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陈振汉先生逝世的消息，非常悲痛。几年来，我曾多次拜访陈振汉先生和崔书香先生于蓝旗营，亲闻教诲，受益良多。2004年曾撰成长文《回望苍茫岁月》以纪先生生平事业，为迄今先生传记中最详尽者。2004年秋，我曾撰成长联，赠呈陈振汉先生和崔书香先生，现抄录于此，以悼念两位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前辈学人。
衣振白马湖边。遥想弦诵南开，负笈哈佛，伉俪比双翼，
可羡少年英气凌霄汉；
梦断鲤鱼洲头。漫忆执鞭山城，诲人燕园，书生存本色，
堪慰桑榆茶香望期颐。
——王曙光又记
一、引子
卷帙浩繁的《清实录》堆放在一个狭仄得只能容纳三张桌子的房间里，那些发黄的卷册，好像沙漠里已经枯死的胡杨树，上面落满尘土。显然，已经有很久，没有那些熟悉的目光和温热的手来触摸它们，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与抽屉里的几万张抄写工整的卡片一起，共同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学术命运。
它们的主人，曾经是中国经济学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这些人，曾经震动过一时的学坛，曾经少年意气，挥斥方遒。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学界领一代风骚的人物，几乎都克隆了同样的命运基因，而这种基因，并不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由于特殊的学术气候，当然也因着学者自身所具备的中西兼备的学术素养和特殊的学术兴趣，这些学术大师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料的选辑工作。胸前长须飘洒、丰采卓然的赵廼摶先生穷毕生心力，从历代经济史学资料中披沙淘金，以蝇头小楷撰成几千万字的煌煌巨著《披沙录》；才华横溢、书画与古典诗词造诣精深的熊正文先生，从4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整理《清实录》，对中国清代经济史研究多有贡献。本文的主人公陈振汉先生是赵廼摶先生和熊正文先生的同道者。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陈振汉先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典范。面对这些前辈学人的工作，对照他们严谨精微、心无旁鹜的学术精神，我们在仰慕敬重的同时，也不禁生出许多自惭和叹息。遥想这些在复杂的人生境遇和多变的历史时代仍然坚守学术阵地的前辈，再打量我们这个浮躁、肤浅、粗糙、急功近利的时代，每一个以学术为终生职业的人恐怕都应该作一点反省。
陈振汉先生，这个面容简静、风神沉着、优雅之中带着文弱气质的纯粹书斋式的学者，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经历了颇为坎坷跌宕的生活。九十二年过去了，他经历了那么漫长的人生。当银发满巅的陈振汉先生从房间里缓步踱出，开始用很低的声音向我描述往事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历史的沉重。
二、“南有春晖，北有南开”：白马湖边浴春晖·南开的少年意气与学术熏陶·微社
少年岁月是每个人最难忘的时光，尽管相隔久远，但印象似乎历久弥新，在记忆的底版上更显清晰。在与陈振汉先生的谈话中，他似乎并不感兴趣于自己的教书和学术生涯，而对自己的童年生活却念念不忘津津乐道。陈振汉先生1912年7月3日（农历壬子年5月19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故乡朴实的乡风和清丽的景物在他心中镌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从1919年到1929年，陈振汉先生先后在诸暨（同文小学）、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附小和春晖中学）、杭州（杭州安定中学，杭州高级中学）上小学和中学，而令他最难忘怀的是在上虞白马湖边的春晖中学度过的几年时光。那时五四运动的新潮刚刚波及这个南方小城，别看春晖中学只是一所中学，却荟萃了当时许多国内知名的一流学者和教育家，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陈振汉先生在春晖中学有幸得到夏丏尊先生、丰子恺先生、朱自清先生、朱光潜先生等著名学者的教诲，少年时代就遇到这么多名师、就接受如此高品位的教育，这样的幸运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碰到。春晖中学这些名师的存在使少年学子亲切感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魅力，这对他们一生的学术和人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振汉先生在白马湖边度过的时光是愉快而充实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的新文化书籍与刊物，在思想和学业上均深有获益。在杭州高级中学，陈振汉先生遇到了他的老师罗志如先生，罗先生当时在杭高教英文（后来在北京大学经济系，陈先生与罗志如先生又成为同事，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那时的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南有春晖，北有南开”，意思是上虞的春晖中学与天津的南开中学堪称当时中国最好的两所中学。幸运的是，陈振汉先生在这两所学校都曾接受过教育。1929年，他来到南开，17岁的少年又浸染在南开特有的严谨、开放、活跃的学校氛围中。尽管当时中国正是大革命之后兵荒马乱的时期，但是南开在其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张伯苓校长的领导下，引进留学归国的人才，输入新鲜的文化空气，一时成为中国北方的学术重镇。陈振汉先生在南开接受了当时最系统最优秀的经济学教育，这对于他以后的学术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倾向，在他以后的学术生涯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这六年中，对陈振汉先生影响最巨的前辈有两个，一个是何廉先生，一个是方显廷先生。1926年7月，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何廉受张伯苓之邀到南开大学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被他的密友和挚交方显廷称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设计者和组织者”，但他更是西文经济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国化的先驱。何廉主持的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核心是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化工作，这一工作在中国首开先河，它不仅树立了何廉在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也使南开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所享誉海内外。何廉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研究，不仅要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的经济组织，尤其贵在洞彻本国的经济历史，考察中国的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作为发展学术、解决问题的基础。可以说，何廉先生的这些思想，对陈振汉先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哈佛留学归国之后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更是直接地感受到何廉先生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理念。
