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切悼念薛暮桥先生
惊悉薛暮桥先生于7月22日17时12分辞世，悲情中生，无以为悼，谨陈辞以表哀思。平素未能有缘与薛暮桥先生谋面，但对先生在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在中国发展中的贡献，早已深铭在记忆之中，可谓对先生景仰已久。
自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薛暮桥先生就为探寻中华民族复兴和富强的道路，进行了深入的农村调查和理论探索，并在坎坷的革命生涯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后还参与了在我们山东抗战根据地和华北解放区的财经领导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薛暮桥先生曾出任过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全国物资委员会主任等职，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的开拓者，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大师。尤其可以载入当代中国经济学说史的是，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薛暮桥先生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已有的认知和理论，不断在一定历史时期既存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格局中萌生新的经济学道理，从而为我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社会改革的阶段性推进，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洞识，并作出了诸多实践贡献。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像薛暮桥、孙冶方、许涤新、于光远等老一代经济学家以及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对中国以市场发育为导向的改革的理论探索和孜孜追求，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会演进到今天这个格局？很值得怀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经济建设的成就，尤其是完全改变了中华民族当代命运的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开放实践的辉煌，都凝汇有像薛暮桥先生这样杰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以及他在实际工作和行政操作层面的努力。这里也可以猜想，像薛暮桥先生这样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中张大、在战火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经历了建国后红火经济建设和历次政治运动的经济学家，能在百岁嵩龄的最后岁月中目睹中华民族在21世纪复兴的起始点上市场秩序的蓬勃扩展和经济的多年高速增长，一定会是在欣慰中而惬然仙去的。
今年3月13日，108岁高岭陈翰笙老先生悄然仙逝。上周末，101岁的薛暮桥先生又长谢了这个他为之付出过巨大研究精力和实践心血的族国。现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也许还没有从去年7月7日痛失杰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的记忆中完全走出来。杨小凯只有55岁的冥寿，而陈、薛二位先生却有百余岁的嵩龄。三位经济学家，不同的历史经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现实主张，却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进行理论探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还在杨小凯教授患病前，我曾写过一篇经济学随笔“经济学人的经济学”，并即时email给了小凯。那篇短文的意旨，是在呼吁中国经济学人群体，不要作时间和精力消耗战中的“铁人”，而要作长期“最优计算”研究的“理性经济人”。现在想来，当时之所以产生这么一点想法，是与那时就观察到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有关：老一辈中国经济学家们都比较高寿。这包括陈翰笙、薛暮桥二位先生，以前过世的马寅初先生、陈岱孙先生，以及现在在北京和我国其他地区仍健在的一些经济学前辈，如于光远先生、宋涛先生、巫宝三先生、朱绍文先生、吴承明先生，张培刚先生等等，以及我们复旦的蒋学模先生、洪文达先生，张薰华先生，还有也是在前两天刚过世的我们复旦经济学院的百岁老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名家朱伯康先生。为什么当代中国经济学界中一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们历经磨难，却个个耄耄健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经济学人今天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有没有经济学的道理在其中？我们这一代中青年经济学人，除了要从老一辈经济学家们那里学习他们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实践进行探索和思考的理论观点和洞识外，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那种孜孜追求和奉献精神，他们那种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不急功近利而心性平和的处世之道，也是我辈经济学人所应该效法和弘扬的。
如果说陈翰笙和薛暮桥先生这老一代经济学前辈是在目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业绩后而惬然仙逝的，那么杨小凯这位深具洞识的中年经济学家却是在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的忧虑中而怛化的。这形成了一个巨大反差，也值得深思。
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已把一个在近代灾难深重的文东方明古国引领到了21世纪复兴的起始点上，但市场秩序初成后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未来走向若何？经济高速增长中的金融体系混沌和萎缩，社会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在继续拉大，社会腐败横生和法制建设的步履维艰，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能否维系，以及诡谲多变的国际关系，仍然前景莫测的台海风云，……这一切都像一个一个巨大的问号一样摆放在当代中国面前。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景势格局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未来将如何走？走向何方？一系列相互连带和牵涉着的潜在社会问题将如何解决？从何处着手？这诸多问题仍有待于我辈经济理论学人和社会各界的冷静而理性的沉思。
悲夫！逝者已去，未来未卜！际此，能在一个宽容和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冷静地思考我国我族的未来，也许是对薛暮桥先生作古的最好纪念。
韦森于2005年7月28晨谨辞于复旦以当束刍之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