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岁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2月13日晚在美国麻省的家中逝世。网络上出现大量纪念他的文章，让人目不暇接。我之前以 “保罗，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巨匠”为题在第一时间发表了评价他的学术贡献的短文，但中国的媒体似乎更关注他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能够给出足够的统计证据来验证马克思的学说在中国的影响力，但萨缪尔森的经济理论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确不容易量化。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从1979年被翻译成中文以来，卖出的拷贝不会超过百万，但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印数累计超过了一千八百万册。
即使这样，对于像我这样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大学的同辈人而言，萨缪尔森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响亮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名字。因为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在1979年被公开在大陆出版发行，迅速风靡校园。当时的这本《经济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十版翻译过来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读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书包里装着的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外，手上拿着的一定是萨氏的《经济学》。在十年前，我为《中国图书商报》的“千年阅读”特刊撰写“经济学”的评论文章时曾说“八十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氏的这本《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丝毫没有夸张。
三十年后的今天，经济学的初学者可以不再阅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尽管已经在全球发行超过千万册，但是今天它的替代品多如牛毛。而且，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今天的模样已经不同于它的早期版本，在内容、结构和风格上，它更像他人的作品而不是萨缪尔森的，这并不奇怪，因为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教授是今天的《经济学》的主要执笔人。十年前，我在复旦大学主持诺德豪斯教授的演讲时就曾对《经济学》的演变做过类似的评论。坦率地说，我是更喜欢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早期版本的。
我记得当1983年我第一次阅读《经济学》中文版（即英文第十版，1976年）时，发现《经济学》里并没有“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仅有一章简单地介绍了 “供给和需求”。这与诺德豪斯接手修订《经济学》后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诺德豪斯的修订版中，《经济学》开始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作为篇名出现了，而在萨缪尔森的早期版本里，《经济学》通篇都是属于“宏观经济学”的内容，难怪萨缪尔森自己在《经济学》第一版的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说，“国民收入”是贯穿《经济学》的主线。
就在诺德豪斯在复旦大学那次演讲会之后不久，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中国代表处的一个朋友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1948年第一版的纪念珍藏本赠给了我，使我第一次看到了萨缪尔森《经济学》第一版的原貌。我发现，在这个最早版本里，萨缪尔森在第三篇以“国民产出的构成与定价”为题用了四章篇幅简述了属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到了我能看到的第十版，这些内容几乎不复存在。这使我感到诧异无比。既然萨缪尔森早期的理论贡献属于典型的“微观经济学”范畴（如消费者选择、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可为什么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却加以回避呢？
十年前，为了寻找答案，我查阅了很多文献，甚至去阅读了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也是麻省理工出身，前IMF副总裁）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萨缪尔森”条目。我得到的唯一信息是，萨缪尔森并不真正相信自由市场制度。
有意思的是，你只要查看萨缪尔森的简历就知道，他是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的。1931年，他从芝加哥海德公园的高级中学升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但这个时候经济学还只是大白话的经济学，数学还很少被作为工具来使用。他后来回忆说，大学时代读到的自亚当·斯密1776年开创以来的经济学处处充斥陈腐谬论，很难指望科学的新株能从这片土壤中孕育出来。但事实上，经济学的芝加哥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很快就到来了。假如萨缪尔森大学毕业后没有离开芝加哥大学，没有选择去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话，很有可能他将成为《价格理论》的说教者而不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传人和《经济学》的作者：是他改变了历史，抑或是历史改变了他。
在萨缪尔森就读芝加哥大学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注定是经济学要发生革命的所谓“大时代”。在英国，这个时期发生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也兴起了。而在同一时期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F.Knight）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的“风格”。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教授在1900年最先发明了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真诚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据说，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在那里，博士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那里没有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不承认宏观经济学的存在，只有自由市场经济和价格理论。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施蒂格勒（G.Stigler）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虽然在西蒙斯1946年去世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讲授凯恩斯的经济学，但据说这样做的原因仅仅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 “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而这一做法并没有受到欢迎。而兰格是一位杰出的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事实上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到了五十年代，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和价格理论的经济学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确维护和承传了三十年代形成的自由传统。
五十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年）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年）是早期的两个例子。”（《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第454页）贝克尔由于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