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简介
蒋学模，1918年3月生于浙江宁波慈溪县，1936年就学于东吴大学经济系，抗日战争后，转入四川大学继续学习，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50年到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大学毕业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曾在香港《财政评论》、重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复旦大学文摘社等处工作。上海解放后至今，任职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出版专著30余部，主编著作10余部，论文200余篇，另有文学和经济学译著10部，累计近2000万字。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及中宣部、国家教委、上海市等部门颁发的多项奖励。
曾任《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编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经济学科评审组成员，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编委，《辞海》编委兼政治经济学分科主编，中国对外交流协会理事。历任上海市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第四、第五、第六届政协常委。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王宽诚基金讲座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劳动经济学会顾问。
一、成长之路
蒋学模1918年3月出生于浙江宁波慈溪县，六岁离开故乡，随父亲来到上海，在上海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在十二、三岁上小学时，在上学或返家的半小时路程中，他就经常想着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找工作那么难？自己长大以后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挣钱养活自己？那时，每逢星期天，家中就常有失业的亲戚来往，托他爸爸找工作，而他那个当银行职员的爸爸，连自己的饭碗都不稳固，哪里谈得上帮人谋职。家里常常谈论谋职的困难和失业的可怕，因此，在他幼小的心里，就装上了一个为什么失业那么多、就业那么难的问题。二是为什么中国老是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睡狮什么时候才能醒来？那时（20年代末），每逢五月，就有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老师在纪念日上的演讲，总使他激动不已，但同时也总弄不明白，为什么号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祖国，不仅要受大英帝国的侮辱，还要受“小东洋”的欺凌？
随着年龄的增长，蒋先生接触到的难以理解的社会现象越多，就越是想理解这些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读高一时，一天，他从哥哥的书架上翻到了一本波格丹诺夫论述社会发展史的书。尽管现在大家都知道，波格丹诺夫的理论有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但在当时，他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眼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原来社会现象尽管错综复杂，但却有规律可循，都可以从经济生活的演变中找到根源。从此，他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并由此走上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道路。
1936年到1937年，先生就读就学于东吴大学经济系，开始系统接受经济学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转入四川大学继续学习，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
当时大学的正规经济学教育不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从上大学到1952年长达15年时间内，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是零敲碎打地进行的。在抗日战争前，他在上海读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和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1938年，又在重庆读了王亚南和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
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入门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了一定了解后，先生对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他只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是同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计划经济，但关于计划经济建立、发展和具体运行则所知甚少。大约1940年，通过四川大学地下党，他偷偷地借阅了一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了初步的了解。
从大学毕业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先生先后在香港《财政评论》、重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复旦大学文摘社等处任职，主要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这八年中，据粗略估计，大约翻译了500－600万字，内容涉及经济学、国际政治、文学作品等。至今仍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伯爵》，就是先生那时期的译著。
上海解放后，复旦大学经济系开始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在当时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先生毅然承担了《苏联建设》和《东南欧经济》两门课程。为讲好这两门课，常常要备课、准备到夜深人静。
1950年秋，华东高教局委派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两年进修期间，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为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从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归来后，先生继续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思考，精心育人，探索不止。在文革以前，他基本上每日都工作到午夜，60岁后，晚上的工作时间少了，但又常常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学习、写作。先生十分注意积累资料，自建国以来，一直没有中断做学术卡片，退休以后也是如此。目前，他虽已80高龄，但仍然笔耕不辍，一月一文、一年一书地辛勤耕作。在他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已出版了学术专著30余部、主编经济学教材和著作10余部、文学和经济学译著10部，论文200余篇，累计近2000万字。正在撰写的有《高级政治经济学》、《蒋学模文选》等。
先生著书作文，从不人云亦云，无病呻吟。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他的文章总是紧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针对性很强。
在学术研究上，先生提倡“不能守旧，不怕守旧”的学风。“不怕守旧”的“旧”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对于已经被历史和社会实践一再证明为正确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一定要坚持，决不能动摇。但他也认为，从事学术研究，还要“不能守旧”。马克思主义是随着社会发展和群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本着“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科学态度，不断地研究新问题，熟悉新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先生不仅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造诣很深，著述丰厚，而且撰写或主编了多部通俗政治经济学读本和高校政治经济学教材，其发行量之大、读者面之广、影响力之巨，创同类著作之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初期，为向青年朋友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他于1951年撰写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故事》，先由开明书店出版，1954年修改补充后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2年又作了较大的改写和补充，并改名《人类社会发展史话》出版了第1版，到1980年出版了第5版。1952年，先生撰写了《政治经济学讲话》一书，先由开明书店出版，1955年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280余万册。1961年，先生与姚耐、雍文远、苏绍智共同主编了《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该书是我国自己编写并公开发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最早的几个版本之一，在国内影响较大，发行量为20多万册。
