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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对于光远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官方经济学的这一最高奖项，至今只颁发了一次，依照顺序，首届四名获奖者是：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
于光远，原名郁钟正，1915年7月5日出生于上海南市大南门内一个望族的没落家庭。他出生时，家道中落已久，不过，智力的遗传因素，根据一份2009年发布的脑科学报告，可占45%至70%。郁钟正的父亲，19岁毕业于上海兵工专科学校，授衔少校，被派往英国留学，早期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民主共和，晚期则可能倾向于无政府主义，1913年任职于北洋政府陆军部，1918年患精神病，返乡赋闲。郁钟正出生四个月时随父赴京，3岁以后随父返沪。儿童时代，他常读的，多是父亲的数理化藏书（他说那是他的第一个图书馆）；不仅如此，他的研究兴趣常因父亲的各种工艺技术实验而有强烈的激发。郁钟正15岁时，已有出色的技术头脑。
不久，他父亲和他伯父联合开办了一家化学工业社，请他担任实验室技师。那时他开发的产品有“土耳其红”（一种助染剂）和“固色灵”，都很畅销。1934年，郁钟正，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学生，通过考试，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罕见地成为插班生，论文指导教师是周培源。于光远说，他考入清华物理系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不是要成为一般的物理学家而是要成为大物理学家。与他同期毕业的清华物理系十名学生包括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
周培源1936年赴美时，带了一批学术论文请爱因斯坦修改，其中有郁钟正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这篇论文，周培源曾考虑与郁钟正联名发表。但郁钟正已放弃了兼顾科学理想与革命理想的努力，他参加了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稍后，更参加了地下党策划的学生运动“南下扩大宣传团”。救亡惊醒了科学之梦，他不再试图成为职业科学家郁钟正，他要成为职业革命家于光远，1937年加入共产党，参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总队部的领导工作。
这以后的故事，根据于光远的叙述，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其一，1935年到1975年，是理论研究和党内政治斗争的入门时期；其二，1975年以后，也即60岁以后，是理论和政治的成熟期。
问号，它的形状为什么是这样的？于光远这样询问。然后，他对龚育之说，问号的钩形，就是要把问题不断地钩出来，把思考钩出来，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保持理论的问号，于是生命之树常青。2001年，他86岁，在轮椅里，每天对着键盘12小时，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网页。关键是，从此，于光远不再用笔写作。这位写了3000多万字的学者，开始了用键盘写作的晚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终于成了一个老人”。
耳顺之年，1975年，于光远在宁夏贺兰山的干校生活，虽艰难，但并不苦闷。彻底改变命运的时刻，悄然而至。林彪死后，江青矛头所向，“批林、批孔、批周公”。1974年12月，不同意江青夺权，毛泽东在长沙作出中央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安心养病，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复出，不希望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意识形态超级霸权有正面冲突，但急需一个政治写作班子，七位负责人，不分正副职，由副总理邓小平直接领导。1975年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随后的两年，党心和民心、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外，借助一系列戏剧性事变，最终达成共识：改革，否则亡党亡国。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中，这样表述当时的共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必须在与“凡是派”的斗争中确立。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开会宣布“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政研室成员从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邓力群回忆，参加了那次办公厅会议的政研室成员有胡绳、于光远和邓力群。邓力群当即表示，应完成已展开的两项工作之后再解散政研室，他建议政研室成员集体去大寨和大庆参观学习。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表示同意。这样，政治研究室宣布了解散却没有散伙。
根据1977年4月、5月间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初稿，中共党内不但可能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可能产生资产阶级，从而应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针对这样的政治立场，邓小平与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将毛主席在某一情境里的指示不加思考地照搬到另一情境，这样做，不行嘛。自此，中共党内有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根据冯兰瑞的回忆，同年6月，邓小平接见于光远和邓力群，再次谈到“两个凡是”不行的问题。
政研室参观大庆，于光远带队。返回北京之后，他向李先念和余秋里提出要撰写一部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阐述大庆管理经验的书，为此，他建议将马洪从东方红炼油厂调出来，与孙尚清一起做具体的编写工作。并且，邓小平提出继续保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名称改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负责。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要从经济领域开始。为邓小平改革做舆论准备，要从“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开始。1977年4月、6月、10月和11月，以尚未散伙的国务院政研室的名义，于光远鼓动和参与了四次“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1977年，冯兰瑞提交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发表于8月9日的《人民日报》。政研室将这篇文章送给邓小平。在与于光远等人谈话时，邓小平肯定了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开，他要求研究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于光远当天就到冯兰瑞家传达了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同年11月，国务院研究室领导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写作组，撰写这篇大文章。初稿和二稿，思想倾向仍嫌保守，邓小平审阅之后不满意，要求再写。终于，1978年5月5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至此，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拉开，最终塑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改革主题。关于邓小平的“闭幕讲话”，于光远回忆：“小平同志很快便召集我们到北京后海他的家中进行研究。记得当时我坐在小平对面，耀邦坐在旁边，我们一字一句地边念边修改，用了整整四个上午，最后小平说，就这样子。”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回忆：“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做好改革工资制度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奖金”，成为那一年最激动人心的“新名词”。
以上所述，是于光远“政治成熟期”最初几年发生的故事。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戏，曲曲折折，层层叠叠，远近高低各不同，迷住了几乎每一位如科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为开端，中央计划体制逐渐瓦解，民营经济获得宝贵的发展机会。事后回顾，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部分。
1988年，于光远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被誉为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十大经济著作之一。在那场“动乱”之后，1992年，于光远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被认为是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难得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著作，为中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患病久了，于光远说要给自己写悼词，还要立一个墓碑，上面写：“大玩家于光远已经走了。”他走的时候，是2013年9月26日凌晨。■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