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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的学术贡献

  

  一个幸运的人免不了有些不幸的地方。上苍给予佛利民的天赋,可与数十人摊分还高人一等,而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他的国际声誉早晚会超过凯恩斯吧。他的不幸,是这声誉把他的学术贡献掩盖了。纯从学术的角度看,更不幸的,是他在政策建议上花时间多,学术贡献的减少是代价。

  千万不要误会。从人类整体的利益看,佛老选走的路没有错,而我也没有说他的学术贡献不大。很大的。但如果你知道他的学术天赋是在哪个层面,而又知道他的精力超凡,你可能会像我那样,为学术的损失感到可惜。有时我想,如果五十年代的佛利民继续他的价格理论研究,继续集中于解释现象,今天的经济学发展不会使高斯、贝加、布格南等人那样失望,而我也用不着那样劳气了。

  学术上,佛老的最大贡献是在价格理论那方面,可惜他只下了几年工夫。一九四八年与J. Savage合著的关于风险的功用分析,解释为什么一个人既买保险,又进赌场。有争议,但无疑是大师手笔,重要地影响了后来金融学说的发展。我的一位师兄把该文的一条曲线切一半,倒转过来,分析投资理论,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九四九年佛老独自发表的《马歇尔需求曲线》,我读得惊心动魄。好几处我不同意,但思维那么深入,变化那么精彩,叹为观止,佩服由心底里发出来。

  佛老在价格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价格理论》一书。这本书是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两位学生写下笔记,再由他老人家修改一下。早一年,学生笔记的原本我在黑市买下来,非法非法,只能偷偷地读,因而知道,一九六二出版的正规本修改不多。

  这就是问题。笔记简略,修改了也应该远不及佛老自我发挥地从头写到尾。这带来两方面的不幸。其一是在价格理论上,佛老的思维究竟达到哪个层面没有人知道;其二是该笔记本不够详尽,于是湛深难明。后果是佛老的价格理论在学术界的影响不大。

  我可能是唯一的把该笔记本读得纸碎翻飞然后发展下去的人。只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简略的湛深有大代价。笔记第五章写成本与供应曲线,最后说:一个垄断产出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线。有些人说发神经,有些人说打错了字。我把该章读了无数次,知道这看法精彩绝伦,不可能错,因而知道盈利(profit)只可能是风落(windfall)的结果,知道profit theory在逻辑上不能成立,知道租值是成本,也知道租值的理念重要,要再作阐释。

  在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中,为了全面阐释租值,我从史密斯说起。这是佛利民的影响了。需求定律的变量与不变量的处理,我杀出重围,与佛老的处理不同,但明显地得到他的启发。至于我后来在捆绑销售、全线逼销与市场多种价格安排的分析,艾智仁的影响外,主要是佛老的笔记本后面提出的问题。是一本奇怪的书。书后提出的所有问题,书中完全没有提供答案。这些问题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午餐话题,是戴维德的兴趣所在。当时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考博士理论,类似的问题常见,于是跟进。当时我知道,要考个第一,博士理论试不需要答得对,但要有深度。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等的正确分析,多年后我才在《经济解释》写出来。

  佛利民的价格理论走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其贡献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比起马歇尔,他把价格理论提升了一个层面。这是希克斯、鲁宾逊夫人等大师做不到的。层面升了一级,「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扩阔了我们的视野。得到艾智仁与与佛利民的启发,加上在街头巷尾跑了三十年,我写《经济解释》是意图把价格理论再提升一个层面。佛老的第二项贡献,是他永远重视理论的内容。他认为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没有经济内容的。走马歇尔的路,没有经济内容的数学方程式他从来不用。我自己呢?加上艾智仁、戴维德、高斯等人的影响,想通了内容我很少用数。然而,坚持理论要有经济内容,我主要是得到佛老的提点。

  五十年代中期起,佛利民再不染指价格理论了(六二年发表的是旧笔记)!他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那本小书,是转到宏观与货币研究的导火线。佛老曾经对我说,该书是他平生的最佳作品。那称为「固定收入假说」的其实很简单,从费沙的《利息理论》变化出来,这里不细说了。困难是怎样用资料数据来验证该假说。简单的理论,逻辑说得通,证实往往难于登天。这一次,史无前例的一次,佛老施出浑身解数,把当时行内早就惊为统计学天才的本领表现无遗。一九六三年我拜读该小书后,信服经济是一门实证科学,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

  六十年代初期,货币理论的大争议搞起了火头。当时我是洛杉矶加大的研究生,替另一位货币大师普纳(K. Brunner)作研究助理,知道佛利民是主角。六七年到了芝大,那里的「货币工作室」已经名满天下。由佛老主理,是「封闭室」(closed shop),意思是除了教授,不提供文章的不能参与。从六七到六九我在芝大的两年间,佛老对货币的思想集中,同事之间提到都是你看我,我看你,无话可说。

  佛老对货币理论的贡献有多大呢?要看你怎样算。他和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连资料两巨册),重复又重复地解释了美国当年的经济大萧条,归根于政府(尤其是联邦储备局)的处理失误,且失误频频。无疑是学术研究巨著。然而,我却怀疑,虽然题材重要,应不应该花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呢?是一个天才的精力,多花一点在价格理论上不是较好吗?这一点,我这辈的经济学者朋友大都这样想。

  至于佛老在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上的贡献,是费沙方程式的伸延。好是好,天才是天才,可惜脱离了本位制后,货币何物是大难题,而这难题愈来愈头痛了。想想吧。电讯发达,从香港汇钱到美国去,不管多少,只几秒钟。这使传统的货币分类变得模糊了。再想想吧。地球一体化,任何一个开放国家可以用任何货币作成交或财富积累。对通胀及有关的话题,币量从何算起呢?

  一九九五年,美国的另一位货币大师A. Meltzer到香港找我倾谈。是我的师兄,相见甚欢。此君信奉佛老的币量理论,是第一个提出单是调控银根可以调控币量的人。在那次倾谈中,他表示对币量理论有怀疑。当时美元的币量大幅急升了,但通胀不回头。我的解释,是九一年波斯湾之战后,举世增持美元。

  佛利民支持的美国货币制度,显然不妥。数十年来,唯一佛老认许的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任内利息率大幅地轮上轮落,轮了八次之多。可取的市场运作,实质的利息率应该与市场投资的回报率看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也是这样轮上轮落的。因此我认为,美国的货币制度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脱离了本位制后,佛老认为一个大国的货币不可以下一个固定的锚。曾经问他为什么不可以用一篮子物品为锚,他说原则上可以,但费用太高。当时他和我可没有想到,后来朱镕基推出的中国货币制度,也是原则上,货币可用一篮子物品为锚,而政府是不需要提供这些物品的。佛利民的影响看来太大了:北京不知道自己执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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