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15 年 4 月 25 日凌晨，美国经济学会宣布，将一年一度的克拉克奖章授予哈佛大学教授 Roland Fryer，以表彰他在教育、种族和社会交往等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
这位耀眼的学术新星有着颇不寻常的经历，他不仅出身于一个从事贩毒的破碎单亲家庭，自己早年也参与贩毒。洗心革面后，Roland Fryer从本科到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仅用6年半，供职哈佛7年即成为正教授，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获得终身教职的非裔美国人。谈及美国教育、就业等方面的种族问题，无论是经历还是专业上，Roland Fryer都有足够发言权。
今天，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整合两篇关于Roland Fryer的文章，详细解读 Fryer 教授的研究成果和传奇人生。
克拉克奖是什么？
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是除诺贝尔奖之外最重要的经济学奖项，由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给四十岁以下的杰出经济学家。从1947年到2011年，克拉克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之后改为每年一次。纵观克拉克奖得主名单，我们会发现经济学界那些最闪耀的名字都罗列其间：保罗·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肯尼斯·阿罗、加里·贝克尔、安德烈·施莱弗、达隆·阿西莫格鲁……
Roland Fryer是谁？
2015年克拉克奖得主Roland Fryer是哈佛大学经济系Henry Lee讲席教授，迄今为止已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其中顶级刊物十余篇），对美国的教育、种族、毒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仅用了两年半就在德州大学经济系以荣誉学生身份毕业，四年时间在宾州州立大学攻下博士学位，旋即得到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工作邀请，七年之后晋升为正教授，成为在哈佛拿到终身教职的最年轻的非裔美国人。2008年，Fryer在哈佛创立“教育创新实验室”并担任主任，2009年被时代周刊选入年度百大风云人物……
然而，在这光鲜亮丽的简历背后，Fryer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暗黑过去：他在德州长大，三岁被母亲抛弃；父亲酗酒成性，还曾因为强奸被捕入狱。他的亲戚经营着当地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12岁那年，他的四位亲戚被警方逮捕，其中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出狱后被人谋杀。他自己13岁时开始在麦当劳打工为生，不时从收银机中盗取现金。工作之余，他贩卖仿冒钱包，并从达拉斯向本地倒卖大麻……
15岁那年，他在街上被白人警察截住，当作毒品贩子盘问了几个小时。从那之后，他决定洗心革面。因为在橄榄球和篮球项目中表现出色，他得到了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体育奖学金。在学校里，他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学术天赋，踏上了通往哈佛的奇妙旅程……
由于自身的种族背景，Fryer教授的研究始终围绕着非裔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美国经济学会的官方获奖者介绍，重点提及了他在三个方面的贡献。
首先是对种族成就差异和教育政策的考察。
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在很多方面（比如考试成绩、工资水平等）的表现都不及白人？究竟是他们努力不够，还是环境所限，抑或是天生资质不及？Fryer教授自己曾经说过：“假如你把人们分成两个阵营，环境主义者和基因主义者，出身于我成长的地方，就很容易就会变成环境主义者。”
在他和《魔鬼经济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列维特（也是2003年的克拉克奖得主）合作的” Testing for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Mental Ability of Young Children”一文中，他们利用包含八千余样本的全国代表性幼儿调查数据，考察了不同种族的儿童在智力上存在的差异。他们发现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变量之后，8到12月大的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在智力方面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别。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智力差异逐渐地显现出来：两岁大的非裔美国人已经远远地被白人甩在了后面。两位作者指出，简单的基因决定论无法很好地解释这种趋势，而基于环境决定论的模型可以更好地对数据进行拟合。
在另外两篇文章中，Fryer教授发现，非裔和白人儿童在上学前两年的成绩差异可以大体被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所解释，而受教育程度上的不同又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更佳。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职场，环境，而非基因，对种族成就的高低都有着更大的影响。
那么，怎么才能尽可能消除不利环境对非裔美国人的消极作用呢？Fryer教授通过大规模田野实验的方法，对各种可能的手段逐一进行了评估。他发现对学生的经济激励用处不大，相比之下，如果给老师提供一笔奖励，并告知他们一旦学生表现未达到预期奖励将被取消的话，学生的表现将会有显著的提升。此外，频繁的教学反馈、更多的一对一辅导和对学生更高的期待也被证实是有效的方法。
Fryer教授的另一大贡献来自于他对“族群认同”概念的深刻理解和阐释。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在对美国的黑人族群进行研究时，都曾发现类似这样的现象：在黑人群体中，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个体往往会被认为是在“模仿白人” （acting white）， 并因此遭到群体内其它成员的刻意排挤，甚至最终被剔除在群体之外。
这样的观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因为如果它确实成立，那么“族群认同”很可能可以成为解释美国种族间教育、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这一现象始终缺乏很好的理解，即为何黑人群体内的其它成员会选择对“模仿白人”的个体进行排挤？或者说，为什么这种现象主要只存在于黑人群体，而在美籍华人、犹太人的群体中，我们看到的是“模仿白人”的个体反而受到了支持与赞扬？
