是最坏的主人。”我清楚地记得另一神童诺伯特•维纳（N. Weiner，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在一次酒会上轻松地告诉社会科学家们：眼下发生的一件荒唐且危险的事情，是那些无能的社会科学家们基于弱智，就把苍白的文字披上了华丽的数学外衣。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学术”文章，不如叫做知识“负墒”（换句话说，这类文章发表得越多越快，人类知识就越混乱无序）。
好啦，让我们停止讽刺吧。为什么我们有时间偏好？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把未来的效用“折现”（折价计算）到现在？为什么我们不倾向于把未来的一单位效用看得比现在的同一单位效用更重要？庞巴沃克1891年《资本实证论》提出的理由是：我们人类没有耐心等待未来。贝克尔接着庞巴沃克的话题叙述：是的，我们缺乏耐心。但我们并不是同等地缺乏耐心，正是这一差异，是贝克尔这篇文章打算解释的——哪些因素决定了人们在耐性方面的差异？注意，贝克尔不打算在这里寻找那些导致了人们同等缺乏耐心的因素，例如大规模战争和大范围灾难，可以让整个社会变得悲观。那些同等程度上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在统计上称为“系统性偏差”。对系统性偏差的实证观察，我们只能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因为此时大家都疯狂，那么度量疯狂的“程度”，就只好把“此时”的行为与“彼时”的行为相比较。而贝克尔这篇文章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横向比较（cross-section）。这叫做“有什么料，炒什么菜”，长期学术研究的训练使然。
人们的耐性是有差异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愿意等待。为什么？是哪些个人经历和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文化的、宗教的背景决定了这一差异？这是贝克尔打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导致了所谓“内生的时间偏好”理论。贝克尔注意到庞巴沃克的一个重要观察：“当下”，总比“未来”更占优势，因为“当下”可以直接被我们感知，而“未来”？对不起，我们必须去想象它的样子，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它。贝克尔沿着庞巴沃克的思路继续发挥：所以，我们不妨假设，只要我们对“关于未来的想象”投入一定的资源，只要我们愿意花费时间和资源去想象未来，我们就总可以获得关于未来效用的正确的折现率。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用于想象未来的资源配置当作消费者选择模型的内生变量之一，则折现率（时间偏好）就成为内生决定的了。
哪些可选择的资源投入可以改进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的正确性呢？在讨论这些选择变量之前，我们需要先研究一些关于未来的想象的失真的例子。如庞巴沃克和贝克尔所论，关于未来的失真的想象，其最常见的一种是对未来的痛苦感受不足，从而未来的痛苦总比未来的幸福更容易被我们忽略。用我们熟悉的文学语言说：天下的幸福总是一个样子，而痛苦，则每次都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陶醉于没谱儿的想象中的幸福里，典型如疯狂入市的股民。而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幸，例如对其实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死亡，对电梯突然坠毁的可能，对高楼上掉下来一只花盆击碎我们头颅的可能，或对面的汽车猝然碾压到我们身上的可能，我们由于不胜其烦而养成了无视它们存在的习惯，我们不愿终日忧心忡忡等待我们必死的命运，我们宁可在繁忙中忘记死亡——这一小概率事件必然会发生。因此，我们假装乐观的天性决定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总是比真实的未来更加乐观。贝克尔说，或许由于这一天性，大部分人从来不立遗嘱，因为他们理性地故意不去想象死亡的后果。这一切，如果其它因素不变，将使任何未来事件的净效用（幸福与不幸之差）的折现率偏低。
不过，庞巴沃克以及他多年的争论对手费雪（I. Fisher），还有贝克尔，他们还指出另外一种常见的关于未来的想象的失真：贫困的处境往往强迫我们减少对未来效用的投资，这部分地由于眼下的饥寒交迫确实难以忍受（预算约束）——所以穷人的储蓄率通常比富人低得多，部分地还由于眼下的贫困可以让我们对未来变得格外悲观——至少在统计意义上说，贫困与铤而走险的犯罪相互关联，“悲惨世界”降低了现世的价值。所以，财富的多寡，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可以影响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富裕的家庭出身倾向于让人对未来更加乐观，从而未来效用会有较低的折现率。当然，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经济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每句完整的陈述，后面都还有半句没有说出来——“维持其它因素不变”。例如，这里的富家子弟，固然容易想象更乐观的未来，但也同样容易沉溺于眼前的享乐，从而降低了储蓄率，甚至沦为败家子。对此类反例，我们经济学家用术语“维持其它因素不变”来排除之。
