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3日，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数理基础，并因此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家中逝世，享年94岁。
萨缪尔森毕生的研究成果为有效地探讨和研究世界市场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位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的教授恰逢其时地选择了这一学科——“对于一个有较强分析能力的人来说，他能够很快地洞察到数学工具是经济学的一个有力武器。1935年前后，世界经济学领域洒满了如翡翠珍珠般的定理和模型，等待着他的采撷和整理”。
“我的手指已经动过了每一块馅饼”
毋庸置疑，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领域贡献颇多，内容涉及福利经济学、消费理论、价格、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公共产品、金融和国际贸易，以至于很难找出一个没有包含他的杰出贡献的某个问题。他曾经说过：“我的手指已经动过了每一块馅饼。”
在其学术生涯早年，萨缪尔森提出了“乘数—加速数模型”，用来解释市场经济的波动趋势，以及市场如何放大制度外因素对其本身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数学工具研究不同人群之间的贸易效应。
在著名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中，萨缪尔森和他的同行发现，进口欠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产品能够进一步压低发达国家内部本来就不高的工人工资。这一理论被自由贸易的反对者们紧紧抓住不放。然而，萨缪尔森却强烈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其理由是，从短期来看，自由贸易的确损害了某些人群的利益，但从长期来讲，它却能普遍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在被他称之为“应对原则”(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的预测理论方面，萨缪尔森亦是成就非凡。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均衡的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会做出理性的选择，从而分别使他们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但是，萨缪尔森考察了市场均衡遭到诸如战争、自然灾害及技术变革等因素破坏时的情形。他指出，理解个人行为在预测整体经济稳定的过程中显得格外重要。
不过，或许萨缪尔森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市场经济中供求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自动产生均衡，这是19世纪盛行的主流观点。这一观点的坚持者认为，在无须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仅靠市场自身调节就能够解决失业问题。
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 “大萧条”之后，许多经济学家摒弃了这种思想，开始接受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理论。萨缪尔森认为，这两种理论并非互相矛盾、非此即彼。新古典模型仍然可以用来分析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时的经济状况，但在就业出现问题的时候，凯恩斯模型就有其用武之地了。
《经济分析基础》与《经济学》
萨缪尔森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中最为著名的两部作品是《经济分析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和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
《经济分析基础》是其博士论文，通过这篇论文，他告诉经济学家们他们正在进行“思想智力体操”，而且“像是一群受过高强度训练但从没参加过比赛的运动员”。他坚持认为，如果经济学家们想进一步有所建树，数学工具必不可少。 在这部充塞着数学公式的著作中，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论，经济学的不同分支能够用数学的方法正式统一起来。
萨缪尔森打算写一本经济学教科书的想法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危机过后，许多人仍没有意识到“凯恩斯革命”的重要性，许多美国决策者都认为凯恩斯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语言生动、饶有趣味、可读性极强，而且配了大量图表，通俗易懂。这本书令萨缪尔森名利双收。迄今为止，《经济学》以 40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400万册，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
在《经济学》里，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理论介绍给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经济学爱好者。在他们当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不久之前，约翰·肯尼迪曾经邀请萨缪尔森到他位于马萨诸塞州Hyannisport的肯尼迪庄园演讲。
大选过后，萨缪尔森就提醒这位总统当选人，指出整个国家正在滑向衰退的边缘，需要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复苏。但是，由于约翰·肯尼迪不断地宣扬他所谓的 “财政正确”(fiscal rectitude)，萨氏的建议并未受到欢迎。不过，肯尼迪最后还是接纳了萨缪尔森的主张，但还没来得及具体实施，肯尼迪就遇刺身亡，只好由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来完成未竟之业。
萨缪尔森与他早年芝加哥大学的好友、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之间的学术交锋也常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萨缪尔森坦言，在公共论坛上面对这位实力强劲的对手时，他会比较紧张，无论最后谁获胜，弗里德曼似乎更加能够说服观众。
事实上，他们两位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萨缪尔森赞同经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强调自由市场中生产效率的重要性。他坚持认为，政府课税过重，会产生低效率。2008年，自 “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是萨缪尔森开出的药方，而没有采用弗里德曼的主张。
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1915年5月15日，萨缪尔森出生在印第安纳州一个波兰籍犹太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药剂师，在战争中变得一贫如洗，后来举家搬到芝加哥，萨缪尔森就读于那里的海德公园中学。16岁那年，萨缪尔森进入芝加哥大学读书。他回忆道，“1932年1月2日，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出生了”。那天，他聆听了由著名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所做的第一场大学讲座。从此以后，他深深地为经济学着迷。
1935年毕业之后，他转到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师从熊彼特(Schumpeter)、里昂惕夫(Leontief)等著名经济学家，并深受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美国主要的凯恩斯理论拥护者)的影响。22岁那年，凭借他的博士论文，萨缪尔森一举成名，被誉为“神童”。博士论文的出版也为萨缪尔森赢得了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颁发的约翰·克拉克奖章。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萨缪尔森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66年被评为终身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萨缪尔森唯一的驻留地，直至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放射实验室埋头苦干，研制可以跟踪飞机的电脑。同时，他还受邀担任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的顾问。
萨缪尔森在1938年与妻子玛丽安·克劳馥德(Marion Crawford)结婚。他们共同育有6个儿女，其中包括一个三胞胎(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几个孩子每周要用掉350块尿布)。
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期间，为了把经济系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教研机构，萨缪尔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吸引了一大批知名的经济学家来此任教，包括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劳伦斯·克劳因(Lawrence Klein)、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罗伯特·米尔顿(Robert Milto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1970年，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瑞典皇家学院(Swedish Royal Academy)在获奖辞中写道，“他重写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核心经济理论，在很多领域，他也取得了可以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相提并论的成果”。
萨缪尔森拒绝了去政府任职的机会。在他看来，那样会妨碍他自由地著书立说。作为美国财政部(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预算办公室(the Bureau of the Budget)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顾问，他并不否认，“每当我成为一个联邦机构的顾问，那常常意味着它的衰落”。尽管萨缪尔森久负盛名，但在预测变幻莫测的市场实践方面，他并不比别人做得有多好。20世纪70年代，他在《金融时报》为美国经济作的年度预测经常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1996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授予萨缪尔森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并开始让其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和计量学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的主席。以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已经没有机会再接受萨缪尔森面对面地言传身教，但他们会发现，他们将在萨缪尔森为他们所设定的跑道上一直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