Fryer教授于2005年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论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而精巧的理论模型，对上述现象给出了一个经济学解释。
作者假设模型中共有三类主体，即个体、企业以及族群。企业希望看到个体更多地投资教育，并将为其提供高工资作为回报。族群出于稳定的考虑，不希望个体的教育水平过多地偏离族群整体的平均水平，如果偏离过大，则将会“排挤”该个体作为惩罚。
在这样的机制下，族群中的个体实际上是在通过一种选择（教育投资）试图取悦两个不同的对象（族群与企业）。假如族群与企业的品位相同（都偏好更高的教育），个体自然会选择投资更高的教育，于是皆大欢喜。但假如族群与企业的品位相反（族群偏好低教育、企业偏好高教育），那么个体实际就陷入了一种类似于“众口难调”的两难境地。
作者对模型进行求解，发现了有趣的结论：在均衡条件下，一个族群内部的个体被按照自身能力划分为了三类，其中高能力的个体会选择高水平的教育，低能力的个体会选择低水平的教育，而处在中间位置的那些个体，则会依据族群整体的教育水准进行选择。如果族群整体教育水平高，他们就会也选择高水平的教育，反则反之。
不难看出，这个模型的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的疑惑：美籍华人、犹太人群体之所以鼓励“模仿白人”的个体，是因为这些群体自身的平均教育水平就相对较高。相反地，黑人群体之所以排挤“模仿白人”的个体，则是由于黑人群体本身的平均教育偏低。
在2010年发表于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的文章中，Fryer教授与合作者利用来自80个不同类型社区的两万余名学生的丰富资料，实证检验了“模仿白人”这一现象的机制和成因。一系列的分析表明，在几种不同的理论猜想之中，Fryer教授在2005年QJE论文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与数据最为一致。
除此之外，Fryer教授在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方面也颇有洞见。
比如在2007年发表于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上的一篇文章中，Fryer教授构建了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对“统计性歧视”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经济学家早已知道，即使在两个族群各方面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统计性歧视仍然可能因为雇主的先验信念而出现：如果公司都认为非裔美国人能力更低而不愿意雇佣他们，那么非裔美国人也没有动力去接受教育，最后表现出的能力果然就不如白人。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的信念”。
在此基础上，Fryer教授进一步问道：如果一个非裔美国人成功克服了统计性歧视、得到了工作，他升迁的前景会怎么样呢？Fryer给出的答案是，由于面对更苛刻的标准，被雇佣的非裔美国人的能力平均比白人更强；可是由于统计性歧视在升迁过程中仍然存在，他在得到工作之后仍然可能失去继续奋斗的动力，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弱。
为了补偿处于不利地位的非裔美国人群体，美国各州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Fryer教授与合作者仅依靠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以及人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就对美国民众、媒体关于平权法案的七种常见误解一一进行了精彩分析与说明。
在关于平权法案的讨论中，还有一种常见的争议，即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应当发生在“事前”（ex ante）还是“事后”（ex post）。比如，是应当在初等教育中对少数族裔聚居的贫困地区加大资金投入，还是应该在大学录取时对少数族裔给予标准上的优待？在2013年发表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论文中，Fryer教授与合作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两种做法各自的利弊进行了深入分析。近来，关于如何缩小中国城乡教育差距、“北大清华是否应该单独设置农村招生指标”等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Fryer教授的这篇论文或许也可以为这些争议提供新的视角。
为了探寻种族歧视的历史根源，Fryer教授还专门对3K党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利用保存下来的内部档案，他发现3K党与其说是一个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邪恶组织，倒不如说是一个组织完善、层次分明、以贩卖仇恨作为盈利手段的社会机构，其高层成员藉此积攒了大量钱财。而在其领袖因为丑闻入狱、3K党成员人数急剧下降之后，美国各地的黑人和外国人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选举结果和私刑发生频率也未受影响，说明3K党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具有危害性。
Fryer教授本人是少数族裔，并经历过坎坷的童年岁月。从情感上讲，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将几乎全部的学术精力倾注于少数族裔这一群体。难能可贵的是，在研究与自身的经历、族群息息相关的各种经济问题时，Fryer教授能够跳出自己的经历并始终保持高度的客观与科学化，就像他自己曾说过的那样：“数据指向哪，我就去哪，从不犹豫。”或许也正因如此，Fryer教授的研究也得以超越他的研究对象本身，而具有了更广泛的价值和更长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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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yer, R. G. (2013). Teach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Evidence from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1(2), 37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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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en-Smith, D., & Fryer Jr, R. G. (2005).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Acting Whit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51-583.