方显廷先生是陈振汉先生十分敬重的前辈学人。方先生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归国后于1929年1月受聘于南开大学。方显廷将其毕生精力与心血奉献给了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事业，以其卓越成就，蜚声于国内外经济学界，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对于学术问题的研究，方先生非常重视实证和实地考察，特别注重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反对那种主观臆断的浮躁作风。方显廷先生精深的学术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是一种无声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周围工作的同仁，形成了南开经研所与众不同的研究特色和风气。陈振汉先生受方显廷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较大。他与方显廷先生一样，注重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紧密结合，反对进行空洞的纯粹的理论研究而不关注经济现实，更反对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已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1935年，年方23岁的陈振汉先生就写出了四万字的长篇论文《浙江省之合作事业》（原载《政治经济学报》1935年，收于《陈振汉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这篇论文得到方显廷先生的指导，其中非常清晰地反映出陈振汉先生所受方显廷先生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那就是注重调查研究，主张全面地占有统计材料，系统地分析统计数据，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中的很多资料，都是通过实地考察而得来的，这不能不说是深受方显廷先生的影响。方先生对经济史的兴趣深深感染了陈振汉先生，对他以后选择经济史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方向起过关键作用。
陈振汉先生在南开学习六年，其间在读预科时，由于家道中落，一度几乎辍学。幸而他获得“达诠奖学金”的资助，才得以在南开完成本科学业。在南开，陈振汉有幸遇到一些优秀的学友，其中有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郭永怀先生和胡子华（世华）先生等。这些年刚弱冠的少年在一起，砥砺品格，切磋学问，非常投契。他们还自发成立了一个新颖的读书团体“微社”，经常在一起读书、谈天，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和对社会的看法。现在回忆起南开的这段生活，先生还是觉得非常开心。
可以说，在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的南开，年轻的陈振汉先生不但接受了最好的经济学教育，而且由于亲承何廉、方显廷等大师的教导，深受这些大师为人处事和工作风范的熏陶，为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坚实基础，也养成了严谨求实、注重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的学术风格。
三、留学与归国：哈佛大学·选择经济史·抗战之中游子归·从南开经济研究所到北大·学术生涯的丰收时期
1935年，陈振汉先生完成了南开大学的学业，开始考虑以后的求学道路。此时正好碰上清华大学招考第三届留美公费生，其中有一个经济史的学习名额，陈振汉先生就报考了经济史专业，有幸被录取。这在陈振汉先生的学习生涯中是极有意义的一段，他于1936年赴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勤奋和聪颖可见一斑。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声誉最隆的高等学府，这里荟萃着世界最著名的教授专家，也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各科人才。尤其令陈振汉先生感到有吸引力的是，哈佛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置经济史专职教授的大学。哈佛大学早在1887年就开设了经济通史课程，1893年聘任英国艾什里为这门学科的专职教授，他是全世界第一位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经济学教育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国际学术界贡献出许多成就卓越的经济学家，我国的许多经济学界前辈就曾毕业于此，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已故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哈佛大学学风浓郁，在经济学方面主张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统计学并重，这种学术取向对陈振汉先生的影响很大。他毕生执着的经济学研究理念，就是要在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水平和理论抽象能力，反对为搜求繁琐史实而治史；他认为经济史研究应该注重历史统计资料的科学分析，主张经济史理论观点都应该有统计学的根基。在中国治经济史的经济学家中，陈振汉先生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统计学基础和修养都是比较扎实厚重的，这是他学术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个条件，也是得自于哈佛大学的教育。