1980年，先生主编了高等学校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自出版以后，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1980年第1版到1999年第10版，累计印数近1800万册。19年来，平均每两年作一次重大修订，及时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被高等院校、部队院校、成人教育等普遍采用作为教材。这本教材，曾获1979-1983年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95年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以及中宣部、上海市委宣传部等颁发的各项奖励。
蒋先生十分重视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1959年，他曾写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一书，改革开放又两次修改再版。该书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各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剖析了我国建国以来某些时期社会主义优越性未能充分体现的原因，并探讨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有效途径。1986年，先生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书，进一步从理论上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并把阐述的范围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扩大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先生非常关心青年同志的培养和成长，他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提出了被称之为“三一纲领”的治学原则，即精读一部经典著作，深入研究一个领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他常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百科全书，不仅研究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运动要攻读《资本论》，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经济，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向《资本论》求教。他说：我这几十年来，一直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但几乎没有一个星期可以不向《资本论》求教。他还认为，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需要有精湛的专业修养和较高的外语水平。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以理服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应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研究，对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流派也要有所了解，应该能直接阅读外文期刊和著作，否则就难以胜任评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任务。
先生经常让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编写教材、专著，鼓励后学。但他绝不占用青年同志的成果，如果是合写的文章、课题等，只要青年同志的贡献较大，发表时，他便坚持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为此，他写信给有关同志说：“现在合写的文章，署名往往不按贡献大小，而按名望大小或职称高低，这是一种不好的风气，我们带头破一破这种风气，似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对科学锲而不舍探索不止，其博学与睿智，有目共睹，其高风亮节、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同时，先生还时刻关心着我国经济学科的研究与成长。在他从事学术活动55周年暨80华诞之际，他的一部分学生倡议成立了“蒋学模经济学发展基金”，首次接受自愿捐款110余万元，该基金将全部用于奖励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优秀研究成果。
二、丰硕的理论成果
长期以来，蒋学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许多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几乎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各个主要方面都有建树。现将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独到见解、主要理论观点和思想叙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社会主义所有者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国内外理论界争论较多的问题。蒋先生从社会主义所有制范畴的基本理论入手，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作出了创新性的理论探索，特别是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四权”关系理论，对我国确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思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蒋先生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研究，涉及面广、挖掘深、分析透，先后发表了十余篇影响较大的论文，如《论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1、《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制问题的我见》2、《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3、《公有制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4、《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及其它》5等。1985年4月，蒋先生出版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6一书，该书出版后，立即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一致好评。《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刊载了题为《我国第一部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专著》的书评，称该书“口子不大，却能深入开掘，探其底蕴，索其本质”， 《马克思主义研究书讯》1985年11期也刊文称“(1)深掘、独到；(2)观念分析完整、细致；(3)改革之情热烈、冷静；(4)文风严谨、明快”。
（二）从讨论所有制范畴入手，把握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内涵
在1979和1980年，我国经济学界曾对所有制问题进行了一次热烈的讨论。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能把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侧面单独研究。蒋先生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史，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所有制范畴相当于生产关系，包含生产资料的归属、劳动力的归属、劳动产品的归属三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是所有制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所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简称。
蒋先生认为，我们现在使用所有制概念，应该按照后人明确规定了的含义来使用，因此，应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是生产关系的涵义来使用所有制范畴，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侧面单独研究。他还指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要紧紧抓住所有制这个环节对变革或稳定某种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这样，许多复杂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证明，蒋先生的研究抓住了关键，为我国经济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了理论思路。
（三）科学地界定了所有制的内涵，提出了所有制的“四权”关系理论
