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一、经济学的困惑：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与“合”
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本《金融伦理学》教材，本书仅仅是笔者对金融伦理学这个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一个受过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训练的人，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对伦理问题发生兴趣，又经由何种机缘对伦理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与研究，回答这些问题似乎本身就具有某种学术意义。因此，在描述金融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之前，追溯一下自己学习和研究伦理学的过程，回顾和反思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似乎并不是多余的。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登陆并得到迅猛普及的关键阶段。我有幸在90年代初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始系统地接受现代经济学的训练。在北大的经济学讲坛中，我们接受了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经济学传统的熏陶：一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即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开创并由中国经济学家所继续开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80年代之后，这套体系有了崭新的形态，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主要是始于萨缪尔森而迄于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体系。这套体系经由在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一批学者的传扬，而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主流话语；三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体系，这是绵延2000多年的中国固有且特有的经济思想体系，这套体系以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为核心，贯穿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经济学精神。我1990年考入北大，我们那批学生可以说接受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学者的经济学教育与熏陶。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那时厉以宁教授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和改革理论正处于理论上的完善时期，并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和思想界的解放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听厉老师的课程和讲座，总给人振聋发聩般的启迪。刘伟教授那时正值学术开创的黄金时期，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产权理论撞击着我们这些初学者的头脑。在西方经济学方面，90年代初创建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集结了林毅夫、易纲、海闻等从海外归来的优秀学者，这些学者在北大的开创性工作，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体系方面，我有幸在北大接触了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赵靖先生以及我尊敬的老院长石世奇先生，他们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阐述给了我全新的视角，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对于伦理道德的重视也给我深刻印象，这些影响也渗透到本书的写作中。
现在的年轻学子可能很难想象9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那种风云际会、热闹纷繁的景象。经过这三大经济学体系的熏陶，我们自然就会产生对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进行比较探讨的学术兴趣。说实话，我在本科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一直是怀着深深的困惑的，现代经济学那种冷冰冰的“工具理性”使我对经济学始终怀着一种本能的怀疑与抗拒心理，使经济学在我心目中着实成了一门“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据考证是英国19世纪思想家Thomas Carlyle提出的）。实际上，这种困惑几乎困扰着所有的经济学学生，直到现在。这种困惑促使我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经济学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进行思考。我那时不可能知道，在20世纪末期的欧美，也同样兴起了一场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运动，一些著名学府的研究生和教授大力呼吁进行深刻的经济学教育改革[1]。
就在我本科时代对经济学感到困惑的时候，我很幸运地选修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王海明教授的伦理学课程，在这门每次上课都人满为患的全校公选课上，我接受了伦理学的启蒙教育。王海明教授的伦理学课程给了我反思经济学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在此后长达18年的交往中，我对他的伦理学思想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更深的体悟。他是一个有着强烈学术使命感的学者，自年轻时代就醉心于科学伦理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寻求新道德》和《公正·平等·人道》等专著，又经过若干年的苦心孤诣的潜心探索，为学术界贡献出煌煌巨著《新伦理学》，其对学术的虔诚与执着令人感佩。同时，我也阅读了当代最优秀的一批伦理学家的著作，如万俊人先生、赵汀阳先生、何怀宏先生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王海明先生的学术启蒙，就没有读者面前这本《金融伦理学》。我要向王海明先生表达我的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1994年底，当我面临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时，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专业的学生，我并没有选择当时时髦的金融学命题，而是选择了一个经济伦理命题，这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在我的导师、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见长的陈为民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我最终选择了东亚企业伦理为研究题目。