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当今美国政治和经济分歧之深倍感恐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 （Claudia Goldin）引用《圣经》中一句简单的话提醒他们：日光之下无新事。
戈尔丁在接受《金融与发展》采访时表示：“过去也曾出现过严重的政治分歧……尤其是在上升时期及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时期。”她充满感情地引用了一个预言—所得税将是“穷人对富人战争”的开始，这一预言是大法官斯蒂芬·菲尔德 （Stephen Field）在最高法院推翻 1894 年《所得税法》时提出的（1913 年的第 16 号修正案为当今所得税扫清了障碍）。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今时代的现状，这位 72 岁的经济历史学家、劳动经济学家和性别问题专家从历史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在其 4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戈尔丁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技术变革、 不平等、教育、水污染及腐败对经济的影响。其中， 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她针对女性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展开的研究，以及因此得出的深刻洞见。同时， 她还以大量史证为依据，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原因做出了全面深刻、细致入微的阐述。
每到美国的“同工同酬日”，她必定是媒体的座上客。“同工同酬日”是一个标尺，它标记了美国女性要赶上男性上年的收入，每年必须工作的 时间（2019 年的“同工同酬日”为 4月2日）。戈尔丁的研究涵盖了 200 年的经济史，正如她每年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不平等的薪酬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职场灵活性和工作与家庭相结合所带来的高昂成本的反映。
戈尔丁一直被视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 位女性经济学家之一。40 年前，她率先研究了女性在经济中的作用，为新一代女性经济学家带来了鼓舞和启发，同时推动性别经济学进入了学术的主流。2016 年，戈尔丁获得了 IZA 劳动经济学奖， 2009 年因对经济学的毕生贡献获得了劳动经济学家协会（Society of Labor economist）颁发的明瑟奖。 2013—2014 年，她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是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位获得经济学终身职位的女性。
戈尔丁于 1946 年生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 她回忆了自己早年对调查研究和知识探索的迷恋。 她曾沉浸在曼哈顿博物馆的奇妙之中，先是爱上了考古学，然后是细菌学。她最初去康奈尔大学是学习微生物学，后来开始接触人文和社会科学， 尤其是历史和经济学，这后来成为她的本科阶段 的专业。1972 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工业组织和劳动经济学博士学位。
戈尔丁引用她与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凯兹（Lawrence Katz），也就是她的丈夫合著的《教育和技术的竞赛》（2008）一书，阐述了为何历史学对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我和凯兹研究了 1980 年后与 1980 年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变化，还研究了1980 年后因技术变革偏重于技能而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基本理论。”戈尔丁表示，“历史让我们认识到，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并非新事物，而是长期存在的， 同时也让我们能够识别工作中的长期因素。”
戈尔丁和凯兹发现，1915 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差距有所缩小， 但到 80 年代差距又再次扩大。通过对整个 20 世纪的研究，他们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供求变化能解释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的工资溢价波动。这些起伏波动反映了教育和技术之间的竞争，因为教育系统要跟上不断发展的技术对技能需求的变化。
大展宏图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展开， 戈尔丁找到了可以让她施展才华的领域：研究女性在经济中的参与状况。当时，社会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
“我当时意识到自己遗漏了某些因素。”她在 1998 年的自传体散文《经济学家侦探》中写道，“我忽视了从长远来看将经历最深刻变化的家庭成员—妻子和母亲。受数据来源的限制，我忽略女性的这些角色。我们掌握的大都是女性在年轻、单身或丧偶期间的数据。但她们婚后的情况却很少有人了解。”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戈尔丁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考察了 200 多年来女性加入美国劳动力市场后各个方面的演变。在《对性别差异的理解：美国女性的经济史》（1990）一书中， 她指出性别收入差距在历史上并非是稳定发展的， 而是在特定的时期缩小，包括19 世纪早期的机械化时期，20 世纪早期文书工作的兴起和 80 年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戈尔丁在2006年发表的论文《改变女性就业、教育和家庭的无声革命》中指出，19 世纪末的四个阶段塑造了女性在美国经济中的角色。她发现前三个阶段是“进化”的，即：到 20 世纪 20 年代， 她将当时的女性定义为“独立的女性职工”；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至50 年代“放宽了对已婚女性劳动力的限制”；并称 50 年代至 70 年代出现了变革的根源。接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无 声革命”爆发了。
