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晚上7点45分，我正在参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作为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东道主的晚会，几乎同时接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教授和林少宫教授三公子林子予教授的手机信息，告知我，我最尊敬、敬爱和敬重的老师，林少宫教授于10分钟前逝世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尽管在预料之中，但还是来得非常突然和让我震惊，表面上虽镇静如常，却无法抑制内心巨大的失落感和痛苦，我最可亲和可敬的老师永远离开我了！
我和林先生虽说是师生关系，但情若父子，可以毫不过份地说，没有林老师在德和学方面的培育和潜移默化的教诲，就没有今天作为经济学家的我。从1979年我首次报考林先生的研究生而相识，30年来就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出国后信件往来非常频繁，一来一往持续了10多年，直至打电话方便才终止写信。先生到美国探亲访问，每次总是要到我家小住几个星期，就像父子一样地相处。后来打电话方便了，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就要通一次电话，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先生听力大幅下降，听不了电话，才减少联系。跟林老师相处和通电话，我每次都有讲不完的话，无所顾忌，真实地谈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结果和我敬重的人在一起，也形成了这种习惯，无论是和我在美国留学的两个老师Leo Hurwicz和John Chipman、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还是来上海财大后和谈敏校长在一起都是如此。
早在今年上半年，先生就病重住院，虽说有三个儿子，但都在国外，师母也是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能照顾林老，只能由保姆和亲戚照看。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路刚教授一上任，有天深夜曾独自前往探望先生，看到先生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咳嗽，胸前沾满了残汤剩饭，感到非常痛心，一位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学界、数理统计学界的泰斗，居然落到如此境地，马上作出指示要对林老师的病要重视和进行精心治疗，但先生的肺功能已基本丧失，康复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便如此，华中科技大学和路刚书记仍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大人道进行抢救，希望奇迹能够发生。听到路刚书记对像林先生这样的德高望重的教师如此敬重和礼遇，让我深受感动和肃然起敬。这种美德和功德，让我最敬爱的老师在世上多活了大半年。在此，对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及路刚书记表示由衷地感激！
我本来准备今年6月初在上海财大结束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后再去探望林老师，但5月下旬时，林老师病情进一步加重，基本处于昏迷状态。林先生醒来后，一直地喊着，“让田国强来看我。”林先生的几个儿子和徐长生院长告知我后，我急忙调整课程，于5月底赶往武汉。走进病房，林老师仍然在昏睡，我走到床前，提高嗓门，喊了一声：“林老师，小田来看你了！”林老师马上睁开了眼睛，脸带微笑，深情地盯着我足足看了十来分钟。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也上过林先生课的学生，张耀平教授想检验他是否能认出我来，问先生：“这是谁？”，他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说，“田国强！”连林老师的儿子、儿媳们都感到吃惊，他们都喊不醒，我一来居然能喊醒。林先生的生命力真是很强，病危通知单已下过好几次，抢救数次，挺了大半年，直至2009年11月7日晚上7点35分与世长辞。所以，这个噩耗对我来说，是既在预料之中，又非常突然和震惊。
这些天，我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我的交往一幕一幕地涌入脑海。在电子邮件没有普及而国际长途又比较昂贵的一二十年前，和老师的交往主要靠信件来往。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保存了不少和老师的来信。今天在办公室花了一整天时间整理信件，在几百封信中，找到了林老师从1988年至1997年的20封来信。我捧着这些发黄的信纸，一遍一遍、逐字逐句地反复读着这些来信，被先生圣人般的纯洁而又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断地感动，眼睛总是湿润，无法控制，眼泪不时地往外涌。林先生热爱祖国、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数量经济学学科在中国发展一直是信中的主题，字里行间充盈着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期望，对我和其他学生真切的关心，为我和他其他学生所取得每一个成绩真诚地高兴，艾春荣、谭国富、徐滇庆的名字高频率地出现在信中。林老师在BANNED年5月14日的来信中写道：“前些时你寄给我的一些信和你的论文都收到了，对于你的成就我们深深感到高兴，后来还知道小谭【指谭国富教授，田注】也获得一次Sloan奖，更觉欣慰。”“除谭国富外，刘安平、尹冬平、艾春荣等同学都是能做学问的，善于学术交流的，想你们常有共同的学术会议碰在一起？我经常收到留美青年经济学家办的一份杂志，由茅于轼先生（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负责同志）分寄给我的，从中还知道华中管理系的徐滇庆同学也是活跃分子，令人高兴。”特别是为了推荐他的两个学生刘立群和李东到德州A&M大学学习，对他们申请的整个过程和来后学习的关心，出现在许多信中。