后来这篇论文被收录在陈为民教授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承接》一书[2]中，后又以《东亚企业精神的儒家资源及其现代性转化——韦伯理论的经验考察：以日本为核心》为题收在我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中。写作这篇论文的起点是针对学术界有关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争议。经由对西方基督教伦理与东方儒教以及其他宗教伦理的对照，韦伯对东方文化传统是否能够引致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表示了深深的怀疑。韦伯的理论影响深远，但其理论缺陷也非常明显。赵靖先生就指出，韦伯的理论其实是一种“倒立”的理论，新教伦理并非先于资本主义天然存在，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的精神产物。另一方面，所谓新教伦理本身，显而易见是传统基督教伦理经过“现代性转化”而获得的现代形态，因而我们研讨的焦点就应该是，传统基督教伦理经过何种路径，在何种社会激励系统之下完成这种现代性转化，而在这种转化进程中，新教伦理是如何对传统基督教伦理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与扬弃的。我的观点是，文化传统（历史资源）作为经济与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路径依赖特征，是影响现实世界（从精神世界到实体世界）的核心要素之一，因而动态而非静态地、历史延续性地而非割裂性地探讨历史资源与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其背后隐藏的是意识结构的变迁，而意识结构的变迁无疑不能脱离其历史形态而空洞地存在。所以这篇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实质上是，意识结构的历史形态（文化传统）以何种方式进入现代性系统，其自身又经过何种适应性嬗变才能符合现代性要求从而融入现代性系统。
虽然我在本科阶段还没有从伦理学的视角来探讨金融体系的运作，但是从学习伦理学的体会出发，我初步感到，经济学要想真正成为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萧伯纳），那么它就应该把视角重新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的根本问题（Socrates Question）。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持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关注伦理，从而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加以融合，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不道德”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伦理热：几位经济学家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股对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浪潮席卷整个经济学界，经济学家们探讨伦理问题一时成为热潮。就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很多经济学家发表了他们的论文或者专著，系统地探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以及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济学家“不务正业”探讨伦理学问题已经俨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时尚”。就在我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这段时间，经济学界的伦理热给了我深刻的、至为关键的影响。就在这几年中间，茅于轼先生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张曙光先生出版了《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厉以宁教授出版了《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和《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刘伟教授出版了《经济与伦理》、盛洪先生出版了《经济学精神》，樊纲先生在《读书》上发表的《“不道德”的经济学》更是引起了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的热烈讨论。面对这场讨论，尤其是其中很多学者又是我非常熟悉且敬仰的长辈，自己也就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在阅读了很多经济学家关于伦理问题的著述之后，不能不引起我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更深思考。
北大的两位经济学前辈在经济伦理方面给我以深刻影响。其一是厉以宁先生。我曾经有一篇长文评述厉以宁先生的经济思想[3]，其中我对厉先生的经济伦理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中国经济学家热衷谈论道德问题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4]，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5]。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代理论所证实。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厉以宁先生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地都融入到《金融伦理学》这本书中。
第二位在经济伦理方面给我启发的北大学者是刘伟教授。与厉以宁先生一样，刘伟教授也较早关注伦理问题，关注市场经济的伦理奠基问题[6]。他深刻指出，市场经济是个体积极性充分发挥的经济，因而作为一种文明，对人格前提和人文精神的要求极其突出。越是自由竞争的经济，越要求人们本身的自律。在个性突扬的市场经济中，仅有制度性的约束是不充分的，必须有社会道德上的力量推动人们的自我约束。刘伟教授曾经如此论述市场经济中的诚信：市场经济对道德秩序最基本的要求是守信，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中所运用的一切交易工具，一切交易方式和交易行为，无不是信用的体现，客观存在的信用经济关系自然要求以信任作为宗旨来构造市场经济道德秩序。从市场经济发展史来看，越是竞争激烈、越是趋于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越是在制度上和道义上要求人们守信，越是排斥欺诈和放纵等不负责任的败德行为。刘伟教授对转轨时期的“道德无政府状态”作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道德上的欺诈、背信及由此引发的种种道德无序，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极易发生。历史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尤其是在产业革命前的商业资本活跃时代，以失信为特征的海盗文化、商业欺诈、信用崩溃等道德秩序混乱就曾严重危及市场经济秩序发育，因而早在18世纪就有人疾呼：信誉就是金钱。之所以在转轨时期容易发生道德秩序混乱，在于这一历史时期原有的与传统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受到根本冲击，而与新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信任”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尚未真正形成，所以社会有可能进入既不讲忠义、也不言信任的道德无政府状态。刘伟教授对转轨时期道德失序的思想，对这本《金融伦理学》中转型期伦理价值变迁的研究有直接的启发意义。