蒋先生在系统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仅从归属关系来看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不够的，它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具有地说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这“四权”关系。蒋先生认为，用这“四权”概念分析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由谁支配、为谁服务的所有制关系，是很恰当的。蒋先生的贡献就在于为给这“四权”及其分离关系下了明确的科学定义，并指出了处理这“四权”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特定意义。
蒋先生指出，在“四权”关系中，所有权是最根本的权利，反映的是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占有权是对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实际拥有，支配权是指决定生产资料投放方向的权力，使用权是指在生产资料投放方向已确定的条件下，具体运用生产资料来实现既定的生产任务的权力。
对“四权”能否分离问题，学术界有“可分”和“不可分”之争。蒋先生独树一帜，提出了“四权”可以分离，但统一是基本的观点。他指出，所有权表明谁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他当然有权可以占用、支配、使用它。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归根结底是由所有权产生的。但在所有权与占有权分离的情况下，支配权和使用权则直接从属于占有权，谁取得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谁就取得了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权和使用权。
对所有权和占有权分离的通常解释是，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由国家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并由国家交给企业去具体占有。蒋先生认为，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所有权和占有权是否分离，国家和企业是否分享占有权取决于两点：（1）企业对生产资料的这种占有，是否连带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2）企业对生产资料的这种占有，是否可以由此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即是否可以分享企业的一部分剩余产品。概括地说，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是同取得生产资料的支配使用权（蒋先生在其论著中又把支配使用权等同于经营管理权）联系在一起的。蒋先生的这些理论观点，明确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具体内容，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新见解
有的学者提出，为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应对全民、集体和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规定在国民经济中各占1/3的比重。蒋先生认为，这种硬性比例很难形成，更难长久保持。不同经济成份，都将视其是否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或慢或快地增长。蒋先生研究了公有制经济与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共存条件，在他看来，共存条件就是能适应于生产力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蒋先生认为，实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是要通过限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来实现，而是要依靠公有制经济本身的不断完善。他提出了对不同的经济成份采取不同的对策的观点，对个体经济的发展不必加以限制，对私有制经济，应适当加以限制，但限制的不应是其数量和规模，而应是其活动的范围，应限制其进入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部门等。
三、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蒋学模是我国较早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学者。他认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宏观经济学的任务是阐明宏观经济运动过程的总供给、总需求、消费、投资、储蓄、税收、就业、货币供应、物价水平等这些经济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函数关系，找出导致宏观经济平衡和失衡的条件及其调节机制，探索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各种因素等。蒋先生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方面著述丰厚，早在50、60年代就先后发表了《试论处理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几个问题》7、《关于积累与消费的增长速度问题》8、《正确认识和利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9、《论货币的本质及其变化问题》10等论文。改革开放后，又发表了《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11、《再谈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12、《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应有怎样的格局》13、《宏观经济结构的分类与衡量体系》14、《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式》15等数十篇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论文。1990年，他又主编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16一书，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式：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蒋先生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是从对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关系的探讨开始的，他在《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关系和企业自主权》17等论文中，从所有制关系出发，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与支配和使用关系的分离的角度，论证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关系的必要性，并指出，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关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商品理论的。
既然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关系，那么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就必然存在两个调节规律，即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因此，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要受到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两种调节机制的支配。计划发展规律必须通过计划机制来贯彻，而价值规律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蒋先生进一步把市场调节分成自觉利用的市场调节和自发作用的市场调节两种形式。他认为，市场调节可以通过人们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形式来实现，但是如果价格规定（调节）不合理，则有可能违背价值规律。蒋先生对市场调节两种形式的区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我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市场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均衡理论
蒋先生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研究的特点是，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当年平衡和长期平衡、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因此，他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平衡的探讨，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蒋先生认为，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或失衡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核心问题。要保证商品价值的实现和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从微观上看，要求各种商品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等；从宏观上看，要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即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他指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客观上有两种要求，须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一种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当年平衡，可以运用静态分析方法来研究；一种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长期平衡，必须运用动态分析方法即过程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蒋先生指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和消费取决于国家计划，因此，其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表现为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需求过度。
