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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遗产是必须穿越的墙


  11月16日,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去世,享年94岁。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一直被树立为坚定的自由经济的旗手,芝加哥学派的领袖,对抗媚俗(对抗旧凯恩斯主义)潮流的学术勇士,他是反对政府管制和维护市场竞争的鼓吹者,善于激怒对手口齿灵活的辩论家,文笔朴质精巧的(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 
 
   尽管弗里德曼的父母是“血汗工厂”的雇员,尽管贫穷的他得益于公立学校的培养,但是他就始终站在反对政府对私有产权进行任何限制的立场上,他诅咒公立学校的低效,他反感政府的公共支出和福利补贴,他鼓励新的政治家掌权摧毁政府实施的各种管制——例如对医生牌照的管制(这造成了医生群体的高收入和医疗市场的无竞争性)以及色情毒品产业合法化。他强调自由选择的重要性,他警惕肯尼迪式的爱国主义(肯尼迪说,“每个人要考虑自己为国家做些什么,而不是相反”),弗里德曼说,“如果国家不能为个人增添安全,自由和私产保护,那么要国家这个怪兽做什么呢?”

  一直以来,弗里德曼给人的印象是坚硬无比、近乎冷酷的自由主义者。实际并非如此。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充满着灵活的智性和经验主义气质,他生前最后几年承认了货币主义的一些错误,就是体现。因为美国和欧洲经济运行的现实证伪了他的理论,他爽快地承认了。

  这一点把他同另外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也许还有米塞斯)区分开来。比如,弗里德曼有一个面向未来的经验主义学术验证标准,他认为,理论模型的假设是不重要的,可以高度简化,可以充分挤掉经验世界的东西,只要理论模型的结论和未来是高度吻合高度相符的。哈耶克显然愤怒了,他认为弗里德曼的说法比凯恩斯荒谬的“政府扩张经济学”更不可接受。

  无疑,哈耶克有着最深邃但又最无趣的大脑,在被同样没有智性同样无趣的学院分子引用时他是一个“神”,但面向未来时他是一个“懦夫”。因为,他根本不愿意沿着自由市场进行“边际创新和边际理性建构”,他也无法做到。于是,整个20世纪思想史上,虽然预言“通向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却无法承担抗击凯恩斯主义的重任,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拥有凯恩斯式的狡猾和智性的弗里德曼身上。而弗里德曼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无论是爬满数字和模型公式的学术专业角度,还是通过出版《资本主义和自由》以及《自由选择》这样畅销书的公众流行角度。所以,在自由经济领域,弗里德曼是最大的大师。

  例如,弗里德曼有几个漂亮的“沿着自由市场的边际创新”。一个是学券制。他说,政府要是真想帮助穷人,不要开公立学校,因为学校必然是官僚或者低效的,而是给学生们学券,让他们去私立学校去抵冲学费,然后政府再为私人学校兑换学券。这增大了学生们的选择性,加强了学校间的竞争。这也给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启示。如果政府想改善教育,想要补贴穷人,就应该补贴到“人”,而不是补贴到“学校”,让穷人拿着“补贴”去市场上选择,这样才能促进教育的竞争和质量的提高。实际上,我们前些年的“房改”也是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将国家“补贴”按照既定的分配规则打到个人头上,而不是所谓的“补房子补面积”,那么房改就不会存在这么多问题。

  弗里德曼还有一个“创新”叫负所得税,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穷人可以得到转移支付,其转移支付的大小就是收入和起征点的差额。这个思想完全是基于自由市场运行规律,远远比中国正在实行的所谓“最低工资”要深刻和有效得多,“最低工资”不会提高穷人任何福利,它客观上却会抬高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更为重要的是,弗里德曼说,所有通胀都是内生的,所以央行应该是控制货币供应,防止通胀。不过,我们对“流动性泛滥”的反思总是贸易顺差,而不检讨我们内部的低利率和松信贷问题。的确,贸易顺差导致了更多人民币出笼,但贸易顺差的产生恰恰是低利率和低汇率刺激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和流动性泛滥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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