当陈振汉先生在哈佛求学之时，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经济学巨匠熊比特正在哈佛执教，他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陈振汉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年，陈振汉先生撰写了长篇学术评论《熊比特与经济史学》，系统评述了熊比特对经济史学的重要影响。陈振汉先生认为，尽管熊比特从来没有以经济史学家而著称，但是在当代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中，能够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两方面都有贡献和重大影响的，熊比特大概是第一人。熊比特极端强调经济史的作用，其学问视野远远超出经济学一门学科的传统范围，而是深入扩展到了历史以至哲学领域，因而他的思想学说对于许多学科特别是对于像经济史这样的边缘而又牵涉广泛的学科，有深远影响。应该说，尽管熊比特并非陈振汉先生的直接指导老师，但是熊比特对于经济史学地位的推崇、他的经济史学方法都对陈振汉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振汉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重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同时，与熊比特的经济史学方法一样，陈先生在其经济史学研究中始终贯彻的一个方法就是综合性地研究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1939年11月，陈振汉先生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其中一部分发表于美国最早和极有地位的学术刊物《经济学季刊》。陈振汉先生当时之所以选择美国经济史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而不是避重就轻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中国经济史方面的题目，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论文的写作是对自己思维方法、资料分析方法的全面训练，因此，选择美国经济史题目，可以更多地得到美国教授们的理论指导和方法上的帮助，这对将来自己的学术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这篇长达433页的论文，其资料之丰赡严谨、分析之缜密通达、运用理论之娴熟，都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论文中的许多统计数据，都是得自于陈振汉先生对于美国南方棉纺织工业区的实地考察，因此能够对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劳动成本、劳动生产率、工人状况、技术水平等有深切的了解。这也奠定了陈振汉先生经济史研究的一贯风格，那就是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史实紧密结合，从而建立科学的经济史学。
1940年2月，陈振汉先生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面临着自己的职业抉择。与当时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陈振汉先生和夫人崔书香先生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抱着报效祖国的炽热愿望，毅然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母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方显廷教授热诚邀请他回母校工作，1940年4月，陈振汉先生从美国取道香港、越南，来到当时已迁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1942年又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陈振汉先生北上任北京大学教授至今。1947-1948年，陈振汉先生兼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陈振汉先生在中央大学的五年间为经济系开设《西洋经济史》、《经济政策》、为研究院政治经济学部开始《经济史研究》等课程，他的讲课很受欢迎，给当时的青年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抗战后期，学生们除了深刻反省中国孱弱的原因之外，还特别关注国家的战后建设和发展。陈振汉先生为中央大学经济系开设的选修课《经济政策》，正式宣讲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听课人数众多，课上常常出现热烈的讨论，这些学生中，还有来自西南联大、金陵大学和武汉大学的选课生，大家围桌而坐，讨论质疑，至今这些学生回忆起来仍觉得趣味盎然颇受教益。陈先生还在过年放假时请他的研究生到家里喝茶叙谈，亲切关怀，在轻松的氛围中促进学术问道。陈伯敏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深情地说：“陈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不断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学者。60年前陈先生是我们的老师，为我们打开知识的大门，拓宽视野，开阔思路，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几十年之后，我们行路不忘引路人，仍然遵循师道前进。”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刚刚过而立之年、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勤于研究、热心育人的拳拳报国之心和赤子之怀。
从1941年到1948年，是陈振汉先生学术上的丰收时期，期间他除了圆满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还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连年在一些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就战时经济建设、经济政策、财政问题、计划制度、区位理论等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说，40年代的陈振汉先生，在他的风华正茂的时期，在国家处于危难和战乱的时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使命感，为国家的命运和经济建设倾注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1946年后，陈振汉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不能不说是一种需要很大勇气的创举。1948年北京大学纪念建校50周年的时候曾经举办了一个《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就提到了陈振汉先生开设社会主义课程的情况。这也得益于蔡元培先生所奠定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1948年底，北平解放的前夜，陈振汉先生同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一些进步教授相约坚留北平。