蒋先生还认为，分析国民经济的平衡或失衡，还应把产业结构平衡考虑在内。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部门，必须能同时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仅仅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价值总量上的平衡，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现实平衡。只有在产业结构的实物形态上也保持平衡，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稳定增长。
（三）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经济危机）理论
蒋先生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是对同一经济发展过程从不同角度考察的两个问题。分析经济增长，目的是找出决定一定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各种因素；分析经济波动，目的是找出经济发展长过程中各年度、各个经济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或高或低、或正或负的原因。
他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并不反映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只是反映社会生产总量的变化。因此，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是没有阶级性的。一个国家从经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和高度发达的发展过程中，总有几个高速发展阶段。他指出，经济发展首先是一个数量问题，但是健康的高速发展应该是讲效益、讲质量的发展。
加快经济发展，必然要求增加投资。蒋先生进一步探讨了高速度、高投资会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资金来源和资金投向。资金应力争投向高效益的部门，并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至于资金来源，凡来自企业效益的提高、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和利用外资等的资金，不会直接引发通货膨胀，只有来自货币发行和信贷的资金，在其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才会直接引发通货膨胀。
蒋先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与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就存在有本质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而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除自然原因外，就是高度集权行政体制下的决策失误。
经济生活矛盾的集中表现是经济危机。早在1978年，蒋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观点，并对我国1960-62年和苏联1974-76年发生过的经济危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遭到破坏的结果。
蒋先生的论文发表后，反响很大，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当时，有人提出，国民经济的一时“停滞倒退”，不能叫经济危机，只能叫“国民经济不协调”。针对这种观点，蒋先生再次撰文，指出，大可不必回避经济危机的提法，同一经济现象，不用同一的经济范畴来反映，用两种不同的名称，只会增加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19
（四）积累与消费关系理论
蒋先生研究积累与消费比例时，正处于大跃进的前夜，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片面追求重工业过快增长的“左倾思想”。针对这种状况，蒋先生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四个原则：20
(1) 积累与消费应兼顾，而不是偏废，积累部分和消费部分的绝对量应同时增长；
(2) 消费水平的增长应以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为基础，积累增长的速度应超过消费增长的速度。这个原则是对前一个原则的进一步规定；
(3) 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应超过社会平均消费水平增长的速度。这是实现积累增长的速度超过消费增长速度的保证；
(4) 积累与消费增长的绝对量，应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增长的绝对量相适应，积累增长的最大限度不能超过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可能性，消费增长的最大限度不能超过消费资料增长的可能性，即积累与消费的价值比例与实物比例应保持一致。
蒋先生的上述见解，反映了一个经济学家敢讲真话、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他的这些结论，逐渐被经济学界所接受，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广泛吸收引用。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近年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市场经济若干经济范畴等理论问题，蒋学模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1995年底，又出版了专著《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21 全书计三十万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全面认识
蒋先生认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个紧密关联的范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商品经济范畴反映的是人们的进行商品交换的经济关系，而市场经济范畴反映的是经济运行方式。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同时产生，共同发展，并无发展阶段上的高低之分。
蒋先生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必然要同时受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的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计划和国家的宏观调控，而是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有两层含义，一是企业成为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其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向由市场调节，二是市场调节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现实出发点。
对于市场经济，蒋先生认为，不能仅仅只看到好的一面，应全面认识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并且尽可能采取措施弥补其弱点和限制其消极作用。
（二）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对全民所有制同市场经济融合的探讨
在如何做到既要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蒋先生通过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种前景的分析，指出要避免完全失败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但社会主义不复存在两种前景，关键在于培育健全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即实现全民所有制同市场经济的融合。
蒋先生认为，要实现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前提是找到具体的形式落实全民所有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他认为，股份制是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企业制度，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实行股份制，只是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外部扩大到企业内部，同国有企业在全民所有制经济范围内的自主经营权的扩大或缩小没有关系。
