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爱数字的数据分析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于4月24日逝世，享年83岁。和很多人一样，麦迪森在13岁时情窦初开。他读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战争的代价》；记录国民收入的附表引起了他的注意。之后70年，麦迪森一直研究难以捉摸的数字，估算在长时间跨度中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他公布了56个国家早在18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2001年，他那浪漫冒险的研究到达巅峰，估算了公元1年的世界产值：按1990年的物价换算为1054亿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是个现代词，但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需要计算一个国家的产值，比较各国的生活标准。麦迪森认为自己继承了经济学家威廉·佩蒂开创的传统，佩蒂是“政治算术”的先驱，于1665年估算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收入为4000万英镑。这个计算结果引发了对佩蒂的关注，他打算向国王说明对荷兰开战付出的代价。可麦迪森为何会对远古的国内生产总值感兴趣？
他坚信，经济活动的“步伐和模式”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他认为，经济学没有发展过程，好像不知来自何方。工业革命对革命这个词而言太循序渐进，仅看作工业过程过于宽泛。比如，拿海洋技术来举例。1773年，约翰·哈里森发明了航海天文钟，从英国议会得到了2万英镑的奖励。多亏了腌菜和柠檬，詹姆斯库克船长才能达到澳大利亚的东海岸，没有一个船员得坏血病。
连相信19世纪前许多经济发展可以测算的学者都怀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计算。麦迪森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条件。他借鉴了一位学者对17和18世纪英格兰遗嘱清单的研究，研究显示了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传给子孙后代更多的不动产、家具和家居用品。他对印度莫卧儿王朝经济情况的描绘，深受阿克巴大帝的大臣阿布法兹勒对16世纪全面评述的影响。他对日本人口的估计，依赖于1587年驱逐葡萄牙人、迫害基督教后宗教信仰的年度登记表。麦迪森的一位学生巴特·范·阿克现任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麦迪森敦促自己走抛开图书馆和统计局大胆前行。就连博物馆里的一幅画都可能为一个国家几世纪前的生活标准提供线索。
麦迪森的偶像科林·克拉克写道：“每一代只有两三位经济理论学家的发展空间，容不下更多人”。他补充道，其他经济学家应该“一砖一石”、稳扎稳打地构筑知识。麦迪森为许多宏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他逝世前10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还在宣告“第三世界”终结的演讲中提到他。麦迪森的数据显示，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亚洲占全世界产值的一半以上。因此，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是“回归”，而不是革命。
麦迪森的数据既预示了亚洲的崛起，也有助于解释欧洲历史上的崛起。麦迪森对人均GDP的估算，为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于2005年提出的重要论文提供了有用的经验核查。他们认为，1500年后欧洲各国制约君权，进入大西洋，靠获利丰厚的商品和奴隶贸易得以繁荣兴旺。麦迪森的估算也解释了，贫穷的殖民地为何致富，富有的殖民地为何变穷。人口稀少的殖民地长期以来从欧洲移民者带来的财产权中受益，而人口众多的富有殖民地被榨干耗尽。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告诫人们，麦迪森有关1820年前的数据 “仅凭经验猜测”。麦迪森勉强承认，研究的时间越久远，他所依赖的“线索和推测”越多。去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雷戈里克拉克在一篇言辞激烈的论文中，称麦迪森的数据“纯属编造，和中世纪欧洲各地兜售的圣骨遗骸一样”。轻信他人的经济学家需要数据，“无论这些数据的出处有多不可靠”，麦迪森就给他们提供数据。
量化能给人精确的假象。比如，麦迪森推测1820年前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维持在最低水平。假设一切如他所说，怎么能不公布一个数字呢（人均400到425美元）？可他没有让那些盲目轻信的人满意。他相信，数字会激化争议。他写道，“量化更容易引发争论，可能提出异议”。学者们为麦迪森的数据争执不下，会受到启发，给出自己的数据。即使不同意他研究的人也会受其影响。
鉴于麦迪森职业生涯的漫长深远，这位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不可估量，和他对量化的信心截然相反。他的履历囊括了20本书、130篇文章，19册编辑合著的作品。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的统计，他的著作被翻译成12种文字，有两本书被引用了2000多次。1978年他任教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指导过13位博士生，1990年创立了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和数据分析家俱乐部。连麦迪森也承认，“明智的人不会宣称，数据能够说明所有问题。”他对数据情有独钟，数据也对他颇为眷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