北平解放后，陈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开始选编《清实录》、《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任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参加具体翻译工作。1951年9月至1952年8月，陈振汉先生去广西参加土改。1952年院系调整，1952-53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京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55年秋，北大经济系以明清经济史为研究方向招收3名研究生，陈振汉先生任导师。在此期间，陈振汉先生倾注心力整理《清实录》，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并于195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重要论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公认为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在这篇论文中，体现出陈振汉先生的一贯的学术风格，即力求把经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者结合起来，这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确实树立了一种新的风气。
正当陈先生的学术事业不断进展之时，一场“反右”运动改变了他的命运。
四、《意见书》风波：对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建议·22年的著作空白·江西鲤鱼洲的劳动生涯·67岁重返讲台
1957年5、6月间，在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中，陈振汉先生几次邀集北大经济系的徐毓枬教授、罗志如教授等六人，集会两次，座谈经济学的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问题，座谈的结果，写成《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经济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一件大事，就是批判陈振汉等人的意见书。作为一种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在《经济研究》 1957年第5期上将这篇文章的第一次稿（原稿）、第一次稿（修正稿）和第二次稿同时刊出（同时收于：《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并同期发表了100多页的《经济学界反右派斗争专辑》，许多经济学家对陈振汉先生等的《意见书》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批判。40年后，当陈振汉先生出版他的《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1999年）的时候，将《意见书》第一稿（原稿）、第一稿（修正稿）和第二稿作为附录放在书的最后，他没有将《意见书》增删一字，也没有对《意见书》发表自己的任何评价，而是以自己的静默，有意让半个世纪后的读者以自己的理性去评判。
事情过去将近50年了，今天我们重读这份带有独特意义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对陈振汉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的深刻见解和勇气表示敬意。从整体来说，这份《意见书》对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状况所作的分析是客观的，中肯的，其观点的科学意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对今天的经济科学研究工作都还存在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意见书》从以下方面阐述了陈振汉先生等人的主要学术观点：
首先，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题，陈振汉先生认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 “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毫无疑问是应该严肃认真地学习，但其目的在于懂得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字句，掌握这些著作中的本质的东西，而不是它们的枝叶。可是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甚至连手民排校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地在那里体会‘精神实质’。经典作家是科学家而不是神仙……” “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实事求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泥古不化本身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解释或理论总结，不一定适用于另一段历史时期。”
其次，《意见书》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不能单纯凭经验办事。《意见书》说：“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无可讳言，多半是从摸索着前进的，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即是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地搬运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也还不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
再次，关于如何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意见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便是批判地吸收和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和列宁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是否还有某些地方反映了（那怕是歪曲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可供我们批判吸收和利用呢？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呢？”“我们主张：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应该本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精神，先彻底研究后，考虑是否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利用的问题，而不是预先存着一无可取的想法，对之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
