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中共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我国广大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所选择的生产关系。中央并把它概括为“家庭联产承包制”。
我想先说说学习杜润生同志的新书——《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的心得，来纪念我国上世纪80 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发表。
诚如杜老所言：“尽管第一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的是第一次以中央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我认为说得极好，“尊重群众的选择”就是尊重生产力的选择。农村改革中，中央的决策和农民的实践合力形成一个突破，功劳是很大的。当然这其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杜老说，万里和一位同志争执究竟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群众时，万里说我要群众。
有此出发点，才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我国革命和建设，不但要尊重群众的意愿选择，而且作为科学的执政党还要对群众实践进行总结、概括、提高，不断指引并检验实践的发展方向，解决实际问题。迷痴于概念或名词，不但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还有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建设开了先河。作为执政党当时又是如何在思想上、上层建筑领域中认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杜润生同志认为：“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P122）杜老对分权还有进一步的思考和论述，他认为分权给了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配备生产要素，就可以起到政府部门想不到、做不到的生产效果。 “可见自主、自由也是一种制度因素，能释放潜在的生产力。”（同上P125）而且这种发展可以跟合作制对接。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就是把公有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1984 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强调了这一点。但这样一个简单又可以实际操作的问题，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我党30 年来都未敢正视，未能正视，“一号文件”却一朝突破。
两权可以分离，经营形式和所有制也不是对立关系，应该放开手脚的，在这一点上万里同志思想最解放。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但大大增加了我国农、林、牧、副、渔的发展，而且顶起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1983 年，第二个“一号文件”承认了企业的雇工，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私有企业。
因为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开始发挥作用，并提供了国家计划之外，可以自由交易的丰富商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同时也为我国工业化输送了上亿农民工，并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同地不同价的“级差地租”。说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实践的第一推动力，来源于农村、农业、农民，实不为过。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很早就有论述的，以此观点认识农民的包产到户，并引导农民改革生产关系。这说明党中央并未脱离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是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实际的了解。这项改革既大大适应了农民的合理要求，也给各级干部以至党中央的领导人以极大勇气和信心。
然后农村改革才扩展到城市和工商领域。“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对我国改革事业来讲，只有一半对，另一半未必对，因为我党毕竟有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思想，生产关系中要讲所有制，讲分配原则，讲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五个“一号文件”对此三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和具体措施。我们常说的制度经济学，指的是科斯的制度经济学，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才是更为宏观的制度经济学。我国的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都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具体化，它带有东方大国的特色，和前苏联的农庄集体化大相径庭。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有了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是在集权的计划经济中运行，还是在市场中运行？若要在市场中运行，那就要解决农村中粮食、棉花和油料的统购统销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派购问题。第一个“一号文件”就充满了商品生产和市场运行的色彩。1984 年的“一号文件”，正如杜老所言“要解决的就是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同上P140）据杜老统计，我国二十多年来，除粮棉油实行统购之外，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水产实行派送和专营制度。从而造成公营商业的高度垄断，农村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被停滞封闭起来，城乡户籍制度被固化。这份文件解决了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的突出问题，基本上取消了一百多种对农民摊派的派购任务。1985 年的“一号文件”即对农村的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取消了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大胆调整了产业结构，同时还对农村交通、人才交流、放活金融、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问题均做出了市场取向的决定。
1984 年、1985 年的两个“一号文件”对市场发育、对商品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从逻辑上来看，改革确实困难，文革前的很多思路被激活，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商品市场，都有了很清晰的发展思路。五个“一号文件”所体现的精神和杜老新书里的一些东西，真的是了不起。
农村改革以后，生产迅猛发展。1984 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9000 亿斤，达到历史的顶峰，突然产生了卖粮难，谷贱伤农的问题，这时政府不是迎难而上，确切说不是迎着希望而上，而是维持了旧有的分配格局，取消了原先定的超购粮加价50% 的规定。致使1985 年农业生产下降。这一年据杜老说：“我随耀邦下乡察看，得出的结论是谷贱伤农，靠现有的农业结构不可能实现翻番任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同上 P142）因此制定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就是“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从我国的“七五“计划开始，要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乡镇企业所得税一部分用于支农，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而且把农业、食品产业的发展提到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高度。
