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正经历着数十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很多人眼巴巴地瞧着东方寻找未来。不仅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要过好几年苦日子，也有人相信，这场危机标志着西方开始退出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再度回到舞台中央。在并不很久远之前，中国失去了那个位子。
从历史的脉络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曾经如何登上全球经济的巅峰，又怎样从这个位子上摔了下来。作为真正的中国研究权威，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这方面的观点值得重视。麦迪逊不仅对中国经济史作出了卓越的研究，也是世界经济史学的权威，通过他的估算，我们得以知道10-15世纪中国的人均GDP要高于欧洲（图1），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3%（2003年中国GDP 占全球的比重为这个数字的一半，图2）。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迥异于宋、明、清等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以工业为主导，不再是农业社会；北方大平原早已不见了游牧民族的觊觎和侵扰；全球贸易的重要程度前所未有（即便与丝绸之路相比）；同样未曾有过的还有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然而徜徉历史，仍然发现惊人的相似时而跳跃于历史的画卷之上。
宋朝(960-1280年):
第一次经济转型
华夏大地经历的第一次重要的经济转型发生在宋朝（960-1280年），之前各个王朝尽管总的说来经济凋敝困顿，但却为宋朝时中国第一次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打下了基础。短暂的秦王朝统治残暴，秦始皇因统一中国而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但鉴于他焚书坑儒的暴行，我们实在没法把自己算作他的粉丝。汉代一度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仍然未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并且国家最终陷入分裂。隋朝时期，中国重新统一，经济政策方面，在全国推行均田法土地政策（将土地耕种自由还给农民），贸易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统治者却将有限的税赋收入用于开凿大运河和军事远征。唐朝迎来经济繁荣的盛世景象，对外贸易取得很大发展，但是商业（包括盐）在国家专卖制度下仍然鲜有发展，同时，随着土地国有制度最终崩溃，相应的税收来源消失了。
历史走进宋朝。以1127年金人攻占开封、宋王朝被迫南迁为界，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时期。宋朝期间，经济在经历了千余年的缓慢发展后步入快车道，人均收入增长了30%，人口增长了一倍至接近1亿。1127年，宋朝都城迁至临安（今杭州），当时临安还只是个东部沿海的村庄。其时，大量人口为躲避金人统治南迁，移民在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活动，官府兴修了灌溉设施，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占城稻，使得南宋经济持续兴盛。耕地不足迫使农民不断想办法开辟新的耕地，发明了著名的梯田。都城南迁后，粮食可以借助大运河漕运，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这在此前各个朝代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宋人对大自然的成功改造，只是长期以来中国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的不懈努力的一个侧影。在中国，仅有10%的陆地是可耕地，美国和欧洲这一比例分别为19%和28%。1993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8公顷，同期美国为0.73公顷，印度为0.19公顷（图3）。随着人口膨胀、耕地不足，尤其是在宋朝和清朝早期，人们大面积上山毁林垦荒，随后而来的是不断抛荒，这比欧洲早了8个世纪。中国从未像欧洲那样出现过用于畜牧的“共有”牧场。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深受土地匮乏的影响：蛋白质主要来源于鸡肉和猪肉（这类家禽、家畜的饲养不需要专门的农场）以及豆类和水塘鱼类。在中国历史中，官僚体制对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兴修大型灌溉工程、扶持农作物品种培育、修建粮仓（军事征伐时用得上）、印制发放农事指导手册。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是应对人口持续增长的唯一办法。
宋朝涌现出很多发明创造。四川的商人中开始流通起有金银铸币支撑的“角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福建的造船业兴盛起来—既为满足沿海军事防御需求，也是贸易的需要，大宋与中东、南亚的远洋贸易发展起来，临安成为十分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官营垄断了盐酒茶生产和贸易，但给了民间工商业较大的发展空间。私营的钢铁工厂生产出不断改进的生产工具。工商业获得极大发展，市肆中兴起各种行会（公所），决定并管理着市场价格。农家子弟和地方乡绅富室可以通过科举入仕，脱离有风险的商人命运。活字印刷术引发了造纸业的繁荣，加速了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因而也增加了社会流动。
明朝(1368-1644年):
经济没有出现较大的繁荣
经历了元朝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瘟疫灾难之后，到了明朝，社会恢复了稳定，经济却没有出现较大繁荣，科技创新也比宋朝少了很多。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试图使农业实现自给自足，切断乡村与市镇的联系。他轻视商业，对商人课以重税，强制小工商业者每月一次登记货品，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考试。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对其与士人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商人得以参与盐业的垄断经营。此后，明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商籍，商人阶层再次获得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士人的机会。
