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国强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现代经济学一些最基本的思想与研究方法，可简单概括为：一个行为假设、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以及六个研究技巧。这些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准确理解和正确运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掌握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至关重要。
关键词：经济学 基本思想 研究方法
引 言
2005年2月，笔者在《经济研究》发表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介绍了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该文发表至今，已有五年多，应该来说在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几年来，笔者对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经济思想和研究方法，又有了若干新的思考和心得体会，形成此文，希望对人们学习、正确理解、研究及应用现代经济学有所帮助。
经济学领域仍然还有许多误区，如果不予以澄清，将会误导人们对经济学的学习和掌握，进而影响经济学理论对于社会经济实践指导作用的正确发挥。比如，有学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关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之处（林毅夫，2007），从而形成了中国改革之谜：为什么在缺乏现代经济学公认的可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取得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许成钢，2008）？继而，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些大的变革都没有成功，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及至清末维新派变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甚至一些变法者本人的生命都无法得到保证，而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解释，笔者最近就作了这方面的尝试（田国强，2010）。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经济思想、原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威力是巨大的，不仅可用于研究和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能根据成因进行内在逻辑分析，从而得出内在逻辑结论，如对经济走势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所谓“隔行不隔理”，现代经济学不仅可以用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风俗和文化的人类行为下的经济问题和现象，它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可用于研究其他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决策，从而被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门类中，甚至对做具体行政管理工作也特别有用，以致有人担心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
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很多人都讨论过，如杨小凯（2000）、林毅夫（2001）、钱颖一（2002）、许成钢（2002）、和田国强（2005）等人，当然每个人讲的侧重点不一样。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能准确理解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和思想，很可能造成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在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方面，国内经济学界就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就是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盲目地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照搬模型进行改革，以为把数学模型加进去就是好文章。不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当中去，如此简单套用而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一旦被采纳，往往会出大问题；第二种看法是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包括行为假设、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认为现代经济学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国外的东西，不合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问题需要用创新一套中国的经济学来解决。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极端的，错误的。
过去20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如何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原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制度平稳转型和经济发展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近20年来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参与改革实践的心得体会，就经济学中一些最基本的经济思想、原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希望能达到正本清源，澄清误区的效果。
现代经济学涉及行为假设、注意事项、制度安排、基本原理、分析步骤、研究技巧等一些重要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了便于理解，印象深刻，容易记住，笔者将这些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概括为：“一个行为假设，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以及六个研究技巧”。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一、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利己性假设，它是经济学中一个最核心的假设，是整个经济学的根基。任何一门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社会科学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不仅要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行为，以便更好地作出预测，并给出价值判断。
在经济学中，对人的行为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自利性假设，追求自身利益，或更进一步地作出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常规性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它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单位和国家都会尽可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假设在任何层面都基本成立，在处理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因而是一个在研究和解决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时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比如在考虑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作为一个公民，需要维护本国的利益，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说话和行事，如果泄露国家机密，就可能被判刑；在处理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时，作为本企业的员工，必须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如果把企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视后果的严重程度也会被判刑。经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对利己性假设提出质疑，既然人是理性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那为什么要有家庭？其实，从家庭层次上来分析问题，每个人都是站在本家庭的利益上行事的。也就是在常规情况下，人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别人的家庭。在研究个人与个人问题时也是如此，大多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些都表明，利己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同等层次考虑问题时往往需要采用此假设。但不少人对这个假设产生了误区，将它简单狭义地理解为，无论考虑哪个层次上的问题，都是针对个人的假设。