第四，为使经济建设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业务部门要吸收经济学工作者参加讨论，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要广开言路，多走群众路线。《意见书》说：“一个经济科学工作者的最大骄傲就是他的工作成果能够成为正确经济政策的依据，能够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但是业务部门中普遍存在着对于经济科学的轻视态度，对此，《意见书》认为：“假使业务部门能够主动地从本身工作中提出一些有关方针政策的理论原则问题，交给经济科学工作者去研究，或者在方针政策的决定和实施之前征询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参与讨论，也就是在方针政策上广开言路，多走群众路线，相信能够把经济科学工作和实际结合，从而发挥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促使这一科学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
第五，经济学工作者本身应当努力联系实际，但如果不让经济学工作者得到必要的研究资料，经济学家们就难以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应当为经济学工作者的研究提供资料方面的条件。《意见书》针对这种情况写道：“资料供应问题也是影响经济科学进展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重要的调查报告固然应该发表，大量的和继续的经济资料，如生产统计、物价指数、生活费指数以及对外贸易统计等等也应定期公开发表。”
第六，《意见书》还提出改革我国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体例、内容和方法，不能再简单因袭《资本论》的体例，而造成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因循守旧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采取经院式的态度”。《意见书》还说：“在高等学校里面，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还视为党内或少数党外积极分子的禁脔。一般党外经济科学工作者无从插足，仍只能以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等的博古通今工作作为安身立命之所。……”
陈振汉等的《意见书》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经济研究》组织当时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对陈振汉的“反动”思想予以揭露。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阅读陈振汉先生为主执笔的《意见书》以及当时的大量批判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中交错着感佩与震惊、疑惑与无奈的复杂情绪。在将近半个世纪后，我们对《意见书》中的诸多真知灼见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其中有关改革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征询经济学工作者意见的制度、定期公布经济建设资料以供经济学工作者研究和评判、重视西方经济学成果的研究并进行批判吸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的深刻反思等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对于陈振汉先生的学识和胆识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年轻一代经济科学工作者，如果阅读一下当时的《经济研究》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中的文章，一定会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曲折历程有更深刻的理解。
1957年的《意见书》改变了陈振汉先生的命运。为这几千言的建言，他付出了非常沉重的生命代价。他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分子，降职降薪，强迫劳动。在漫长的日子里，陈振汉先生被剥夺了著作和讲课的权利，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的资料室做翻译和资料整理工作，定期向党组织书面汇报思想，接受群众监督。然而就是在那样的学术环境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陈振汉先生仍然作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同他的已经毕业的学生厉以宁一起，作了大量英文资料的翻译和整理工作。厉以宁先生现在已经是闻名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与陈振汉先生同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经常可以与这位学问渊博的长者问学切磋，无疑是青年厉以宁的幸运，对他的学术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厉以宁也是陈振汉先生非常钟爱的学生，在那些岑寂暗淡的岁月里，与自己心爱的学生的宝贵沟通，成为这位饱受批判的经济学家内心里最温暖的慰藉之一。
“文革”开始后，陈振汉先生先后被下放到北京大学的“专政队”、“劳改大院”去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而在劳动中，他与北大的泥瓦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他又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读过杨绛《干校六记》的读者可以想象当时的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生活。直到1979年，陈振汉先生才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重新回到教学与科研岗位。
22年过去了。陈振汉先生已经67岁。
22年的著作空白，22年被剥夺讲课的权利，对一个矢志于学术创造的经济学工作者意味着什么？一个经济学家生命中最富有创造能力、精力最充沛、最有可能在学术研究中作出贡献的22年，就这样从生命中溜走了。当崔书香先生在聊天中调侃陈振汉先生“检讨等身”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生命的悲凉。
我又想起“千古文章未尽才”这句老话。如果没有经历这场风波，如果有一个安定正常的学术研究生活，陈振汉先生又能有怎样的学术成绩？