林老师有着强烈的爱国、报国情怀，他把自己五十多年的光阴奉献给了国家教育事业。办好教育，振兴祖国是先生一生的梦想和追求。1954年，林老师毅然放弃美国大学的教职，回国向教育部报到。然而，在那个时代，现代经济学出身的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转而从事数理统计的教研工作，为我国数理统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其间，由于国内英文资料很少，只有俄文资料，林老师为了尽快把概率统计引介到国内，从头学习俄文，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自言，这里面最主要的动力“是一个作为有主权国家的公民的社会责任心。” 这么多年来，林老师精勤不倦，著述丰硕，出版了10余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译著，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
改革开放之后，林老师又重拾经济学专业，开始忙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1980年，已届58岁的林老师还参与了著名的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1]，并担任翻译工作。1988年林老师即将退休之际，他又跟李楚霖教授等几位老师筹建数量经济系，期间经历种种坎坷。在1988年2月18日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跟我一诉衷肠，“在国内要创办一些专业，还是困难多端，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力。”确实如此，即使是在今天进行现代经济学的教育教学改革，还要面临着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何况是当初筚路蓝缕的华中工学院。
林老师的这番教诲，我一直时刻记在中心，不敢忘记。正是追随林老师的报效祖国、投身教育的足迹，我于2004年加盟了上海财经大学，开始了与林老师早期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相仿的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改革，希望能够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这些年在财大，每当我在工作中和改革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一想起老师的“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力”这一座右铭的教诲，总能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媒体和外界对林老师的评价，说他是国内应用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泰斗，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外人不太了解林老师另外一大先驱性的贡献是，他还是对现代经济学真正了解者和最早的传授者。现代西方经济学是通过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科学手段，采用标准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严谨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当代经济学，许多早期回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其实对现代经济学了解不多，甚至是没有什么了解，所掌握的研究手段主要是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
林先生一直跟踪了解学术前沿，早在上世纪80年初，我、艾春荣、谭国富等在国内当林先生的学生时，就读着非常前沿的文献和当时最流行的教科书和前沿专著，如Takayama的《Mathematial Economics》，Franklin Fisher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John S. Chipman的关于总和（aggregation）问题的文章。David Kreps的《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和刚出道不久、现在赫赫有名的Jean Tirole 的专著出来不久，林先生就在1993年3月15日的来信中提到：“Kreps的书如此流行，就和李老师闲谈，是否我们来根据它编写一本，好比同济大学以前根据别尔曼的教程编写高等数学一样。但是一年前我请校图书馆找的Kreps的书，至今无音讯，是否保密也不知道。Jean Tirole的书也见不到。近来教委调整图书经费，我们理工大学又没钱买文科方面的书了，校领导也无意为发展文科而在经费上有所倾斜，困难是大的，怕今日比不上昔日九思院长时代。”先生对当代真正的教育家朱九思非常推崇，在信中多次提到，是九思当家就好了的感慨！