当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利已性假设也有边界条件。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并不矛盾，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族威胁的时候，人们都站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利益不惜献身。在没有国哪有家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体现出无私的一面。当国家安定的时候，人们往往体现出利己的行为方式，这并不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其实，即使动物也有这种二重性。比如，野山羊被猎人追到悬崖边，老山羊自愿献身，先跳下去，让年轻山羊后跳下去，踏着它们的身子逃生。连动物都愿意牺牲，何况人？为什么人们在非常规时期往往体现出大公无私，而在常规时期又体现出利己行为呢？这是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反应。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同样是利己性，程度也不同。利己性当然越少越好，但完全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如果人都是非自利的，为他人着想，也就根本不需要涉及到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了，工业工程学或投入产出分析也许就够了。我国现在之所以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根本上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境界还不是很高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往往考虑个人利益。事实上，短短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就，这与承认个人利益这一客观现实，从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分不开的。
二、二个注意事项
二个注意事项指的是:(1)要注意理论结论的边界条件;(2)不能泛用经济理论，拿社会作实验。
二个注意事项的第一个注意事项是：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无限扩大和盲目运用，此点非常重要。许多经济学家将书本上的一些理论完全套用到现实经济中去，而不考虑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没有意识到许多理论是基于理想状态，主要是为了建立参照系及努力目标和方向而发展出来的。这种现象在我国经济学界比较严重，不少经济学家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时，往往将某个经济理论的作用盲目夸大，而不考虑其理论背后的先决条件。
由于经济学理论一般不能拿社会作试验来检验其是否正确，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盲目应用，后果不堪设想。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像数学里面的所有定理一样，都有其边界条件，讨论问题时是否认识到此点是辨别一个经济学家是否训练有素的基本方法。由于经济问题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即使一般老百姓对经济问题也能谈出一些看法，比如通货膨胀、经济是否景气、供需是否平衡、失业、股票市场等，由此很多人说经济学不是科学。那些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不以准确数据为依据和严谨理论进行内在逻辑分析的“经济学”，当然不是科学，这种人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充分理解经济理论的边界条件非常重要，否则，就分不清楚理论和现实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会出现前面指出的两种极端看法: 或不顾客观现实约束条件，将理论简单地泛用到现实中去，或笼统地一概否认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价值。
第二个注意事项是：经济学理论一般不能拿社会作实验，而是靠它的内在逻辑分析，并由此得出内在逻辑结论和推断。近些年来在国外非常流行的实验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实验的手段来检验人的行为，检验人的行为假设是否理性，而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的情况不多。其原因就是经济理论的结论很难拿社会做实验（比如我们不能为了研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而滥发钞票），这是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能够对自然现象进行实验研究，通过实验室可以检验和发展理论。自然科学大致只有天文学不能做实验，但天文学不涉及到人的行为。另外，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可以做到非常精确，比如盖楼、修桥、造导弹、核武器，可以精确到任意程度，其参数都是可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可做实验的。但经济学中影响经济现象的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经常听到有人说经济学家的预测都是不准确的，很多媒体和老百姓公开批评现代经济学家，“你们经济学家预测性怎么这么差？”
可用两种原因来解释：一种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即这些经济学家本身的水平问题，没有经过系统和严格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在讨论和解决经济问题时，弄不清问题的主要成因，作不出内在逻辑分析和推断，从而开错治理经济问题的药方；另一种原因是客观方面的，即使受过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具有经济学的直觉和洞察力，但影响经济结果的一些经济因素发生了突变，使其预测变得不确切。一个经济问题除了牵涉到人的行为，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尽管一个经济学家非常高明，但许多影响经济结果的因素是无法控制的，一旦发生变化就会使预测出现偏差。就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尽管很有威望，能管好本国的事情，但无法控制他国的事情一样。从而，即使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但一旦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发生突变，就有可能使得经济预测变得很不准确。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当然不是这样，经济学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笔者在最近的一篇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文章中指出，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那么，经济学一般不能做实验,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走向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靠的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这样做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这次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性调整以及经济政策缺乏前瞻性和稳定性，使得中国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采用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宏观经济形势相当好，外贸出口增速依然很高，通货膨胀率也比较高，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当时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过热，需要冷却经济。但是如果用现代经济学进行内在逻辑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实际上，早在2007年4月份时美国的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申请破产保护，美国资金的流动性几乎一夜间从高度流动变得极端不流动，这就是预兆。然而，我国的数据直到2008年上半年依然显示出经济形势好得很，给人的感觉是经济过热。其实，当时的经济环境已经显示出以下几点特征：（1）国外的流动性已经变得很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要做最坏的打算。在许多情况下，政府的目标是风险或损失目标函数极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一旦世界经济进一步恶化，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果将非常严重，实际当时已经呈现出许多迹象。（2）人民币升值达20%左右，并且新《劳动合同法》不合时宜的出台及其本身存在的问题，使得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靠低成本占有国外市场的产品已无优势，订单开始大幅度减少（尽管出口数据还很好），沿海地区的经济也开始下滑。尽管通货膨胀的风险大，但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更大。中国的经济是粗放式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8%，就会出问题，可能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不稳。（3）股市一再下挫，1.2亿股民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保证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主要靠他们。由于股市大幅度下滑，资产贬值了近50%，有些甚至是血本无亏，收入的大幅度下滑造成他们不愿意消费，无法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上述对经济形势特征的刻画实际上就是本文后面要提到的五个分析步骤的第一步，即如何界定经济环境，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能不能把经济环境的成因界定得比较准确。