2002年初，当我还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学的时候，我的《理性与信仰》一书付梓，此书用很多篇章探讨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和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可以说，这部小书是我对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一个阶段成果的小结。刘伟教授欣然应允为这本尚不成熟的小册子作序。在序言中，他深刻论述了经济学的科学属性、历史属性与道德属性，对经济学的价值问题作了高屋建瓴的论述。他在序言中写道：经济学诚然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讨论，但却是对于“人”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讨论，因此，经济学家不能没有人文关怀，不能没有必要的社会责任感。思想史上但凡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有自己执着的经济哲学观和对道德情操的特别强调，这不仅构成他们的学术内容不可或缺的部分，更表明经济学家本身作为人所具有的历史社会性格。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几位前辈学人在经济伦理问题上的观点也对我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经常到天则所参加学术活动，茅于轼先生、张曙光先生、盛洪先生的关于经济伦理问题的文章我都非常熟悉。1999年，在我留母校北京大学任教之后的第二年，我应茅于轼先生之邀到天则所，参加“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研讨会”，就“斯密悖论”[7]问题发表我的观点。这就是我后来完成的《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斯密〈道德情操论〉读书随笔三则》一文。亚当·斯密一生中写过两部重要著作，一是《国富论》，二是《道德情操论》，前者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后者成为道德哲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而前书中利己主义的人性假设和后书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经济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互为矛盾的悖论。我的这篇文章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出发，探讨了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姿态和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问题，剖析道德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科学定位，并进而由对《道德情操论》中四个关键词（公正的旁观者、同情、合宜性和一致的估价）的梳理，从斯密自身的逻辑阐释了长期纠结学界的所谓“斯密问题”，从而达成了斯密体系中两种看似相悖的人性假设的和谐统一，完成由“自我赞同”向“社会赞同”的过渡。
也就是在1999年春，我曾就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与茅于轼先生进行一番深谈。那时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还在紫竹院报恩楼。那是一幢古朴的旧式小楼，门前碧草青青，四面绿树环绕。茅于轼先生那时年届古稀，但是精神极好，睿智而平和，有温厚长者之风，如同我们熟悉的他的平实隽永的经济学随笔。平静深致的谈话之中，没有艰涩的理论，也没有空洞的说教，深入浅出中透出一位学者对于现实的独特思考。后来我撰写了《现实关怀、道德忧患与民族复兴——茅于轼学术思想初评》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8]，该文对茅于轼先生的伦理道德思想着墨甚多。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所有以经济学视角与方法探讨道德问题的著作中，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无疑备受学界关注，被评论家认为是一部公认的极为严肃的充满道德忧患意识的警世之作。茅于轼先生一面以极其理智渊深的专业知识者的身份深入研讨当代经济学及中国经济成长与制度变迁中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寻求中国民族复兴之道，一面又以极大的道德激情和人文关怀去观照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期中面临的精神困境和道德重建。在天则所，关注道德问题似乎成为一个传统。我很赞赏盛洪先生对于经济学精神的诠解方式：“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9]。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三、没有伦理的金融不可能存在：对金融伦理的系统思考
1998年，正当我服务母校的第一年，阿玛蒂亚·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震动和鼓舞。作为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森在《论经济不公平》、《贫穷和饥荒》、《伦理学与经济学》、《饥饿与公共行为》、《饥饿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等著作中都体现了他的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取向和对伦理哲学视角的关注。森横跨经济学和哲学两个领域，对方法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有很大贡献。森这样阐述学习哲学对他的意义：“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济学中使我感兴趣的主要领域都与哲学联系密切，比如，社会选择理论利用了伦理哲学，对不公平以及剥夺的研究也是如此。”森的获奖似乎预示着经济学在21世纪的转型与回归：即从纯粹工具理性中解脱出来，重新关注人的价值和幸福，重新把伦理道德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从而实现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对我的金融伦理学研究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森的获奖，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对森所开启的经济学革命的认同与肯定，这对我的激励意义甚至超过了学术意义本身。从那个时候开始，以伦理的视角关注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成为我学术研究中一个自觉而清晰的价值倾向。
2003年，我的博士论文《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付梓，在这部探讨金融自由化纯理论的著作中，我经由对“制度质量”这一概念的界定阐述了伦理道德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作为一个信用交易体系，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取决于参与交易者的相互信任的程度，尤其在现代化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市场参与者的信任以及道德自律对于克服道德风险极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正是源于扭曲的金融道德和无处不在的金融腐败，这一点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即可窥见一斑[10]。2006年，我发表了《市场经济的伦理奠基与信任拓展：超越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一文，系统阐述了乡土社会向契约社会演进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信用拓展路径和可能出现的伦理悖论，对金融演进过程中的社会信任体系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1]。