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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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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析的能力。 
 
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应伯烈将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吴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惜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作自己想作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作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唯一选择。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慨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透过函授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十八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Cape 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那年,普兰持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持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ScholarshiP)。我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藉以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要性)。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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