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大幅下滑的两难困境需要综合治理和有所侧重。通货膨胀麻烦，但经济大幅度下滑更麻烦。因此既要治理通货膨胀，更要防止经济大幅下滑。这好像中医治病比西医好的地方在于，它是从宏观和一般均衡的视角进行辩证而又系统的综合治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警惕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风险。但是，直到2008年8月份，不少经济学家和有关部门仍然认为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过热，结果出现了2008年下半年经济大幅度的下滑，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没有得到合理运用和体现。尽管经济形势和外界经济环境不可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而另外一些我们能够控制的地方，却发生了误判。
综上所述，经济学不能拿社会做实验，也不能单靠数据说话，它真正靠的是内在逻辑分析。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或修汽车）一样，最难的是找出病因（或故障），医生医术高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能不能准确地找到病因，一旦把病因找到，开药方就容易多了，除非他是一个十足的庸医。解决经济问题，药方就是经济学理论。只要将经济环境的特征诊断明白，情况调查清楚，人的行为定位准确，做起事来就会事半功倍。
三、三个制度安排
三个制度安排是：（1）法规治理（governance），（2）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3）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也就是通常说的“晓之以理、待之以利和动之以情”，分别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实现和实施。要做好或协调好涉及经济人的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做行政、搞管理，或解决经济问题都离不开这三个基本的制度安排。
法规治理是强制性的，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管理规则，是长效机制。“晓之以理”，相当于运用法律、政策等硬性规定，也包括道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是作为一种规定，必须遵守，这一块视为“大棒”。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基本标准就看是否容易界定或判断清楚（信息透明和对称与否），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是否太大。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都需要制定规制，从而需要一个监督执行规则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便是政府。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就要求对政府的行为应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这些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应该是宜细不宜粗，越明确越好。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则相反，由于信息不对称，应该是宜粗不宜细，就是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和政策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许多误区都可以得到解答。比如说，现在一谈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认为要制定更多的政策和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而且什么都要制定得很详细。其实法律在管制市场的时候，只要管基本的规则即可，完全不需要制定法律约束市场主体具体怎么做，其根本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
激励机制，如市场机制，是诱导性的，这是适用范围最大的一块。“待之以利”就是通过与利益挂钩来协调人的行为，这一块可视为“胡萝卜”。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基本上研究的就是这一块。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单位、家庭、个人，往往表现出利己性：追求本国利益、本集体利益、本家庭利益、自身利益，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每个经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积极性去遵守某种规制和秩序，从而达到他人或社会的目标。由于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当信息又不对称时，就必须制定诱导性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主观上为自身、客观上为他人为社会努力工作。这包括市场机制、奖惩制度激励，收入和工作努力程度或结果挂钩等等。比如，市场制度就是这样，由于信息不对称且了解信息的成本又比较大，那么具体的运行规则应该是通过用市场等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当每个人发家致富了，国家也就强大了，经济水平就提高了。声誉和诚信在市场经济机制下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做生意要都靠诚信，并不是说这样企业主本身很愿意讲诚信，而是不得不讲诚信。因为诚信能节省经济成本，降低交易成本。
社会规范是一种既不需强制，也不需激励的无欲无纲的制度安排，这是最节省制度交易成本的方式。“动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励，是一种文化、社会的东西，比如有时通过关系、友情、感情会解决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也不需要利诱性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最小，保持时间更长，是无需前两种制度安排的完美情况。特别当理念一致时，会大大地减少办事的难度，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当理念不一致时，即使采用“大棒式”的强迫命令这一刚性方式，“胡萝卜”式的诱导性激励机制或友情关系，解决了一件事，但遇到新的事情和问题，又需要重新再来，造成很大的实施成本。
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会形成这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无欲无纲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比如企业文化、民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念、性格等都属于这类范畴。无欲无纲的制度安排作用极大，因为它不需要制度成本，就像很多革命者为了理想，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没有任何利益和强迫的东西。尽管社会规范、企业文化，理念一致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制度安排也是有其边界条件的，不能不顾客观现实，无限扩大它的作用或扩大到所有的人。在人们的思想水平整体不高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靠它们来维持大量复杂的交易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对于那些非常看重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总是大于理念的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还需要采用强制性和诱导性的制度性措施。
这三种基本方式往往需要综合应用，并且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用何种方式的标准是由法规的重要性，信息对称的程度，监督和执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的。总之，这三种制度都有其边界条件，“晓之以理”主要看信息容不容易对称，法律容不容易监督。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监督、执行成本很大，或者大家都不去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四、四个基本原理
经济学中的四个基本原理指的是：（1）自由选择、（2）约束条件、（3）信息对称、（4）激励相容。经济学离不开这四个基本原理，在人们处理日常事务中也非常有用。这些原理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能领会贯通，得心应手地应用到现实中却不太容易。