Fryer, R. G., & Torelli, P. (2010).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cting whit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4(5), 38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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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ler, C. (2007). No hesi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no-hesit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Honors and Awards Committee. (2015). Roland Fryer, Clark Medalist 2015. Retrieved from: AEAweb: Roland Fryer
作者：王也。原文发表于知乎。本文版权归属原作者/原发布媒体所有。本文仅反映原作者观点，并非代表本号立场。
解读Roland Fryer: 2015年克拉克奖得主
Roland Fryer是在过去的十年间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经济学家，他领导了有关美国种族隔离的研究，为制定一些教育政策做出了很大贡献，以减少种族间差距、提高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者家庭的儿童教育水平。为了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提高他们孩子的教育水平和学术表现，他在应用经济理论、收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寻找合适的实证方法（也包括随机田野实验）等方面一直不遗余力。Fryer的工作是非常有创见的，他在纽约、芝加哥、休斯顿、达拉斯进行了大规模的评估工作，也时常面对一些政治势力和官僚主义的阻挠。
他在实证和理论上的工作给少数族裔的教育投资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都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Fryer在种族不平等、不同民族的差距问题以及教育政策的评估方面所做的贡献让他荣膺2015年克拉克奖。
Fryer出生于佛罗里达的海边。2005年时代周刊杂志的报道记录了他纷乱的童年和青年生活。1998年，Fryer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2002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到2003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和美国基金会从事博士后和研究员工作。Steven Levitt和Flenn Loury在他研究工作的早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03年，Fryer作为青年学者来到了哈佛大学，并于2006年作为助理教授正式加入了哈佛经济系，2007年获得了终身教职，现在是哈佛大学HenryLee讲席教授。
Fryer是一名卓越的应用微观经济学家，涉猎了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社会互动的经济问题，并且还在研究种族分歧——美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哈佛的Katz教授将他的工作分为了五类：不同种族成就的差距、教育政策和改革、社会互动的经济问题、歧视和反歧视政策、包括黑白种族分歧的其他问题。这篇文章引用到Fryer的工作都将用表一中所提到的数字。
不同年龄测试成绩的种族差距
美国白人和黑人孩子的标准化测试成绩存在的差距众所周知，但是Roland Fryer更进一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检验了这个差距的来源以及不同年龄的区别，这些研究的影响很大。尽管在很小的时候，白人和黑人孩子的差距不大，但是黑人孩子会很快被甩开差距，而可观测的背景和学校的变量都不能解释这种现象。
在这方面Fryer一篇最重要的文章可能是和Levitt合作的（19），检验了很小的孩子中不同种族的智力差距。他们找到了一个早期儿童长时间学习的有关数据（ECLS-B），这个数据在2001年出生的儿童中很有代表性，但是没有发现一岁儿童间黑人和白人的显著差距。文章利用了Bayley婴儿发展量表衡量发育情况，具体包括了寻找物品、有意识地发出声音、接触物品等。在8-12个月，黑人和白人孩子之间的差距几乎为0，但是差距在2岁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明显了（尽管有一部分可以由社会经济地位来解释）。这种现象表明早期种族间的环境影响是有积累效应在的。
在早期的的工作中，Fryer和Levitt的工作（1）用ECLS的数据证明了黑人和白人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到一年级结束间存在着不断扩大的成绩差距。这个结果一大部分是由于刚开始上学时种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造成的，但是这个差距即使在控制社会地位差距后也还是在扩大。他们还发现在黑人主导的社区中存在幼儿园之后测试分数的更缓慢上升。这说明学校的教学质量差距可能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美国社区和学校的分离让厘清学校之间的差距变得有点艰难。之后的文章（5）说明了在学校内黑人和白人测试成绩的扩大，这也说明了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校之间的差距。最近Bond和Lang的文章指出Fryer和Levitt文章的结果可能并不稳健，可能和规模是有关的。
