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不知道会遇见多少人，令人铭记在心、永久不忘的并不多。我很幸运，在人生道路转折点总有一些“贵人”指点方向。我是在薛暮桥先生的指引下走上了经济学研究的道路。
1980年，我正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究生。领导派我到国家计委参加全国钢材优化分配的研究。我的主要任务是编制一套线性规划的计算机程序。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听说过有成型的软件包，更不知道还可以直接向海外购买。我每天在计委信息中心用穿孔机在卡片上编写程序，工作得非常艰苦。薛暮桥先生和我的长辈是世交。薛伯伯是我舅舅的同学，他的夫人罗琼是我阿姨的同学，他们都是新四军的战友。我到薛暮桥家串门的时候谈起我的研究。薛伯伯长年主持国家计委，对于全国物质分配非常熟悉。他非常敏锐地指出，国民经济在迅速发展，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手工方法来调拨物质肯定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你们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他对现代技术非常感兴趣。尽管已经70多岁了，他还兴致勃勃地要我讲计算机原理。
后来，薛暮桥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去医院探望的时候，他在病床上还很关心我们科研进展的情况。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困难，就是计算机程序走不通”。他哈哈一笑，摆手说，“这要靠你们年轻人，我这个老头子帮不上忙了”。
没有好久，薛暮桥病愈出院了，钢材优化分配研究也取得了初步成果。我采用线性规划在计算机上将1978年的分配表重新算了一次。两相比较，仅5毫米钢板就节省了2600万吨公里。我兴高采烈地到木樨地向他汇报。薛伯伯非常高兴，连连称赞，然后很认真地建议我转到经济研究上来。我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自动控制，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工程研究对于我来说驾轻就熟，跑到计委来帮助搞搞优化分配，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自控的专业范围。要改行搞经济，非同小可，似乎还缺乏思想准备。薛伯伯说，“我相信，你搞自控，一定会成为专家，可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经济学家。我们在抗日根据地用算盘管好了经济。边币发行、区域贸易的数据都装在我的脑子里。现在国民经济有这么多的部门，每个部门有这么多产品，无论谁的脑子都不够用了。把现代经济管理搞上去，可能比几十个工程师创造的价值更高。我看，你是个搞经济研究的人才”。
对于薛伯伯的鼓励我诚遑诚恐，只是点头，不敢答应。临行时，他拿出自己的近作签名送给我，也许就是在接过他的著作的那一刻，我从工科转向了经济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