这些文章、教材和专著，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了解，就更谈不上吃透它们了。并且由于林先生为人谦和，英语特别好，一直跟踪现代经济学前沿，出国后，又很快结交和恢复联系当代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学术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将我们这些学生推荐出来，如80年代早中期访问华工的Leo. Hurwicz、Franklin Fisher、邹至庄、后期的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 Heckman)，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 Jean-Jacques Laffont)等国外顶尖经济学教授，其中Hurwicz、Heckman、McFadden三人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都到华中工学院讲过学，让先生的弟子们出国前就受到了现代经济学良好的训练和熏陶。比如，我出国之前，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看了林老师从国外访问带回的Franklin Fisher教授写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之后所写的，寄给了也是当时《Econometrica》的主编Franklin Fisher教授，获得了他的好评，并给予了长达三页的评论，这使我对做研究的信心大增。再加上林老师的倾心栽培和大力提携没有白费，培养出了一大批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的著名经济学家，比如现在国外担任教授的徐滇庆、方振民、艾春荣、谭国富、宋敏、刘安平、石寿永、文梅、尹东平、刘立群、李东以及我本人等, 其中包括3位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位中组部“”入选者（占现有6名经济管理类入选者的三分之一），我本人是在1980年有幸成为林老师指导的首届经济数学研究生的。被媒体称之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群”现象，不少人以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其实从我以上简单的介绍就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群”现象是一种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只有领路人学识渊博，了解学术前沿，才有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我在上海财大的许多改革举措就是从九思老校长和林老师那里借鉴过来的。
可是，由于林先生太具有前瞻性，太超前，走在时代至少前面三四十年的先哲先圣，一时不会被国内学术标准接受，被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不被看作为经济学家。今年6月，当我看到报道，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组成的评比委员会居然没有将林先生列为“新中国经济建设100位经济学家”之一，这是一种无奈和悲哀，但我坚信，随着现代经济学在国内发展，随着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家大批归国，林先生会被经济学界和越老越多的广大学子接受和尊敬。
我作为林老师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可以说与林老师的感情最为深厚，同时也保持着一份亦师亦友的情谊。1991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作为会长的我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将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但那时，什么是市场经济对中国老百姓，甚至是学者还是非常陌生的东西。于是，早在决定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开始有了编一套通俗的关于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丛书的设想，并立即开始实施，筹集资金，授命于我，于1992－1993年开始主编国内第一套全面通俗介绍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十四本大型丛书《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我邀请了国内仅有的两位作者，我的两位老师――林老师和李楚霖老师撰写《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一书，林老师一口应允，非常认真和热忱投入到丛书的写作当中去，对我这个学生和晚辈都表现得非常谦虚。他在1992年10月12日的来信中写道：“关于写作《简明经济学丛书》事，我已将信中有关段落主旨告知李老师。我们感谢你作出的决定，李老师表示要协助我写好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一册，现在我们准备排除干扰（除必要任务无法推卸外），集中精力和时间按你提出的要求和时间尽力写好，担任起严格的评审，做到全书简洁易懂，引起读者兴趣，并具备学科的科学系统性。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不是容易的，尽管我们有过不少写书和教学的经验。在这里，首先感谢你的决定，给了我们一次尝试的机会。”为此，先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单寄送的跨洋信件和稿件就达七、八件。随手翻及这些信件，林老师治学之严谨、德性之高洁、做事之认真跃然纸上。当时，由于丛书出版迅速，在清样出来即将付印之前，他还是敏锐地发现其中存在一些排印和校对时未及校正的符号。他对当时国内一些书商哄抬书价的行为极为反感，并建议压低丛书的售价，以真正起到普及市场经济的作用。