在2007年出版的《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一书中，我又深化了这一思想[12]。在2010年出版的《金融发展理论》一书中，我特意加入了“金融发展的伦理视角”一章，旨在从伦理视角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使学习金融学得学生认识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本身存在的伦理冲突和伦理关系，使他们了解金融伦理的重要性以及金融伦理的内涵，并探讨金融伦理中的基本范畴和核心关系。可以说，这是我的金融发展理论体系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章，我尝试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发展，弥补以往发展金融学中忽视伦理问题的缺失。在《金融发展理论》一书中，我首先从制度质量的角度引入了金融伦理的重要性，探讨了金融体系中的伦理冲突和金融伦理与金融法律的关系；然后详尽探讨了金融伦理的基本范畴和内涵，系统分析了金融伦理中三大基本范畴——公正、平等、诚信；同时对金融伦理中三组核心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即权利—义务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和自律—他律关系，从而建立了金融伦理的基本理论框架[13]。这一框架，在《金融伦理学》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和深化。另外近年以来，我也参与了一些应用伦理学或经济伦理学专著与教材的写作，这些都为写作本书奠定了基础[14]。
实际上，在我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设的《农村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发展理论》等金融专业课程中，我一直在有意识地将金融伦理视角渗透到我的讲课中。在《金融市场学》课程中，我在10年来一直坚持这样的讲授传统：在课程中强调伦理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每次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都以金融伦理为核心内容，为此同学们整理了很多精彩的金融伦理案例，从而加深了他们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理解。如果一个金融系的学生，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仅仅学到了一些技术性的模型，而没有从伦理视角对金融体系的道德属性和诚信原则有深入的体会，则他所受的金融学教育一定是不完善的、残缺的。这种金融学教育结构中的残缺不仅会对这些学生的金融职业生涯有致命的消极的影响，而且从整个金融体系来说也为很多金融败德行为和金融危机埋下伏笔。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更是使整个金融体系和学术界认识到了伦理在金融运行中的重要性。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机构在疯狂逐利中的贪婪行为和毫无约束与自律的违规交易，使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的深渊，全球经济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实际上，在国外一些著名高等学府（尤其是著名大学的商学院和金融系）中，金融伦理学或商业伦理学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中国的大学商学院和金融系中，这样的课程却非常罕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金融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
以上我简单追溯了学习和研究经济伦理和金融伦理的过程。在近20年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加深了这样的信念：尽管现代经济学尚未对伦理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尽管现代金融学还没有对伦理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趋势表明，对伦理学的关注一定会成为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发展方向。金融学界和金融体系的实践者必定会持续加深对金融体系中伦理重要性的理解，金融伦理学在未来必将成为显学。
四、本书的旨趣、方法与框架
（一）旨趣
本书的旨趣在于为金融学教育倡导一种新的角度，即伦理角度。本书并没有颠覆传统的金融学理论，而仅仅是挖掘了传统金融学教育中不被重视的伦理侧面，而这个侧面对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和金融从业者的职业生涯非常重要。本书的目的，是使任何受过金融学教育的学生，都能理解伦理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都能将伦理原则贯彻到他们未来的金融职业生涯中去。所以，如果让我概括本书的宗旨，就是两句话：“将伦理视角融入金融学教育过程之中，将道德基因嵌入金融学学生的心灵之中。”
谈到这本书的旨趣问题，我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对本书的研究有特别启发意义的学者、金融家和社会改革家，那就是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曾任孟加拉吉大港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的尤努斯教授。这位矢志于运用金融手段进行反贫困斗争的银行家，在30多年的银行业实践中不断反思传统经济学和金融学教育，不断挑战和颠覆传统的金融法则，在其学术研究和金融职业生涯中有机地融入伦理道德、使命与价值，对当代的金融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森告诉我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怎样关注道德伦理、平等正义和人类的终极命运，尤努斯则告诉我一个银行家应该如何关注其道德使命、如何关注贫困、社会责任和人类的福利。我们曾邀请尤努斯教授在2006年和2008年两度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演讲，每次演讲都给我很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启发[15]。从尤努斯的研究与实践，我更加相信，如果我们在经济学和金融学教育中更多地植入伦理、价值、使命与责任的信念，如果我们的金融界在金融体系的运行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倡导职业道德、伦理行为与社会责任，那么我们的金融学教育体系和金融运转体系都会更加健康，公众的福利和社会的发展都将进一步得到保障。
作为一本研究型的教材，本书的目的是开创完整的金融伦理的理论框架和教学体系，即努力使金融学或相关专业学生通过这门课程，系统地透过伦理视角，审视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深刻地反思和检讨金融与伦理的辩证关系，理解金融体系内部的伦理冲突及其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全面把握金融伦理的核心范畴和基本价值观，从而确立一种有利于金融稳健运作、公众福利提升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崭新的金融伦理规则。
（二）方法