历史是不能假定的。这不是陈振汉先生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幸运的是，历史的这一页永远地翻过去了。
五．最后的学术：《清实录》·经济史方法论·老年著述
陈振汉先生是一个沉静而豁达的人。在那些暗晦的令人窒息的日子里，他不能不同所有同样命运的学者一样，心里怀着深沉的忧愤与不平；但他的理性与沉静的性格，使他更能平和地看待历史，看待命运。在恢复工作（陈先生称之为“重新回到人民教师队伍”）之后，陈振汉先生尽管已近古稀，但还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始了他钟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招收了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经济史学概论、经济史名著选读、中外经济史专题、高级统计学等课程。1981-82年，陈振汉先生应聘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1982年回国，被授予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他继续着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1989年，他和几位同事整理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六期）上发表长篇论文《<清实录>的经济史料价值》，对这部卷帙浩繁的清代史料丛刊进行介绍和整体评价。
从1979年开始，在沉寂了20多年之后，陈振汉先生陆续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1999年，他的《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最早的一篇写于1933年，最近的一篇《经济增长与社会史研究》写于1998年，期间跨度达65年，其著述时间之长，学术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惊叹；2003年，笔者又协助陈先生将 80年代的讲稿《经济史学概论》进行整理，2005年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九旬老人，一个勤奋而忠实的著述者，还在努力着笔耕，努力着把自己的思想和学识传递给后来者。
在晚年的著述中，陈振汉先生尤其重视经济史方法论的阐发，这些观点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中引起较大反响。陈振汉先生认为：“经济史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是跨学科的，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可以说它的本质或主体是历史。……经济史要称得起是科学，那就不只是描述具体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实，要解释其中的关系，从而使人们获得经验教训……经济史的研究不能述而不作。……我们不能没有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不能没有史论。”他还强调经济史学的研究中的数量概念和计量方法的应用，重视经济史学中的比较研究。他认为“经济史不止是一门知识性学科，它同时还是一种方法论，一种研究经济问题的工具”，这种观点与熊比特和罗宾逊夫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针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特殊性，陈振汉先生主张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学家密切合作，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复杂社会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社会发展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从中国历史特点考虑，广泛意义的社会学，而不是新古典或新制度经济学是我们今后应更加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在为厉以宁先生所著《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一书写的长篇序言中，陈振汉先生系统表述了自己对于经济学研究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学是人文科学，它应当把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放在主要位置上。他写道：“的确，经济学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经济学不能回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回避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只有把经济学作为人文科学来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才能真正发现经济活动中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才能比较深入地说明经济过程中的因果关系。”这些观点，对我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至今也有指导意义。
六、尾声：学术·生命·爱
从1933年首次发表学术论文到今天，陈振汉先生的著述生涯已经有70年；从1940年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和1946年任教于北大，陈振汉先生的执鞭教授生涯也有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著述和教学生涯中，陈振汉先生一直秉承着一个正直、诚实、勤劳的知识者的信念，为国家的学术发展和育人事业而劳动着。他是一个不倦的劳作者，即使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也从不怨天尤人。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陈振汉先生身边一直伴随着一个忠诚而博学、坚毅而温柔的伴侣，那就是我国知名学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专家和统计学家崔书香教授。他们在南开大学时就是同窗，后又于1936年同赴美国留学（崔书香先生在威斯康辛大学，次年转入哈佛大学），1940年后又共同归国任教。在陈振汉先生22年的“右派”生涯中，崔书香先生一直以巨大的信任和坚韧的隐忍，在生活中给予陈振汉先生极大的扶持和慰藉。他们已经共同走过了近70年的人生旅途，当我看着90岁的崔书香先生扶携着92岁的陈振汉先生走进客厅的时候，我在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感动和祝福。
在生命里，最大的、最恒久的力量，是爱。
2004年1月初稿
2008年1月摘要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