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于光远昨日凌晨逝世，享年98岁。
大师远去，其志光远。他的“弟子”，经济学家张卓元、赵人伟用平实的语言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追忆了一代宗师于光远的学养和成就。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三个人，是我国经济学界里最有影响、最起引领作用的带头人，对中国经济学术发展，对政府经济政策制定，起了重大作用的经济学家。”
张卓元说，与薛暮桥、孙冶方两位不一样的是，于光远知识面更广更宽，甚至包括哲学，都有很深造诣。于光远原来是学习物理的，他自己说自己是“杂家”。尽管各个方面都有造诣，但他研究成就最主要是在经济学，主要科学成果表现在经济学界。
经济规律不可抗拒
张卓元说，于光远在经济学界的主要贡献在五个方面。
一是最宽派的商品观点。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方面的最宽派代表。他认为，只要加入交换范围内的，就属于商品，商品范畴非常广泛。他建议充分发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发展我国经济。尽管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但观点是非常超前的，已经突破了传统理论框框。
二是作为哲学家，他认为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如价值规律，不能说价值规律起积极和消极作用，也不能说是自觉起作用。规律就是客观起作用的，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是自发的、必然地在起作用。要是限制规律，或者让规律只起积极作用、不起消极作用的观点是不对的，做不到的。人们只有尊重价值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他们三人在北京组织了著名的双周座谈会。人员包括北京学界、甚至各个财经部门领导，尤其是对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有兴趣的在一起进行讨论。他们针对“大跃进”带来的错误，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三个小组，包括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规模、经济效果等。对于总结“大跃进”教训，以及如何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严格经济核算，讨论起到了效果。
上述研讨引领全国从1961年到1963年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讨论很有针对性，主要是针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包括比例失调、不顾成本、浪费严重、效果很差等，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好推动作用。
三是他曾是经济学界首个拨乱反正的组织者和发起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于光远第一个出面组织和发起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记得在1976年底1977年初，他就召开了经济学界的第一个拨乱反正会议，而且先后开了5次。经济学界拨乱反正就从这里开始。可以说，他是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倡导者、组织者。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纠正“四人帮”当时的极“左”理论，是从这里打开了缺口。
四是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创者和阐述者。他在1979年到1980年、1981年，写了一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迄今为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述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本书。该书全面系统地对初级阶段进行理论论证，这在经济理论界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部以及孙冶方基金会共同选出中国经济最有影响的10本书，其中就有这本。可以说，于光远对于当时的主张和提出中国经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开创性贡献。
五是于光远对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积极探索。他出了很多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系进行了探索。可以说，于光远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研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和理论界。
学界一代宗师
张卓元说，1959年，大概有二、三个月的时间，我天天到他办公室。和社科院另外一位同事，帮着他找资料，探讨问题，协助他写文章，这就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文章发表在1959年的《经济研究》第七期。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由于每天都在一起工作，我当时的一个印象是他的知识面特别广，理论研究造诣很深，智商也非常高，在讨论中会不断出现很多创新的想法。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1955年就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学部委员。在经济学方面非常有造诣，思想一贯很解放，勇于探索问题。
“文革”前他有很多观点和孙冶方不一样，如价值规律观点、利润是评价企业主要指标等。但“文革”后，他们之间相互探讨问题，关系非常亲密。孙冶方病重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当时张卓元在孙冶方身边呆的时间很长，会经常碰见于光远。他们两人一起讨论问题，相互争议的问题开出清单，关系很融洽。他们之间指名道姓公开讨论问题，利于良好的学术研讨之风形成。
孙冶方1983年去世后，于光远仍活跃在经济学舞台上，经常发表文章。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很解放。另外，他对于比较超前的观点，都是采取支持探索的态度。因此，当时很多思想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都很崇敬他，经常向其请教。
他是我们的老前辈，尽管年纪大了，但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界。一直到前年，春节期间，于光远还给经济学界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一年都干了哪些工作。
他还很前卫，还学会上网，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他写了很多教科书和培训读本。如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的教材，发行量非常大，影响面非常广，对培养新一代经济干部和经济学家，起了很大作用。
张卓元说，对于他的去世，我感到很悲痛。我们要很好继承他的求真精神，只要是正确的观点，就坚持，不随风倒。他是真正做学问的长者，也是学界的一代宗师。
张卓元评价说，他是在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和教条的。
探索精神永存
赵人伟回忆说，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十分仰慕他，拜读过他的文章。上个世纪50年代我考上北大，于光远经常到北大经济系做报告，我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他给我们讲解了很多经济学知识。可以说，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之一，就是于光远。
“于光远也是我的导师，也是中国经济学界学术带头人。1955年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直接领导我们，非常关心和关注我们社科院经济所的发展。对于他的去世，我很伤心。他的创造性思维和探索精神永存，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赵人伟说，未来是年轻人的世界，不能苛求老一辈经济学家穷尽所有理论问题。未来经济学界很多问题还需要青年一代进行探索。
（张卓元，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价格学会、中国物资流通学会、中国成本研究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
（赵人伟，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他曾因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获1986年和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他曾多次到欧美国家做访问学者，被列入美国的世界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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