本书的写作和研究都是围绕教学需要而展开的，所以在写作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更多地考虑到金融学或其他相关专业学生的需求。本书的写作和研究首先要考虑到金融伦理学是金融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要考虑到金融学和伦理学的知识互补。由于金融伦理学主要是为金融系或经济系的学生们开的，而这些金融专业或经济专业的学生又很少经过系统的伦理学训练，因此，本书在第一篇和第二篇的纯理论部分，对经济伦理和金融伦理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其中很大程度涉及伦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和理论，希望可以使金融学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得到初步的伦理学的训练。同时，本书也考虑到伦理学或哲学系专业的学生的需要，在论述金融体系的伦理规则的同时，用相当的篇幅结合一些专栏来阐释金融体系的运作机制，如资本市场、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和投资银行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些金融体系在运作中都涉及哪些主体和哪些伦理关系，这样伦理学专业的学生在谈金融伦理时就避免凌空蹈虚的感觉。本书在阐述金融伦理理论的同时，也收进了大量的金融伦理案例。金融伦理学如果不结合具体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机制来进行阐释，就很难理解，也很难讲透讲清。本书的大量案例，相信会有助于学生们更直观地理解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机构、股票市场中的金融伦理的特征与表现。本书同时注重对经济伦理思想史和金融史材料的把握，在本书的第六篇《金融伦理的历史解读与借鉴》中，我们对中国异常丰富的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同时运用我国清代山西票号和近代私营银行的伦理实践，来观照今日的金融伦理实践，古今交融，师古知今，相信历史的借鉴会给我们新的启示。
（三）框架
本书分六篇，共十八章。
第一篇《导言：经济学、金融学与伦理学》：本篇作为全书的导言部分，综论经济学、金融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为全书的理论框架的展开提供方法论基础。本篇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思出发，探讨了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并揭示经济学与伦理学必将再次融合的基本趋势。本篇在阐释市场经济道德生成与演进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转型中的伦理与秩序问题，以及转型期伦理失序的经济根源。本篇集中探讨了金融体系的伦理冲突，强调了金融学中伦理视角的重要性，并讨论了金融伦理与金融法律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篇《金融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本篇构建了金融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篇首先探讨了金融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内涵和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金融伦理中三大基本价值范畴：公正、平等、诚信，以及这些价值范畴在金融体系中的主要表现。本篇继而系统探讨了金融伦理学中三组最核心的伦理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和自律-他律关系，从而建立了金融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第三篇《金融机构的伦理问题》：本篇在前两篇所建立的金融伦理学基本理论框架基础上，具体探讨金融机构的伦理问题，从金融机构的实践中，概括出不同金融机构伦理行为的基本原则，总结不同金融机构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和伦理规制的主要制度框架和政策框架。本篇探讨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机构等金融主体在其运行中面临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规范，系统总结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和伦理行为准则。本篇最后探讨了金融危机与金融伦理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伦理缺失在金融危机生成中的作用机制，并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探讨了金融法律、金融伦理和金融市场稳健性的关系。
第四篇《金融市场中的伦理问题》：本篇主要探讨金融市场中的伦理问题，尤其是探讨金融市场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金融市场的伦理基础、金融市场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以及金融市场的伦理规制方法。本篇分三章。第十章探讨股票市场（资本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伦理问题，阐释股票市场的运作机制和伦理行为规范，揭示股票市场中的市场操纵的伦理根源，同时从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评估机构两个方面探讨了资本市场金融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和规制方法。第十一章探讨了我国金融市场中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类——民间金融市场——的伦理问题，探讨了民间金融市场的伦理支撑和内生机制，揭示村庄信任在民间金融运作和演进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局限性，同时探讨了民间金融市场的伦理危机和伦理规制。第十二章探讨金融市场监管中的伦理问题，主要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伦理价值嬗变出发，探讨金融市场监管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揭示了金融市场监管腐败的原因，并以美国金融监管变革为例探讨了自由主义监管伦理的转向。
第五篇《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体系构建》：本篇集中探讨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构建问题。作为最近一些年来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潮，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应用将极大地增强金融机构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改善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模式并有效促进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与社会绩效。本篇分三章。第十三章基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的梳理，系统地阐述企业社会责任和内涵及其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揭示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内在结构，并从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出发，探讨了商业银行特有的企业社会责任。第十四章主要介绍国外优秀的商业银行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成功实践，由案例出发，探讨国外商业银行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法律框架、伦理规制框架和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创新，以期对我国的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有所镜鉴。