Fryer在劳动经济学手册中写作了章节总结和扩展了他和Levitt有关种族差距的研究，并且指出了其对于成人劳动力市场上种族差距的影响。他运用十个大规模数据库的数据做了估计，发现种族之间的差距在一段时间内都是存在的。他认为在控制了标准化测试分数后，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差距会减小，21世界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理解造成黑人和西班牙人在初中和小学成绩不同的原因。这个工作对于家长、社区如何解决和关注种族不平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改革一：学生、教师以及父母的物质激励
Fryer这样描述他提高孩子学校表现的方法：
“作为一个傲慢的经济学家，我一开始的想法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提高激励……我的方案是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励，如果有人提醒我就好了……没有人告诉我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办法，人们在我的房子外面大喊说我毁掉了孩子们学习的乐趣……”
第一步是研究短期的金钱奖励如何影响学生。Fryer（15）在超过200个城市学校进行了一个随机田野实验，在达拉斯奖励读书认真的学生，在纽约奖励标准化测试中表现不错的学生，在芝加哥奖励高分学生。这些随机实验都是在学生个体层面进行的。他的假设是，给学生提供一些金钱上的激励能够提高他们的表现——如果学生知道如何有效提高学习效率的话，但是这并不会使学生达到最优努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信息或者过度低估了教育的未来回报）。相反，短期的金钱回报可能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学生可能不能有效地将努力转化为学习效果。另一方面，金钱回报也可能减少努力如果他们更认同『内部驱动』的话。
尽管学生认识到了金钱激励的存在，也自认为是收到了一些激励，但是三个城市的研究结果却都表明影响接近于零。Fryer总结说对于大部分的美国城市地区来说，短期内金钱的激励可能影响非常有限。原因是学生可能并不清楚如何有效提高表现，也缺乏相应的投入（比如辅导课程和同辈间的鼓励）。
接下来，Fryer（20）考虑了对于教师激励的影响。他在纽约的中学和高中进行了一系列随机试验，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不同，Fryer发现教师激励（以业绩发奖金的形式）对于成绩也没有什么影响。这个研究表明美国大城市教师激励的有效性可能被相对小的规模所限制了。
教师激励无效性也促进了Fryer和Steve Levitt、John List以及Sally Sadoff的合作研究，来考察教师激励的结构变化能否增强有效性（28）。Fryer和他的合作者在芝加哥和伊利诺伊的九个学校里进行了随机控制研究，随机选择了绩效激励形式，奖励也各有不同。有些老师是在学生成绩提高后收到了传统的年终奖（奖励模式），有一些则是在学年开始前收到一笔钱且被通知必须提高所在班级的成绩（损失模式）。前后方案中，如果学生表现一致则奖金也是一致的。结果发现『损失模式』的教师显著提高了班级的数学成绩，而『奖励模式』的教师则没有明显结果。这个研究表明教师激励的结构也是很重要的。
在研究了教师和学生的激励之后，Fryer和Levitt以及List检验了家长的激励。研究设计是在芝加哥进行的另一个实验，该实验给低收入家庭的幼儿园儿童家长提供物质激励，让他们参加父母教育的课程，提高孩子早期的认知水平。结果物质激励的确让家长们更多参与培训课程，也有助于他们孩子阅读能力和表现的提高。
尽管有一些激励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面效果，但是Fryer传递的信息是，对学生、教师和家长进行短期金钱激励是因为他们自己很难大幅度提升传统上美国城市公立学校教育的质量。因此，Fryer的努力马上就转向研究更加复杂的学校改革是否能够促进不同种族孩子表现差距的缩小，是否能够提升长期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回报的增加。
教育改革二：特许学校和学校综合改革
有一些学校的教学效果明显更好。这里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些好学校的『好』是由于他们对学生进行了一些选择，这些学生到哪都会表现更好，还是因为学校老师、校长都更加懂得教育呢？Fryer的工作就关注了这些教学效果好的特许学校，研究设计是利用一个录取中的一个随机彩票政策。他计算了这些好学校的教育方法的效果，检验了这些政策是否能够移植到其他学校。他富有成效的工作（25）说明了这些好学校的一些做法是能够移植到一些普通公立学校的，也能够提高数学成绩。
纽约黑人住宅区给Fryer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土壤。Fryer和Will Dobbie充分利用了哈雷姆区一个特许学校的招生政策来检验特许学校对于学生的作用，也能够看出学生在该区域内外居住生活的影响。在他们的第一篇文章中（14），检验了学生进入该学校的短期对成绩的影响，发现初中生的数学成绩有所提高，小学生也能够缩短种族间的差距，阅读成绩有显著提高。在之后的研究中（27）他们在大学录取、高中毕业以及危害性行为（男性监禁以及女性过早怀孕）发现了类似的作用。
Dobbie和Fryer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学校对于该地区的居民和非居民都有正面影响。比较该实验区两边的没抽中彩票的学生，发现在测试成绩上并没有多大差距，说明实验区的作用有限，重要的是设置一个高质量的学校。