在如何科学地处理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蒋先生认为，要突破全民所有制只有一个层次，只能表现为国家所有制的老观念，并提出了“实行多层次全民所有制”的设想。他明确指出，对现有全面企业，可按其社会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全国人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全省（市、自治区）人民所有制企业（省、市、自治区有企业）和全县人民所有制企业（县有企业），并相应成立国家、省市、县三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样，对于如何管理全民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不是从管理权限上划分，而是从所有制关系上也就是从根本上划清责权，从而可以充分挖掘各级企业本身的潜力。
蒋先生认为，建立健全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还有一个配套改革的问题，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包括相应的法律制度、政府职能的转换、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等。
（三）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的捍卫和发展
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我国引发了一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已过时的学术争论。蒋先生在这场争论中认为，一方面，必须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反对资本、土地、生产资料也能创造价值的各种论点；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的只有活劳动才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论断前提下，必须打破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传统观点，拓宽活劳动创造价值的领域，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把活劳动创造价值的领域，扩充到精神生产领域和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部门。
（四）对劳动力商品等若干经济范畴的再认识
鉴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认识，蒋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作了系统梳理，提出，对属于商品经济共有范畴和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特有范畴应加以区别，特别应从商品经济共性特点来加深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解。他认为，资本、剩余价值、地租（地价）、劳动力商品等都可以作为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来把握，而不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经济，如果劳动力不是商品，不受市场调节，就无法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劳动力是商品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生产的主人翁地位并不矛盾，因为作为出卖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是个体，而作为购买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是群体，这是两个不同的主体。22
五、社会主义生产、分配理论及其它
蒋学模经济学著述丰富，对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方面都有研究。他对《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的若干问题，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生产关系的内涵、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物质基础、生产力要素、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精神生产、货币理论、纯粹流通费用的补偿、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无产阶级贫困化、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等的论述都是富有成果的，有独到的见解。这里仅就其中的几个方面简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基础
蒋先生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基础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属于同一范畴，但不完全是一回事，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标准是随着世界总的物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它的成熟阶段的形态，应是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他还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机器的使用除有技术条件的限制外，还有经济条件的限制，要计算经济效果。
（二）社会主义精神生产问题
蒋先生在国内最早研究了社会主义精神生产问题。1984年，他撰文全面论述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互关系，文学艺术和教育领域的精神生产和精神劳动，精神生产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及简述产品的商品化问题。23 该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着开拓意义，获得了上海市1979-1985年经济科学特级优秀奖。
（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论
蒋先生认为，必须全面认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首先要看到它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也要看到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的旧社会痕迹。关于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统一尺度的劳动，他认为只能是劳动者当前提供社会的劳动，不应包括过去的劳动。劳动的三种形态（潜在、流动、凝结形态）一般说来都可以衡量工人劳动的贡献，但作为分配尺度的劳动，最理想的是劳动形态。
蒋先生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分配形式可以多样化，按劳分配也不需要有统一的具体的形式。分配制度的变革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既要合理拉开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目前我国存在有三种形式的“分配不公”，一是由于按劳分配贯彻不当而出现的分配不公，这方面不公平的表现，不是高低悬殊，而是平均主义；二是不同经济成份、不同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距，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分配不公，只是认识没有跟上；三是以权谋私者的高收入及由此产生的分配不公。对不同形式的分配不公，要正确认识，区别对待。
（四）经济理论研究的层次和方法
蒋先生认为，经济理论是经济实践的能动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实践，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双向关系，是多层次的，主要有三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即最高层次，是关于经济规律的研究；第二个层次可称为经济体制研究，既包括经济关系的体制，也包括经济运行体制；第三个层次可称为对策研究，或叫做短期政策研究。
蒋先生进一步指出，为了加强这三个层次的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包括：(1)要打破理论工作的高度集权模式，摆脱精神枷锁，开展百家争鸣；(2)正确处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关系；(3)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运用实证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抽象法）。
蒋学模先生曾说过一段自我解剖性质的话，反映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风，也可以说是对他几十年来理论研究的一个总结。他说：
“像我这样年龄的理论工作者，受高度集权模式的影响较大，一般把我归入‘保守派’之列，但我自信还不是顽固派。不是先知先觉，但还不是死硬派，是随着时代脉搏前进的人。但我决非‘风’派，我讲课或写文章中的观点，总要自己想通了才写，自己没有想通，人云亦云，这样的文风是没有的。……我在近八十年的生涯中，经过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迁，深信马克思主义是能够阐明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唯一真理，深信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能导致中国繁荣富强和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的社会经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