贝克尔说，教育是最主要的一种投入，当然，还有家庭背景，文化背景，甚至宗教信仰。难道受过教育的人就真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未来更有信心？让我举一个反例，科尔凯廓尔（S. Kierkegaard）坐在校园的长椅上思量他这一辈子打算干哪些有意义的事情，结果他意识到，如果时代进步意味着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或者“更方便”，那么，他的使命将是让人们意识到生活是多么的困苦。你看，存在哲学家们是这样寻求生活的意义的。他们的教育，教育让他们比我们更容易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境界。尼采说：求真的意志（求知识的意志），其命定的归宿是彻底虚无。当然，不论是贝克尔还是佛里德曼，都不会理睬我引述的存在哲学。你可以想象，对这些反例，他们会以“维持其它因素不变”来排除之。
那么我只好继续转述，贝克尔认为，对未来的想象还有一种类似听音乐那样的累积效应，即我们花越长的时间想象未来，未来就越容易被我们想象得正确，未来的效用也就会显得越重要。儿童的家庭和社会经历当然也会对他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发生重大影响，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长大的孩子，对未来多半不抱任何幻想，因为生命在布鲁克林区实在太不值得过，除了相互残杀和吸毒自残以外，孩子们很少看到希望。关于吸毒，贝克尔论述说，吸毒以及一切上瘾行为都会降低未来效用的意义，也就是说，都会增加未来效用的折现率。因为所谓“上瘾”，就是被眼下的急需逼迫着非立即消费不可，而眼下之所以“急不可耐”，是因为以前的消费具有累积效应，吸毒越久，越急不可耐。这是生活习惯对时间偏好的影响，如果我们接受芝加哥学派关于“消费者－生产者”的选择模型的话，我们会很容易明白贝克尔的这一论述，它的意思是：我们以往的选择，例如吸毒，通过类似“人力资本”变量的累积效应进入我们的“家庭生产函数”，使得吸毒行为对当下总效用的边际贡献率不断增长，从而我们便理性地选择对“吸毒”行为配置更多的资源，因为资源在那一部门获得了较高的生产率。贝克尔说，年轻人，由于生命的大部分效用尚在未来，总是比老年人更愿意对“未来想象”部门进行投资。
至于宗教信仰嘛，在贝克尔的模型里也可以找到发生影响的途径。例如，信仰来生的人，对死亡以后的效用的想象力比没有这一信仰的人丰富得多。所以，只要来生的幸福大于零，未来效用的折现率就会有所降低。这意味着信仰来生幸福的人倾向于比不信仰这一幸福的人有更高的储蓄率。当然，如果你信仰来生但你同时还相信你在前世或此世罪孽深重，从而来生必下地狱，那么你的未来效用就会有极高的折现率。储蓄？算了吧。你甚至可以破罐破摔地索性就在此世干出一番惊人的罪孽来呢。
洋洋洒洒纵论古今之后，贝克尔打算结尾了。他在这里再次出语惊人：我们的模型表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人民的国民性之一——时间偏好的差异，而较少依赖于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如果假设技术知识在全世界共享，并假设资本在各国有同样的回报率，那就可以完全没有资本流动而仍然有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这一结论，至少在目前，与（横向比较数据的）经验观察一致。假设中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更有耐心的民族倾向于让孩子在学校接受更长期间的教育。而学历高的人群，统计表明，其消费增长的速度比学历低的人群高得多，这些人早年更加节约，晚年相对奢侈，所以他们的一生看上去消费的变化率就会高些。从宏观角度看上去，消费的变化率高，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高。
统计还表明，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增长速度比低收入家庭更高些，这是上面说过的财富效应——富裕家庭容易想象乐观的未来从而降低了折现率，故富裕家庭更倾向于储蓄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贝克尔说，以往的经济学文献大多认为耐心导致了富裕，我们的模型认为，是富裕导致了耐心。可是这进一步意味着，一些国家富裕，所以它们发展速度更高，从而更加富裕，从而发展速度进一步提高，从而进一步更加富裕，……，于是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疯狂分化的世界，而不像芝加哥新增长理论家们所预言的，是一个逐渐趋同的世界。此刻的芝加哥领袖贝克尔，其实更像一位凯恩斯主义者。
永远的贝克尔，不拘陈规的贝克尔，直面现象的贝克尔。不要再对我说佛里德曼吧，那个把经济学变成了自由市场信念的侍女的“经济学家”！不要再对我说卢卡斯吧，那个杀死“看不见的手”以祭祀经济学圣殿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我只看见贝克尔，从现在起，一直到永远！
（该文于2002年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作者汪丁丁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跨学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他于1998年在芝加哥采访了Gary Becker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