但是，一个有关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地区的住宿学校研究表明在学校教育之外更多接触标准的英语能够提升测试成绩。在Fryer和Wilsa Curto的文章中（24），他们考虑了录取重点学校的『彩票』，结合了特许学校模型以及五天住宿的环境还有课后的辅导和活动。结果表明对于贫穷的少数族裔来说在数学和阅读成绩上都有大幅提高。数学的影响和其他非住宿学校的提高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在阅读成绩上提高很大，这说明居住环境的提高，让他们更多接触标准的英语能够显著提高阅读技巧。
在这些研究之后，Fryer尝试去看这些重点学校背后是否有特殊的政策支持，能否复制到其他学校。Fryer和Dobbie（18）收集了39个纽约特许学校的数据，包括校长、教师以及学生的问卷还有录取数据。他们将学校管理制度和特点与学校提高数学和阅读成绩的程度相联系，利用随机录取的原则估计了其中29个学校，用准实验的匹配方法研究了剩下的10个学校。一个特许学校对于测试成绩的提高并不大，但是学校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传统上学校的一些特征，比如说课堂规模、每个学生的支出以及教师的资格情况都很难解释学校教育之间的差别。但是5个制度和好学校有强烈的正相关性，能够解释学校之间45%的差别——教师频繁的反馈、用数据指导教学、大密度的教学、增加的教学时间以及高期待。
一个问题是这五个制度可能只是学校教师质量高或者其他未观测因素的一个代理变量。所以，下一步就是进行大规模的田野实验来看这个五个制度在普通学校里这是否也能显著提升学生表现。
经过漫长的政治磋商，休斯顿、达拉斯的公立学校系统愿意进行这五个制度的实验。Fryer（25）在18个表现不好的初级学校进行了学校层面的随机实验，在休斯顿的公立小学、初中、高中进行了准实验。这个研究包括了很多公立学校，收集了很多数据。结果表明这五个措施的使用能够显著提高休斯顿公立学校的数学成绩0.15-0.18个标准差（和特许学校几乎一致），但是在阅读分数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个也和特许学校一致）。Fryer也在丹佛和芝加哥进行了类似的短期实验，得到了积极的结果。
这些结果表明特许学校的一些实践经验也能够显著提升传统公立学校的表现。对于小学的干预几乎不需要什么额外的财政支出，初中学校大约需要每个学生1837美元的额外支出，这个也和特许学校的结果差不多。最近Abdulkadiroglu、Angrist、Hull和Pathak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Fryer的结果，他们证明了新奥兰多和波士顿地区特许学校的学生也获得了类似的成绩提高。Bloom和Unterman2014年的研究也支持Fryer的结果。
Fryer在休斯顿的实验说明了这些措施需要耗费大量的投入，因此很难推广。不过，Fryer的家国确实发现了这些措施对于学生的效果很好，这些发现让他接着研究提高针对学生个体的辅导能否有效提高学习成绩。Fryer和他的合作者（31）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随机控制实验。实验涵盖了12个芝加哥的公立高中九年级和十年级的『问题』男生，发现高密度的个人指导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成绩。
这个结果也和另一个问题相联系：是否有足够多的教师能够胜任这项任务。Fryer认为专项指导并不需要额外的教师培训，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就可以完成。『为美国而教（TFA）』这样的计划也能发挥一些作用。Fryer和Dobbie（26）用断点的方法估计了这个计划中志愿者的效果，他们发现TFA的参与者更能参与到这项教育中来。很多人批评TFA的参与者只能短暂地从事教育事业，但是这个结果表明它能够有效提升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师供给。
Fryer在教育改革领域中的探索还在持续推进。比如说，Fryer和Dobbie正在用德克萨斯的数据去检验早期参与特许学校对于学生收入的长期影响。有很多研究都表明特许学校的经历能够长期提升学生的表现，学生表现也有长期影响，比如在大学录取率、犯罪率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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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互动、认同的经济学
在一些少数族裔社会中，『像白人一样』是有侮辱性的含义的，意味着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少数族裔文化而在行为举止方面都向白人社会看齐。研究这种行为是如何产生和定义的，能够帮助理解教育是如何带来文化的归属和冲突的。
Fryer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让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在种族产生、持续中的作用，了解教育投入和其他的社会行为。他的早期工作（6）建立了一个『文化资本』的均衡模型——可以看做一个社会团体的投资和社会互动。这个模型能够实证检验贫穷和中产阶级的黑人『像白人一样』的行为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化行为。例如，这个模型强调了文化资本和教育积累能够提升社会的迁移率，给底层人民提供更多的选择。它也表明了社会分离与群体投资之间的非单调关系，个体在社区中具有粘性。