戈尔丁写道，虽然女性在这些发展阶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此期间，女性更有可能将她们的工作视为间歇性的，这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方式。女性对影响其就业的关键决定的控制也很有限。 相比之下，“无声革命”期间的女性通常将职业视为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能为自己的工作做主。戈尔丁发现，这一最新阶段出现的主要原因是避孕用品的供应增加和离婚率上升。
平等的最后阵地
然而，这场无声革命并未缩小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戈尔丁在 2014 年发表的论文《性别大融合：最后一章》中指出，缩小这一差距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职场性别平等所面临的最终挑战之一。正是在这一点上，戈尔丁的研究开辟了新的 领域，使讨论超越了以性别歧视基础的阐释。她指出，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间灵活性” 的高成本，即女性为了照顾家庭而减少工作或采取弹性工作时间。因此，缩小差距将取决于调整就业结构，使所有工作者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从而减少与灵活性相关的成本。虽然这种根本变化听起来遥不可及，但戈尔丁指出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在技术、科学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戈尔丁认为， 这对女性和男性都有好处。
戈尔丁表示：“如果只有女性对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公司以更便宜的方式提供更灵活的工作，那就不会带来多的大变化。”
戈尔丁对性别问题的研究非常广泛，但她在学术上的贡献更加深远。戈尔丁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L. 格莱泽（Edward L. Glaeser）在 2006 版的《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 一书中研究了1870—1920 年美国公共腐败显著下降的原因。她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独立和自由的媒体是根本的推动因素。
“第四等级（新闻界）在向公众通报真实情况、 报道并制作最好的调查性新闻方面发挥着极度重要的作用。”她表示，“我们的研究展示了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美国更加中立的非政治性新闻自由的诞生。”
戈尔丁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马塞拉·阿尔 桑（Marcella Alsan）在合著论文《儿童死亡率的分水岭：1880—1920 年有效水利及排污基础设施的作用》（2018）中，为努力降低儿童死亡率的低收入国家提供了有关核心工作重点的建议。他们分析了1880—1920 年间波士顿的数据，发现该城市儿童死亡率下降1/3的原因是提供了清洁用水和有效的污水处理系统。戈尔丁告诉本刊，与采取其他零碎政策相比，发展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建设清洁的水利和污水处理系统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她的金毛猎犬皮卡。
2014 年，戈尔丁启动了女性本科经济学计划， 目的是鼓励更多女生学习经济学专业。她说，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男女比例 20 年来始终保持在 3∶1 的水平，这表明许多年轻女性被挡在该领域之外，因为她们不打算从事金融或银行业。
戈尔丁说：“如果她们了解到经济学是一门内 含丰富、应用广泛的学科，就会发现她们也可以攻读经济学专业，并在很多领域中一展拳脚。”该计划在随机选择的每年培养约 25名经济学专业学生的 20 所美国大学和学院中推行。这些学校包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与李大学，以及威廉姆斯学院。 该课程提供约1.25 万美元的小额补助金，鼓励女 性攻读经济学学位（“这是很可观的！”她说。）
建立传统
在截至 2017 年的 28 年里，戈尔丁一直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美国经济发展项目 （DAE）主任。过去 20 年里，经济史学家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经济史的论文越来越多。
“克劳迪娅将经济理论和历史证据结合起来， 把这个项目塑造成了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环境。” 普林斯顿大学的利亚·布斯坦（Leah Boustan）表 示，他目前与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比尔·柯林斯（Bill Collins）共同担任该项目的联席主任。“在克劳迪娅的领导下，美国经济发展项目变成了一个培养性环境，这是一个鼓励建设性批评、欢迎新想法的环境。”
在戈尔丁看来，她认为对经济学范围的广泛视角是她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的重大贡献。
她表示：“我认为，我留下的遗产是我扩大了这个团队，纳入了许多在最初构想中没有考虑到的领域。”其中包括“来自国家经济研究局其他部门的研究人员，他们在工作中使用历史资料，了解经济史的特殊方法论”。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已有 98 年的历史，坐 落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哈佛大学校园附近。 戈尔丁和丈夫凯兹就是在从事项目研究时于此地相识的。
她说：“我们常开玩笑，把国家经济研究局 称为国家经济浪漫局。”除了学术领域的志同道合， 他们还都喜欢赏鸟、徒步旅行，一起遛他们那只 8 岁的金毛猎犬皮卡。戈尔丁在哈佛网页上专门 记录了皮卡参加嗅味犬比赛的成绩，还有一张它 佩带获奖绶带的照片。这也许有点儿像她儿时为 探索周围世界的线索，在纽约博物馆中进行的调 查研究。
作者彼得·J. 沃克 （PETER J. WALKER） 是 IMF 信息交流部高级官员。
来源：《金融与发展》 2018年12月号；原标题为《时间旅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