随后，林老师为《丛书》的新闻发布会、宣传及推广不惜余力奔走和操劳。在1993年9月9日为丛书在武汉的新闻发布会的来信中写到：“早几天我和李老师到北京参加中科院政策局的科学讨论会，和茅于轼教授通话获知十月下旬在北京安排丛书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的一些计划，回校后便接你来信及附件，还有照片多张，甚为高兴。我们都在等待着你10月中旬到来，除参加40周年校庆盛典外，还有许多活动，而你电话告知只有10月15日一天的完整时间在华工，故想，届时必定是十分繁忙的，我已找梅世炎书记详细计划了丛书的新闻发布会，参考了北京新闻发布会的计划，是否请一些省市领导和学部委员参加。由于国家教委直属的35所（我们自己不计）高校都会派人来祝贺，是否都向他们代表的学校一一赠送丛书，到时电台、报社新闻记者来的很多，可尽量利用机会扩大丛书的影响。”
晚年的林老师对我在上海财大的改革事业也非常关心，由于各种原因，老师对我不能在母校从事经济学教育改革感到遗憾和惆怅，尽管如此，老师对我在财大所取得任何成绩总是感到非常地高兴。在财大头几年我在电话中向先生汇报，先生听得非常仔细，为我取得的成绩高兴，为我所遇到的问题担忧，同时又对我充满信心。后来，先生脑中长瘤，使得听力大幅度下降，我只能利用探望他的机会，将我在财大所做的事情告诉他和带给他财大经济学院的改革材料。在2007年夏天，林老师在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情况下，还陪我一道去看望和拜访了，也是林先生非常推崇的朱九思老校长，向九思校长汇报了我在财大的工作情况，并呈交给我在财大的改革文件。
本来按林老师的意思，让我在财大干，艾春荣教授在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帮助先生建设好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当我在财大缺少人手、需要艾春荣帮助我时，我于是向先生提出请求，先生迁就了我，尽管先生急需艾春荣的协助，但仍然同意艾春荣大部分时间在财大干。这就是我最敬重的老师的胸怀和人格魅力！
先生最近几年，病情突然加重，而我在上海财大又很忙，看林老师的次数越来越少。在2007年夏天我受邀到母校华中科技大学讲座，认识了先生的关门博士生弟子，也曾是我在华中推动的经济—数学双学位班毕业的徐慧琳师妹。我发现徐慧琳非常实在，于是就将照顾先生的事托付给她了。对她半真半假地说，我是开山大弟子，你是关门小师妹，武侠小说总是说，师傅一般都比较偏爱这两位，我就将师傅拜托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照顾。徐慧琳果然不负所托，先生住院前每个星期都去先生家一两次，给先生读书、念报纸及聊天，给了林老师极大的安慰。还记得去年夏天去看望先生，故意给老师出难题，大声问：“你现在是喜欢我多些，还是徐慧琳？”先生不失真诚本色，天真地向徐慧玲指了指。我虽说心里有点惆怅，但看到先生开心，有徐师妹精心照顾，尽心陪着，说说话，当助手，我感到非常放心。这些年来，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及其经济学院，特别是徐长生院长和邓兆和书记一直对林先生非常关心和照顾，学院和他们为先生付出了相当精力和物力，让我感激不尽。
由于和先生的这种亲密关系，和先生夫人吴老师也感情深厚。吴老师非常不喜欢外出应酬，一般都请不动她在外吃饭。前些年吴老师身体好的时候，只要我回华工，林老师和吴老师都会陪我一块吃饭、聊天。记得2005年春天，我特地去广州番禺看望他们时，我问吴老师：“您和林老师谁追谁呀？如何认识林老师和他谈恋爱的？”吴老师都告诉了我！后来，我告诉他们三兄弟，“你们家好多事，你们可能不知道，我都知道，信息对称么”。由于先生的熏陶，先生的三位儿子也都是非常厚道和实在之人，我们之间也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当11月7日我收到子予告知林先生去世短信息后，立即和他通电话，告诉他我非常想参加先生的追悼会，但我8号需要回美国几天，四天后还要从美国回来参加教育部14号下午举行的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答辩，能否将追悼会放在15号。他们几兄弟商量后，一致同意为我将追悼会特意放在15号，使得我这个编外儿子有机会最后再见先生一次，这种情谊让我感到非常的温馨。
在我和老师的其他学生心目中，在老师的同事中和相识的人中，林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胸怀爱国赤忱，心系教育事业，关爱后生晚辈，淡泊名利之外，是做人做事的楷模。林老师虽然仙逝，离我们而去了，但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为我们这些学生和后人，树立了一个永远值得尊敬和缅怀的师者形象。我们唯有承继林老师未竟的事业，才能宽慰他的在天之灵。
林少宫教授永垂不朽！
唁 电
痛悉先生林少宫仙逝，悲恸不已！
先生治学：学通中西，身正为范；精勤不倦，著述丰硕；誉满中外，人钦其才。
先生育人：春风所被，桃李天下；启迪后昆，提携锤炼；垂范于先，人敬其德。
先生于我：亦师亦友，情同父子；诲我育我，永志难忘；德风熏染，长鉴吾怀。
祈愿先生一路走好！
学生 田国强
2009年11月11日
[1] 该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率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举办。顶尖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刘遵义教授及肖政教授就是当时讲习班教授团的成员，国内总计有100名左右的经济学者得到了计量经济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培训，成为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