第十五章主要从我国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体系构建的反思出发，揭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在社会责任构建方面的不足及其背后的经济制度根源，并据此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体系构建的系统性的政策框架，从微观机制和宏观体制两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六篇《金融伦理的历史解读与借鉴》：本篇主要探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及商业伦理实践，并以山西票号和近代私营银行的金融伦理实践来观照今日中国的金融伦理问题。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积淀了极为深厚、极为宝贵的德性主义伦理观，历代思想家都提出了极其深刻的经济伦理思想，值得珍视。本篇分三章。第十六章对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梳理。该章首先对我国传统伦理的形成与特征做出了分析，指出我国古代伦理思想对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的强调，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社会长期维持的伦理基础。该章分析了信用文化在中国古代各个学派的表述方式，并系统梳理了自孔子以来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与发展，分析了义利范畴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的重要性及其内涵与层次，尤其详尽阐释了孔子的“见利思义”和“义以生利”的思想及其对现代经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意义。该章还对荀子以来尤其是司马迁、王安石、陈亮和叶适等人的功利主义义利观做了深入解析，并以范蠡、白圭、苏云卿等历代优秀的商贾为例，说明了我国古代商业伦理的成功实践及其现代意义。第十七章运用山西票号的案例，说明票号信任机制的形成和信号释放机制，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山西票号信用机制的维系做出了深入的分析。第十八章探讨了我国近代私营银行的金融伦理和企业文化构建，说明了我国近代私营银行如何在借鉴近代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有效而巧妙地融入我国传统经济伦理和商业伦理，成功地将其运用于近代私营银行的经营管理实践，并以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更详尽地说明近代私营银行构建伦理文化的具体机制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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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1年8月在密苏里－堪萨斯城大学（UMKC），来自22个国家的75名学生、研究者和教授发表了《给所有大学经济学系的国际公开信》， 这份被称为“堪萨斯城建议”的公告响应了不久前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公开信中要求改革经济学教育和方法论的呼吁：“我们相信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到了非历史的方法和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论的阻碍，它对理解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只提供了有限的理解。这种狭隘的经济学方法论阻碍了经济学产生真正注重实际和现实性的政策方案，阻碍了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所有经济学系都应对经济学教育进行改革，使之包括对支撑我们这一学科的方法论假设的反思，一种负责任的和有效的经济学，应该在更宽广的背景环境中考察经济行为，应该鼓励在哲学基础层面的挑战和争论。” 参见post- 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网站“http://www.paecon.net/”中的相关内容。
[2] 陈为民主编：《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承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3] 王曙光：《经济非均衡、市场主体与转型发展——厉以宁经济思想述评》，收于王曙光：《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4] 参见：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这是一本较为集中探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的著作，读者若想查阅其他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可参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第258页，附录《厉以宁有关经济学伦理问题的著作目录》。
[5] 参见：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第1-2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6] 参见：刘伟、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刘伟教授深化了对市场经济的人格基础的探讨，详见：刘伟：《经济学导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7] 其实早在1990年，我所尊崇的经济学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就曾精辟地论述过“斯密难题”，参见：陈岱孙：《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见晏智杰、唐斯复编著：《陈岱孙学术精要与解读》，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原文载《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1期。
[8] 王曙光：《现实关怀、道德忧患与民族复兴——茅于轼学术思想初评》，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No.27，1999年秋季卷。
[9] 参见：盛洪：《经济学精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10] 参见：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第一、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
[11] 参见：王曙光：《市场经济的伦理奠基与信任拓展：超越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五期。
[12] 参见：王曙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 参见：王曙光：《金融发展理论》，第七章，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版。
[14] 我参与写作的经济伦理学教材或应用伦理专著包括：孙英、吴然主编：《经济伦理学》，导论，第五章，第六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国盛主编：《社会转型中的应用伦理》，第117-128页，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金融伦理学》，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