15世纪早期，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得到修复，修建了紫禁城，对外探险也达到了新的规模，200余艘南京制造的船舰载着郑和及其船队七下西洋，郑和在航海途中病逝后，船队返航，原航海费用转用于修筑长城。15世纪中叶，关于郑和船队的文献档案被焚毁，沿海港口被关闭，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重新掌控了国际贸易。在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干扰下，中国再一次将自己与世隔绝。
清朝(1644-1911年):
第二次经济转型及帝国衰落
清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最大的，清朝早期的国家治理也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清朝的最初150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满族征服者融入华夏传统文化，跃下马背学习农耕，他们重视官僚体系的价值，自视为艺术和文化的护卫者。即便繁华如宋朝，粮食产量也多年稳步不前，而在1650-1750年的100年间，粮食产量获得极大提高（图4）。1700-1820年间，中国又一次迎来生育高峰，人口膨胀了一倍多，达到3.8亿。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欧洲的两倍，而人均收入增长仍保持了原有水平（图5）。
同时，中国的国土面积也获得极大扩张，从1680年的600万平方公里膨胀到1820年的1200万平方公里—1697年征服蒙古，1683年收复台湾，1720年西藏纳入版图，1757年新疆收入囊中。此时还引进了多种新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玉米、花生和马铃薯），农民负担低于以往任何时候（直到1770年清政府重新提高税率）。福建的茶叶、景德镇的“官窑”和很多地方数不清的“私窑”烧制的瓷器远销海外，创造出巨额贸易顺差，白银滚滚流入。1820年，中国经济总值占全球GDP的整整1/3，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表1）。
然而，康乾盛世不会永远继续。清朝中后期，吏制腐败，民不聊生，大运河淤塞，黄河堤坝年久失修，从1820年一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时，农业生产率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清政府大搞沿海迁界，进一步闭关锁国。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 Lord McCartney）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这个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场景是清帝国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贸易请求，而很少有人提到，随同马戛尔尼使团自英国而来的600个箱子里，装满了行星仪、地球仪、天文望远镜和各种最新式的数学仪器。至少在麦迪逊等学者看来，乾隆皇帝和他的朝廷未能，并且也不愿认识到外部世界的巨大进步，已经显露出几分清朝开始衰落的迹象。
乾隆之后的清政府，对外贸激起的紧张关系仍毫无察觉。同一时间，英国每年买入1.4万吨中国茶叶，为了扭转贸易账户等目的，已经开始将大量鸦片运入中国。在1839年虎门销烟2万箱之后，英国商人怂恿英政府发动战争，他们达到了目的。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控制了香港岛。其他国家紧跟其后，在中国多个“自由港口”划分地盘，设立租界。到1917年，19个国家控制或实际影响着中国92个城市。
整个国家内部支离破碎。1850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虽然1864年太平天国被清政府和外国势力联手绞杀，然而清政府的命数也延续不了多久。慈禧太后穷奢极欲的生活、华丽浩大的工程进一步削弱了清帝国的财政实力，1912年，中华民国的诞生宣告了清朝统治的终结。
中国官僚体系的利与弊
面对这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值得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曾经辉煌富庶无人比肩的强国，为什么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包括麦迪逊在内的一些学者，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归结为官僚体系。
一个专业的、受到尊敬并掌握着很大权力的官僚机构，是中国大多数朝代的特色之一。在欧洲，拿破仑是提倡“为有才能者开路”的第一人，比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晚了好几百年。科举制度始自唐朝，在宋朝获得发展和完善。16-17世纪期间，共计10000-15000人被选拔为朝廷官员，考试难度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据估算，考生至少需将43万字的儒家经典背得滚瓜烂熟），几乎所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获得了政府任用，他们是社会精英群体。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历史上缺乏掌控收税权力和兵权的封地贵族，以及对自己土地和权力的绝对权威。汉代以来兴起的儒家学派长久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张服从世俗政权。市肆中兴起的各种商会坚定地服从于官僚。帝王和官僚体系—是自汉代以来权力的拥有者和支配者。
这套运转了几百年的制度，对于农业社会来说一般存在积极的作用：官员需要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充足，保障军队给养，保障皇室和他们自己的优渥生活。以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官僚体系（尤其是宋朝）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它使贤能的人得以进入权力体系，并避免了教派与国家之间持续的战争，以及封地贵族精英之间的争斗。这一点与欧洲颇为不同。
但是，官僚体系诞生的那一天，也埋下了自身毁灭的种子。官僚体系是自身权力和地位的保护手段，它通过严格的管控、重税和对所有大型项目的国家垄断，阻止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某些朝代管控较松，如宋朝和明朝初期。但即使在这些时期，也没有能够像欧洲那样，发展起独立的富裕阶层和强大的资本家。
官僚体系一直发挥作用，直到16世纪人类步入现代社会。李约瑟认为，这个时候中国的官僚体系碰到了障碍，它不能够再效忠于新的统治者—科学的方法，也不愿意工商业继续推动革新。但是，旧模式下富有权势的既得利益团体、地位不断上升的主张社会稳定的儒家思想的存在，意味着旧的体系依然存续。