在Fryer和David Austin-Smith（3）的模型中，反感『像白人一样』和拒绝那些在学校里太努力的学生一样，都可能产生于『双观众信号困境』。所谓『双观众』是潜在的雇主和一个人的同辈，类似教育投资这样的信号可以让雇主提供更高的薪水，也可以减少被团体排斥的可能性。如果去掉同辈压力，这个模型就更像标准的信号模型，其中学术能力随着教育投资单调持续上升。包括进同辈压力的时候，『像白人一样』这个均衡会在人们持续进行高额教育投资的时候产生，但是一个中等水平的人一般会被吸纳进一个稍低水准的团队中。劳动力市场的外在机会的提升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获得高水平的教育，离开现有的同辈团队，但是同时也会让同辈团队留住的人投资减少，在主流经济中变得更差。
这些社会资本和『像白人一样』的模型给学校的同辈效应研究提供了实证的基础——尤其是对于学生受欢迎程度以及学术表现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年轻人之间的『反抗』文化如何能在该模型的理性结果中产生。比如说，Fryer和Austin-Smith（3）用这个框架去解释了为什么Job Corps政策能够成功而JOBSTART会失败，原因是前者在远离同辈的地区进行培训，而后者是在原社区进行培训。
在与之互补的实证工作中，Fryer估计了种族间文化的差距和同辈互动间的不同如何影响了年轻人的教育以及社会行为。Fryer和Paul Torelly（12）完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实证工作，用的是国家青少年健康纵向调查（AdHealth）的数据，建立了他们的社会网络。他们发现了种族在学生受欢迎程度以及成绩之间确实存在影响，特别是在那些种族间联系很强的学校。这个发现和Fryer的模型结果一致，而且发现对于黑人来说正面影响更小。这篇文章运用改进的方法研究了社交网络、受欢迎程度以及种族隔离，基于Fryer自己的工作（7），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指数来衡量隔离程度。
在另一个有关的研究中，Fryer和Dobbie利用纽约的精英高中数据（录取有一个分数线），研究录取线上下学生的长期发展情况。发现是否被这个精英高中录取会影响长期的同辈环境，但是发现对于大学录取以及毕业率来说影响不大。当然，这可能和刚过录取分数线的同学处于精英学校低水平，正好未被录取的同学处于其他学校高水平有关。
如果同辈效应确实有影响的话，在已知信息情况下是否能进行干预呢？在俄克拉荷马的公立学校中，Fryer进行了一个随机田野实验，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关系，通过手机免费告知。这个干预行为改变了学生们报告的信息，但是对于学校中的行为以及成绩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说明有问题的学生并不知道如何有效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这和之前Fryer研究的结果也是一致的（15）。
另外一个工作则检验和确认了不同同辈压力下Fryer的『像白人一样』假设。比如说Bursztyn和Jensen2015年在洛杉矶的公立学校中做了随机控制实验，免费提供SAT准备课程，观察拿到offer的情况是否和同学有关。他们发现在非实验班级中，公立学校学生表现较差，但是在实验班级中几乎没有影响。实验班级的学生在不同班级环境中也显示除了同样的结果。
种族认同以及文化因素似乎在别的社会行为里也有影响。Fryer和Levitt的工作（2）检验了白人和黑人孩子名字改变的影响。根据加州出生证明的数据，白人和黑人在六十年代会选择类似的名字，但是在70年代初黑人开始选择越来越不同的名字。Fryer和Levitt认为这和1960年代末黑人运动以及70年代黑人身份认同的情况有关，而名字是衡量种族身份认同的一个窗口。他们进一步提出名字是社会经济背景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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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有关的经济学、平权行动以及反歧视政策
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用分类的方式给人贴标签。Fryer和Mattew Jackson（10）用这个想法来研究了种族歧视的心理学基础。在他们的模型中，偏见产生于最佳分类和固定数目的类目之间的结合。在人群中比较少出现的情况就会被粗糙地分成一类，决策者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做出不准确的决定。这回使得歧视少数族群变成了一种『统计歧视』——指的是讲少数族群作为一大类的一部分而不作进一步的分类——即使没有歧视的主观恶意。
争论中讨论的平权运动通常没有反映政策的实施方法。比如说，平权的政策可能是明确将种族问题考虑进去的，也有可能是并没有明确说明针对种族问题但是制定了一些照顾某些人的政策。后者的例子就有大学的录取政策，考虑了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的收入或者父母的教育程度），保证录取公立学校中前10%的的一流学生。由于美国社区的分离，社会经济条件和种族有一定关系，这个政策就能够影响少数族裔的录取率。平权政策也可能选择另一种方式来推进，比如说给他们优先选择权，或者在招聘的时候必须完成一个限额。这些措施实施的不同也必须在政策评估的时候考虑到。
在阐述平权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效果的时候，Fryer和Flenn Loury完成了一项一流工作（4），证实了在招聘和学校录取中不明确种族的这种政策，从实证和理论上都缺乏有效性。Fryer和Loury证明了这样的政策会让所有血手在录取的时候都受到扭曲，也会对学生在进入大学前的教育投入造成负面影响，改变了学生们上高难度烤成、参与课外活动、提升成绩的动机。