五个“一号文件”陆续出台之后，是否就是医治农村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呢？也不是，正如杜老所言，还有很多问题。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公有，那么集体的主体是谁呢？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还是大队，或指整个公社？人民公社被乡镇政权取代以后，是自然村、行政村、抑或乡镇政府？还有现在的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单位，那么行政村的自治制度如何管理分配自然村的土地？再有不少专家认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土地的划分应从优先效率、兼顾公平的角度出发，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按人头平分土地承包，并未向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倾斜。现在土地如何规模经营，如何像“一号文件”所说那样实行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仍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现实问题。
继1986 年第五个“一号文件”发出以后，据杜老书中所言，当时中央马上又给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提出明确要求，要对今后十年增强农业后劲提出建议。当时国务院农村研究发展中心、水利电力部、林业部、农牧渔业部等几个部门就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杜老也开了个单子，第一个是调整价格政策，保证生产者有利可图，设农产品干预、储备金。
但若干年后，农民种地不挣钱了，甚至赔本了，土地大量抛荒。这和当时的设想差别太大了。
第二个是加快推广农业技术。主要涉及新品种，新的栽培技术：地膜、施肥、节水灌溉、动植物防疫、饲料配方、林木速生、水产品保鲜、加工、储运等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并要建立技术推广基金，早抓生物工程。1986 年能够提出生物工程，确实是超前的。据我所知，中实公司下属的绿天使公司在搞一种物理技术，把秸秆和各种石头磨成粉，搅拌起来改良土壤。种出的棉花能够长 7年。茄子切开后，半小时不氧化。但要像撒化肥那样，整个把土地换一遍，成本太大了，但三五年整个土壤结构就会完全变化。他们说，美国的强大，不光在于强大的工业，最强大、最深厚的一点就是土地，就是农业。做什么产业都没像做农业那么来做，它可以控制世界！
第三是整治山地一亿亩。朱镕基同志敢说敢干，有人格魅力，且敢于面对问题。他最近出了四本书，对农村处理四荒地，即荒山、荒坡、荒沟、滩涂必须要管，土地是农村的，也是国家的。
他原来怎么说的，现在的书就怎么出，难得！他说，我反对什么荒山、荒坡拍卖。我看了几个 “一号文件”，都说可以承包四荒地。只不过是长期承包，不是15 年，不是30 年，是更长时期。即便是有人说拍卖，也不能拍卖，只能长期承包，这正是“一号文件”的精神。“集体的地也是国家的地”，这句话引起人们的质疑，也引出很多现实问题。关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我国宪法有明确规定。
第四个是鼓励扩大耕地经营规模。
第五个是调整产业结构，从种植业转出劳动力1 亿。
第六个是五年内增派二十万科技人员到农村。
第七个是加强农用工业建设，十年内再建十个化肥厂，十年内建成八百个电气化县。我认为绿化老搞不起来，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没燃料，不给他电，不给他煤，群众可不是要砍树毁林吗？
我记得耀邦同志总说要种草种树，你得让老百姓有燃料，才可以有效制止毁林毁草的行为。
第八个是五年内解决四千万最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那个时候一个是要致富，另一个要脱贫。“老少边穷”的概念在1985年、1986 年，就已经提出来了。1986 年，我国三农经济的发展形势正处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候，但其真正立稳脚跟，要获得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终胜利，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每年的农业 “一号文件”，恐怕还要继续若干年。
最后，我想谈谈学习“一号文件”的现实意义。我记得耀邦同志曾有过这样一种设想，用农业的发展，三农彻底改变面貌的实际，大力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翻两番，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否可以做到呢？看看我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现实就可得到回答。
除国家按合同定购的粮棉油之外，剩余的农副产品都是市场上丰富的商品，这是我国居民的基本内需，也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第一物质保障。
我国的农民为工业化提供了二亿五千万农民工。
我国的农村为城镇化提供了同地但不同权、不同价的数万平方公里的级差地租。政府仅此项收入，据吴敬琏的统计，最少是6 万亿之巨。
我国城镇化的兴起是必然的，但随着1994 年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和地方财政增收，罔顾国家宪法，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的法规、条例纷纷出现，危害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征地活动愈演愈烈，为此而激发的群众维权、群体性事件、恶性事件已不胜枚举。据统计，近几年群众上访有65% 的案件都和农村土地有关。这是当年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制、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党内同志和拥护中央决定的广大农民群众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没想到现在发生了这些不协调的对立。2011 年9 月份引爆的“乌坎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幸好该事件的处理后来出现了转机，广东省委处理此事的经过2011 年12 月22 日的《人民日报》有公开报道。
广东省转变理念态度应该支持，但这个问题还只是平息下来，愿意谈判，愿意对话，政府也已经承认利益是可以博弈的，一些过激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并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这些前提都应该有，但真正涉及到利益问题，是不是能够很快解决，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已经变成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我觉得根源不在农民，而是一些政府忘记了宪法、违背了宪法，没有依法保护农民的集体土地，没有坚持上世纪农村改革的初衷。再不重视农民的土地被贱卖、滥卖的事实，那么我们的改革是否就会改变性质？
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当然变化很大，而现在我们很多干部，仍在一味强调农民的土地是国家的。一个博导说，农民耕种的土地就是集体的，集体的就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共产党的。这和我们上世纪80 年代的想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共产党的成功本来是得之于土地，也会失之于土地；胜之、败之都由土地。这是我学习五个“一号文件”最突出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