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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杂家于光远 与改革共进

    自称为杂家的他,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早年学习物理,喜好哲学思考,在学校任过教,做过中共宣传干部、政府研究机构负责人,又官至国家科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他也愿意作为“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

  他,于光远,2013年9月26日凌晨3时24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8岁。

  于光远的门徒、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向财新记者证实这一信息时,特发来诗词三首以作悼念。

  于光远是个公认的杂家,他曾向人提到,“要说研究成果,恐怕主要还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他也涉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中国社科院在介绍这位该院早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时称,他还对中国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例如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未来学、休闲学等。

  “此外,在伪科学甚嚣尘上时,他旗帜鲜明地坚决发对,对制止伪科学的泛滥发挥了重要作用。”社科院的介绍也这样提及。

  于光远,原姓郁,名锺正,1915年7月5日出生在受到近代科学技术影响的知识分子家庭,于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但他并没有延续这一领域的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转向社会科学。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至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又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现在看来,于光远几乎一生都在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他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学者之一,也是较早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

  在2005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对于光远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就参与组织了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当时,他在中国还率先发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007年4月,他向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谈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个词是他首先创造和使用。在改革过程中,他和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在这个领域中根据实践提出的问题,不断探索,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我们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更新、不断前进。

  进入70年代,当学界还在激烈争论的时候,他明确提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

  在理论经济学方面,他倡议并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厘清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认识。

  在他看来,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在中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

  1979年,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这个观点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突破。

  于光远还曾亲自参与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件起草。

  根据于光远的回忆,大约是1978年12月初,胡耀邦找到他,谈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事情。当年12月2日,邓小平又亲自找胡耀邦和他到家里,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根据邓小平拟好的提刚和多次修改意见,这个完成后的最终报告后来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于光远在2008年初撰写的“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一文中说,同那时(1978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但是,要实现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恐怕并不顺利和平坦。

  “30年前指出的民主不够、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今天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问题根深蒂固,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他认为,近些年来,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有些人甚至否认改革的成就,认为改革的根本方向就错了。所有这些,最终不是还得以30年前引起巨大争论的真理标准——实践来检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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