在他们的奠基性工作『Valuing Divesity』中，Fryer和Loury（22）建立了一个模型，其中不同社会族群的人有不一样的人力资本投入，也有不一样的机会。一个族群是少数族裔，但是政策提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和现有的这个领域的文献不同，Fryer和Loury提供了更多的有关最优税率理论的分析，还提供了一些关键的比较，比如以上两种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在招聘的时候是否有技能门槛等。他们的模型表明在招聘阶段明确说明种族问题的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在教育过程中可以包含一些不明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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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话题：隔离、镇压、跨民族通婚、黑人大学以及三K党
一般来说，衡量分离程度的方法是所谓『相异指数』或者『分离指数』，通常它基于一些群体的统计数据，比如说不同族群所占比例及分布（用性别、种族定义），再和普查数据相结合。这种方法必然对于不同的空间分化很敏感。Fryer和Federico Echenique（7）建立了一个新的方法，即光谱分离系数，以个人层面来计算。它的前提是个人比他所交流的个体来说更加独立。Fryer和Echenique证明了这个指数有三个很好的性质——单调、齐次、线性。在实际中，这个指数更类似于衡量区域种族分离的系数。但是，它是从个人层面计算的所以也能够揭示高中学生的社会关系模式以及其他更为广泛的社会互动模式。这个系数在数据可以得到数十年之前就已经创建了。但是，现在它才能够利用微观数据以及在线的大数据做出衡量。光谱分离系数的价值在Fryer有关成绩和受欢迎程度的文章里得到了验证（12）。
尽管很多人认为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可卡因的流行对于黑人青年和家庭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于可卡因的流行程度缺乏直接证据，对此也缺少实证研究。Fryer和Pual Heaton、Levit以及Kevin.M.Murphy完成了一个很漂亮的研究（21），衡量了可卡因在不同城市和时间的流行程度，基于一系列的非直接代理变量。他们的系数描述了空间和时间的分布，比如说城市中系数的上升和黑人青年啥人以及很低的出生质量相符合。
美国有着很长的限制种族通婚的历史。Fryer（8）有一个很好的历史分析和描述文章是运用美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分析了1880年到2000年美国的跨种族通婚情况。Fryer也扩展了贝克尔的婚姻模型，纳入了一些种族歧视的变量来解释数据。Fryer和Steven Levitt，Lisa Kahn和Jorg Soenkuch（17）实证检验了『混血青少年的困境』，发现混血的孩子有更高的可能性有问题行为。Fryer和他的合作者证明了Roy1951年的模型关注了同辈互动，可以帮助解释混血孩子没有先定的『圈子』，更容易选择危险行为来获取认同。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黑人大学』还是美国唯一接纳黑人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但是，70年代后，它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Fryer和Michael Freestone（11）进行了一个很细致的实证研究，来看黑人高等教育机构的变化。利用7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他们发现70年代黑人大学的录取通常都和高收入以及增加的毕业率相联系，如果和进入传统的白人大学相比较的话。到90年的的时候，进入黑人大学反而有副作用，20年间毕业生的相对收入减少了20%。他们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一系列解释，Fryer和Greenstone的数据发现这个相对收入的减少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传统白人大学在教育黑人方面的效率提高，而不是黑人大学的质量下降。
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种族组织3k党，在全盛时期号称有数百万成员。Fryer和Levitt（16）分析了20年代的3K党：谁参与了它以及它的社会、政治影响。他们利用了很多最新发现的数据来分析：成员名录、申请表格、内部统计数据、丑闻后的普查数据……结合1920-1930年美国人口数据，他们发现参与3K党的人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也更容易获得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在这个期间，他们发现3K党的社会政治影响都有限，对于黑人和外国人也没有多大影响。Fryer和Levitt总结说，1920年左右的3K党，至少是在南方腹地以外的地方，更多都是一个通过金字塔结构、收入费用、销售会员资格的一个社会组织，伴随着销售社会憎恶的观点、宗教偏见而壮大，那个时候的社会似乎有对这样『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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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回顾Fryer工作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够掌握合适的社会研究工具来解决和种族不平等有关的问题。比如说，他曾经设计、实施和分析了一个在城市学校和社区的大规模田野实验。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哈佛的教育创新实验室完成的，这个实验室是Fryer创立于2008年的，现在他也是这里的主任。同时，他也采用了很多其他的研究方法，包括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断点回归的识别方法等。他在种族隔离的衡量、同辈效应的模型等方面也完成了一些开创性的理论工作。