也有很多中国历史学家将近代中国面临的危险归结为过于闭关自守—这也是好评如潮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中屡屡提及的词汇，该片认为，国际贸易在大国的崛起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须始终以开放的心态从对外贸易中学习先进的东西。或许，这也是中国确立改革开放路线时，尤其重视“开放”的原因之一吧。
好吧，就此打住，我们回到1912年。
民国时期：
经济遭遇更多灾难
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均GDP已降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１）。随后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经济状况极其糟糕。1890-1952年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零（经历了好几次经济衰退），整体GDP一年仅增长0.6%。1928年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宣布了部分减税措施，如裁撤厘金（清咸丰时期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饷而对国内土货交易征收的一种税），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进口关税（外国势力继续通过协定关税获得关税收入，直到1943年通商口岸制度废除）。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引进纸币发行，唯一的目的是不断地印钱，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主要是军费开支。纸币的泛滥导致1937-1941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时期外国投资空前繁荣，截至1933年，中国GDP的2.5%是外国企业创造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将近一半投向上海，其余主要投入东部沿海铁路建设。截至1950年，铺设铁轨长度从1890年的10公里增加到22238公里。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战又使经济政策或国内经济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人均GDP已降至189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又输掉了60年。
新中国的富裕长征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民经济和人均GDP均有所增长。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比较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1950-1977年，人均GDP翻了一番，整体经济规模增长了3.4倍。
其中工业化是增长的关键。国家对重工业给予巨大投入，农业获得发展，服务业受到抑制。这一时期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不明显，但麦迪逊的数据显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却还不错：1952-1977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3.1%；1978-1995年，加速为每年提高4.8%。工业化后，中国也不得不面对几次经济危机：1960年苏联的工业援助中断，意味着资金、设计方案和工程技术人员全都没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担心东部沿海工业受袭而向内陆搬迁的政策效率低、成本高；随后十年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致使宏观经济止步不前。
麦迪逊提醒我们，1949年以前，中国农业并非真的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是“封建”的。既没有贵族统治下的大片封地，也没有大种植园，大多数农民靠耕种自己的土地生活，或为他人耕种获得相应酬劳（而在真正的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仅能糊口而已）。共和国建国之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只有10%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到1.7亩，可以养活6口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不到一半耕地被没收和重新分配，4%的人口失去了土地，60%的人口获得了土地。随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层政府组织成立互助组，按生产需要统一调配使用劳力、耕牛和农具。1956-1957年，平均每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了160户农户的土地和劳力，只有5%的集体土地由个人耕种蔬菜和其他作物。到1958年夏，1.23亿农户并入260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农户4600户（是苏联公社规模的30倍）。紧接着是大跃进，那一时期，几乎所有自有土地被充公，公社被寄予自给自足的厚望。至少有600万人死于因粮食收成崩溃以及粮食救济政策原因造成的大饥荒（从图6中可以看出对经济的影响）。1962年以后，国家将土地、劳力、农具固定到生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为30户左右，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农贸市场悄悄地生长起来。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农户开始重新获得对土地的真正的自主权。
接下来，就是最近30年的经济发展史。麦迪逊和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伍晓鹰重新估算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GDP数据，他们的数据显示，1978-2003年中国实质GDP平均增长7.9%，低于9.6%的官方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前数据）。对于争议最大的1998年，他们认为当年经济增长基本为零，但随后中国经济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型反弹（图6）。当前，相关部门无疑希望这一历史，至少反弹的那一段，能够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