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老主任”马洪
马洪1920年5月出生于山西定襄。原名牛仁权，曾用名牛黄、牛中黄；在延安时，为准备派往外地做秘密工作的需要，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为他把牛黄的名字改为马洪。1936年加入党所领导的牺盟会，1937年参加了同蒲铁路总工会的筹建并被推荐为同蒲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马洪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后改名中央研究院）学习和工作。194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在延安期间还担任过《共产党人》杂志的编辑。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洪从延安被派往东北，先在冀察热辽的宁城县担任县委书记，后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建国以后马洪先后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后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高饶事件”时被认为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下放北京市第一和第三建筑公司工作，后又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负责。1965-1978年先后担任化工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副院长、石化总厂基本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
“文革”以后，马洪于1978年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以后，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后改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任主任。1993年以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１９９４年５月起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会长。马洪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
马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客座教授。马洪著有《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等。参与主编《当代中国》丛书。
1938年，当年仅18岁马洪从山西老家投奔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他当时读的那本《资本论》已将他的一生与经济画上了等号。
早报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证实，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因病于10月28日逝世，享年87岁。据了解，马洪近几年因身患帕金森症基本处于卧病在床的状态。
经济学界“头号元老”
学界曾主张将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四代，第一代包括卓炯、顾准、孙冶方和薛暮桥；第二代有吴敬琏、马洪、刘国光和厉以宁等；第三代以樊纲、周其仁、林毅夫、张维迎等人为代表，而上个世纪末开始活跃的经济学者属于第四代。
随着第一代经济学家的硕果仅存者薛暮桥于2005年逝世之后，作为第二代经济学家中最年长者的马洪已经算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号元老”。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的话来说，马洪绝对属于老前辈式的人物，“他比薛暮桥年轻一些，比刘国光又年长一些”，“我1980年代在复旦读书听过他的讲座”。2005年3月，中国规格最高的经济学奖项———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马洪与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等三位大师级人物一起成为获奖人，但马洪当时已因身体原因没出席颁奖。
按照当时评选委员会的评语，“马洪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
“马洪”名自陈云
“我是先从事经济工作的，是没有办法才乘上这条船的。”一如薛暮桥等中国经济学界元老，马洪并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眼中，马洪为人厚道宽和，有长者风范，而“老主任”在成为一个经济学大师之前，早已是一个“老革命”。
马洪，原名牛仁权，曾用名牛黄、牛中黄，1920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在定襄县方圆40里的地域上，在那个年代就产生了阎锡山、徐向前、续范亭、薄一波等名人。
而马洪本人，正是由薄一波带进了革命队伍。1936年冬，马洪参加了由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省统一战线性质“牺盟会”。那时，16岁的马洪完全是一个工人运动发动者，和经济学可以说是毫无瓜葛。
1938年年3月，马洪赴延安报告工作，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听完马洪汇报后，让他先在延安学习锻炼，为今后作秘密工作计，陈云要他把牛黄（参加革命时改名牛黄）这个名字改为马洪。
当年4月和12月，马洪先后被选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马洪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值得一提的是，马列学院当时的院长是张闻天，而18岁的马洪同班同学中还有建国后授衔大将的徐海东。
对朱镕基有知遇之恩
张军回忆称，与他们这一辈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洪不仅是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身上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经济决策参与者”的角色，兼具学者与官员两种角色。
而对于马洪而言，建国前后的东北则成为了他这样一种调色板式经济生涯的真正开端。
1948年6月，马洪调往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东北的工业经济占全国企业比重的90%，这对马洪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管理时间起点。马洪研究了苏联的经济理论，又结合当时东北经济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一套全国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模式。
当马洪把调研成果向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财经委副主任的张闻天汇报时，张闻天十分兴奋，又要求马洪撰写了《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在这篇报告中，马洪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
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几乎完全采纳了马洪的观点。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部采用马洪所归纳的五种经济成分，只是将不太好理解的“秋林经济”改为用其本意“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写入了这五种经济成分。一直到半个世纪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还涉及到这五种经济成分有关的类似概念。
而就在此期间，马洪与后来曾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朱镕基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当时马洪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3岁的朱镕基则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此后，马洪于1952年从东北调到北京，到刚组建的国家计委工作，朱镕基也和马洪一起进京。不久，马洪出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朱镕基则先后在国家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
很多年后，当马洪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对自己手下出良才颇感自豪。
“为市场经济正名”
1961年7月，马洪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文革”后，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马洪对1980年代关于改革方面的理论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论贡献。”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向早报记者表示。
“文革”后，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力主之下，马洪被调到社科院，创建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过深入分析后，马洪力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这一观点随后反映到当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全会《公报》充分肯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和主张，指出应当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1984年9月，马洪又上书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马洪不仅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更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1988年3月，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并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
1991年前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讨论再次鹊起。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马洪的文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公开出版，系统地反映了他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重要思路。1993年10月，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马洪主持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
2001年，81岁的马洪还提出了发展新经济谨防泡沫的观点，他认为，“新经济”的提法本身需要进一步讨论。尽管马洪并不否定新经济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但他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泡沫经济首当其冲，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旧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关的其他结构已经过时，必须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这个改造的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2007年10月28日逝世时，马洪这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革命”留下了经济著作等身的辉煌，也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沿革碑上刻下了开拓者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