我很荣幸在他2003年到达哈佛工作之后能够和他经常交流、学习。Fryer有很好的幽默感，亲切而严谨，他对数据、研究和问题的关注很独到。对Fryer的工作以及个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观看他2014年在的视频：21世纪的不平等：歧视仍然存在吗？视频和幻灯片都可以在这里获得：http://sites.nationalacademies.org/DBASSE/DBASSE_088044。我期待着向他继续学习，包括对于社区干预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以及对于可能种族歧视的衡量。他富有创见的工作能够加深我们对于美国种族问题以及其他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1].Abdulkadiroglu, Atila, ̆ Joshua D. Angrist,Peter D. Hull, and Parag A. Pathak. 2014. “Charters without Lotteries: TestingTakeovers in New Orleans and Boston.” NBER Working Paper 20792, December
[2].Bond, Timothy N., and Kevin Lang. 2013. “The Evolution of the Black-White Test Score Gap in Grade K-3: The Fragility of Resul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5): 1468–79.
[3].Bloom, Howard S., and Rebecca Unterman. 2014. “Can Small High Schools of Choice Improve Educational Prospects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3(2): 290–319.
[4].Bursztyn, Leonardo, and Robert Jensen. 2015. “How Does Peer Pressure Affect Educational Invest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3): 1329–67.
[5].Cave, George, Hans Bos, Fred Doolittle, and Cyril Toussaint. 1993. JOBSTART: Final Report on a Program for School Dropouts. October. MDRC, Manpower Demonstration Research Corporation.http://www.mdrc.org/sites/default/files/full _416.pdf
[6].Dubner, Stephen J. 2005.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Black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0.
[7].Fordham, Signithia, and John Ogbu. 1986. “Black Students’ School Success: Coping with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Urban Review 18(3): 176–206. Fryer, Roland. 2014. “21st Century Inequality: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Discrimination.”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1(1).
[8].Muralidharan, Karthik, and Venkatesh Sundararaman. 2011. “Teacher Performance Pay: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d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1): 39–77.
[9].Roy, A. D. 1951. “Some Though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3(2): 135–46.
[10].Spence, Michael.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74.
文章原文：
Roland Fryer: 2015 John Bates Clark Medalist
Katz L F.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6, 30(1):207-224.
http://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jep.30.1.207
本文为译文，原文作者： Lawrence F. Katz，译者：唧唧堂研究人 Sido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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