第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上的自由选择。让每个人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这是个人的基本选择权利。由于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再加上信息不对称并且了解信息的成本又比较大，晓之以理的“大棒”式制度安排，就不是有效制度安排，宜粗不宜细，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和政策空间。从而，应该通过建立在自愿合作和交换基础上的经济自由选择方式，用市场等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因而，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即“松绑”）在分散化决策（即“放权”）的市场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保证竞争市场经济机制导致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现代高级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Economic Core Theorem）告诉我们：只要给人们充分多的自由选择，并且容许或能够自由竞争，自愿合作和交换，即使不事先考虑任何制度安排，在人们自利行为驱动下，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结果一致，参见Tian (2008)、Mas-Colell, Whinston,和 Green （1995）， Varian (1982)。经济核定理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在理性假设下，即在思想水平不高的假设下，只要给人们两样东西——自由和竞争，而不考虑任何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经济核就是市场竞争均衡。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定理。分析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成功经验，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从早期的农村改革到后来的城市改革实践都已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多的选择自由，哪里的经济效率就更高。
第二个基本原理是约束条件下做事。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其客观约束条件，即所有的个人和单位都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权衡取舍的选择，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人们的选择由客观约束条件和主观偏好所决定的。在经济学中，约束条件基本思想的一个体现就是消费者理论中的预算约束线。这个原理告诉人们做事不要好高骛远，脱离实际，要充分考虑客观现实，否则不会成功。任何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面临着各种限制和约束条件，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等，如果不把约束条件弄清楚，事情很难做成。
比如，面对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才能实现发展，但是引进一个新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必须具有可行性、可实施性，同时也希望实施它的风险较小，不致引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大动荡。可行性也就是做好事情必须要考虑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否则就没有可实施性。所以，可行性是判断一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平稳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一国经济转型中，一个制度安排之所以具有可行性，是因为它符合了该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具体到中国，就是改革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才可能实现稳定和发展。中国的重新崛起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邓小平，就是因为他充分考虑到了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包括人们的思想境界有限，和保持社会稳定等约束条件。
基于以上这些约束条件，改革的顺利推行首先要满足的就是参与性约束条件。参与性约束条件意味着改革的措施能得到绝大多数人们的拥护，符合老百姓（乃至包括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使之他们支持改革，愿意参与到改革当中去。也就是意味着经济人能够在改革中或新的制度安排中获利，至少不受损，否则就会反对这个改革或这个制度安排。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不会自动接受某一制度安排，而是会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做出选择，只有当一个制度安排下个体的收益不小于其保留收益（不接受该制度）时，个体才愿意根据这一制度安排进行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如果一个改革或制度安排不能满足参与约束条件，个人可能放弃、大家都不愿接受这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就不可能成功推行，那么意味着失去政治基础，甚至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颠覆该制度安排。强制改革反而导致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这样，参与约束条件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是发展中是否稳定的基本判断。也就是，不满足参与约束，就没有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所以在制度变革中首先要解决稳定问题，让所有个体愿意参与新的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光有稳定而不能激励大家去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效率提高的事，那么也就没有发展，即使这样制度也许能够实现一时的稳定，但是从长远动态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发展，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的衰竭、以及外部竞争的加剧，参与性条件也很难被长期维持，这会使得参与性条件满足变得难以满足，自然会影响到稳定。所以，没有发展不可能有长久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看，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两句话具有非常深刻的经济学内涵，深刻地刻画了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三个基本原理是做事时尽可能让信息对称。只有信息完全掌握和了解后，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好，其结果才可能最优。即信息经济学中所讲到的，信息完全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the best is first best”）；在信息不能对称的时候，获得信息需要代价，即使通过激励机制的方法，多半也只能得到次优结果（“the best is second best”）。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是次优，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人们会出现激励扭曲，要诱导信息，必须要付出成本和代价，所以不能得到最优（first best），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信息对称特别重要，许多误会误解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通过与人沟通，让别人了解你（发送信息，signaling），你了解别人（screening），做到信息对称，消除误解误会，尽可能达成理念一致，这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基本前提。
第四个基本原理是制定游戏规则或设计机制，要做到激励相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在给定制度安排下会做出自己最优的选择，但是该选择不会自动满足所设定或想要达到的目标，而信息的不完全性使得社会最优很难通过指令方式来执行。所以，要执行目标，要求一个制度安排下个体的最优选择与这个目标相一致，即激励相容。也就是，一个好的制度是能够引导自利的个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争取做到使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于国、于民、于己、于公、于私都有利，这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激励问题在每一个社会经济单位中都会出现。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利益与代价(收益与成本)，只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怎样将自利、互利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呢? 那就需要激励相容，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
所谓激励相容，就是使个人的自利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个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了其制度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由于每个人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与付出代价，通过对利益和代价的比较，将会对游戏规则作出合理的激励反应。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安排就是要看它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相反，一个不满足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则是好人、能人、勤人得不到好报，坏人、庸人、懒人反而得到奖赏。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就有很多政策不符合激励相容的原则，如中国先前的大锅饭制度，即使不努力工作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那谁还愿意做事呢？因为在人的自利性假设下，一些预想的激励效果会发生扭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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