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我们自身的欲望。所有沉迷之物，无论是烟、咖啡、酒精、奶油还是大麻、海洛因、购物，都起源于“不满”，是人类向身体索取更多快乐的方式。这种向身体索要更多快乐的行为，可以被统称为欲望，其本质都在于“激起淫荡心”，脱离理性意识。理性是对放纵的限制，人们借助瘾品来杀死理性的行为往往带着恨意。快乐缺口越大，我们不顾一切追求快乐的冲动越强，瘾品是这种冲动的出口。
对人的沉迷最让人震撼。它不需要吞服药丸或吸入烟雾，但其锋利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尖刀直接插在神经里。瘾品可以通过断服而强行戒除，而对人的沉迷却变幻莫测——可能瞬间消失，也可能纠缠多年。
下面摘选的文章几乎可以让我们大致明白所有沉迷——烟、咖啡、可乐或者单恋对象——发生的原因。它包括“1，致瘾的生理过程”、“2，瘾品的流行与戒绝”、 “3，瘾品与性交的纠缠”、“4，被欲望推动社会”等。当然，它只告诉你为何沉迷，却没有告诉你如何逃离沉迷。后者显然是更艰难的。
瘾品大多属于危险物质，最好是在医生监督下限量使用。这已经是官方对瘾品的社会角色所采取的立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立场。商人、资本家，以及向商人和资本家征税的政治大权在握的执政者很早就发现，瘾品是诱人的产品，也是丰厚税收的来源。我们首先还是要问，瘾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需求？为什么有人为取得瘾品而不惜牺牲一切？
进化的矛盾，致瘾的生理过程
瘾品是毒。具有刺激精神作用的植物为防卫草食动物而进化出生物碱。昆虫与鸟兽吃了这些植物，会晕眩、辨不清方向，或产生幻觉。然而，有些动物仍然会吃令自己昏醉的植物和发酵的果实，甚至不在意自己的求生能力因而大打折扣。按进化的理论，“意外”吃醉的行为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可以警告误食者不应再吃这种植物。至于“故意”的行为，不但无益，而且是矛盾的。这样做显然是与自然淘汰的道理背道而驰。
比较合理的说法是：食用麻醉品可以满足某种基本需求。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在游戏中会故意自己转圈到发晕的程度，修行的人会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乃是人类固有的欲望。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有些是相当危险的。借瘾品这强有力的工具来转换精神状态，是一种捷径，但转换后是什么状态，并不是全凭瘾品决定的。利用瘾品满足转换精神状态的冲动，是不惜接受毒害以得到又强又快的效果。
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的人比忙碌满足的人更容易想要转换精神状态。被囚禁的动物也远比野外自由的动物更容易去食用麻醉物。其实，文明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囚禁状态。近代早期90%的人口陷于痛苦贫穷之际，正是烟草等新兴瘾品成为大众消耗品的重要时机。这些东西是对抗难堪处境的意想不到的利器，是逃离现实桎梏的新手段。克兰认为：“如此逃避‘过得太辛苦的自我’，不惜代价换取解脱重负的幸福感——哪怕只是一时的体验。再也没有比从这方面着眼，更能深刻了解历史演进的了。”
幸福感与解脱感都是化学分子凑巧产生的结果。只有少数有毒的分子能够模拟或影响脑部的奖励与痛苦的控制中枢之内的神经传导素。身体机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啬。诱发幸福感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非常俭省，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或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各种瘾品似乎都有一个起码的共同点：会影响中间边缘多巴胺系统（mesolimbic dopamine system）。这种原始的神经基质系统是快感的主要传送路径，我们决定做或不做某事的动机也是由此而来。瘾品会刺激这个系统——可能也刺激其他尚未确认的系统，借快感发出“这就对了”的信号。即使像咖啡这样麻醉力轻微的瘾品，也能通过这个系统使人兴奋起来。有一项针对护士们喝咖啡的习惯所做的细致研究发现，每天喝2~3杯咖啡的人自杀率仅有完全不喝咖啡者的1/3。这是极有意思的发现，足以证明瘾品的确是帮助人应对生活的工具。
不过，续杯之前你要记住：反复服用含咖啡因或其他成分的瘾品也会改变脑内本来的化学作用，以致有损健康。脑部不断吸收外来化学物质的同时，会调整内部分泌相同物质或受体的数量，从而对外来的供应产生依赖。这外来的供应一旦中断，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鸦片瘾断毒时引发的多种症状尤其明显，包括烦躁、冒汗、极度焦虑、沮丧、易怒、心慌、失眠、发热、发冷、干呕、猛烈腹泻以及类似感冒的浑身酸痛。严重的痛苦折磨使许多毒瘾者但求一死了事。
人们明知这种行为对健康有害，为什么不愿停止？服用瘾品而上瘾的人——如巴勒斯所说——是掉进了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既然是为了感觉舒服而服用，就恐怕停止服用会感觉不舒服。曾经上瘾的人就算彻底戒毒（可卡因之类的瘾品完全戒除干净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时间），也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大脑会记得达到快感的化学瘾品快捷方式，生活环境中的细微线索——例如常去的酒馆招牌——都可能挑起强烈的渴望。瘾品上瘾实在是一种慢性的、容易复发的脑部疾病。
上瘾、耐受性、需求，瘾品的流行与戒绝
一旦上了瘾，需求量就固定不可少了。
吸烟者大清早到处找可以买到烟的铺子、酗酒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酒铺开大门、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掏着口袋里的零钱准备买早起的第一杯咖啡，都将成为工业化都市生活中常见的景象。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那种“非买不可”的感觉，将瘾品隔绝在商业荣枯循环的影响之外。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赖夫（alfred rive）曾经研究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英国人的烟草消费，他发现失业率从2%上升到10%，烟草消耗量只减了1%左右，足以证明这是无弹性需求。至于国际间的表现，烟草业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还不只守住既有的版图，英美烟草公司甚至创下销售新纪录，盈利比以往还高。《华尔街日报》的老板巴伦（c. W. barron）过世后，他的继承人休·班克罗夫特（Hughbancroft）曾经私下对人说，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他只买了3种股票：通用汽车、派拉蒙电影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他说出这么做的道理：美国人即便负担不起车子也要开车，不该看电影的时候也照样上电影院，为了买香烟几乎什么都可以不要。他说过：“假如你想赚钱，要挑一个可靠的坏习惯。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
瘾品也不受流行风影响。这种说法违背我们的直觉，需要解释一下。瘾品的某些品牌和使用模式——例如101毫米长的香烟、可卡因随身吸食包——会流行一阵而后消失，但瘾品本身一旦被普遍接受，都会持续很多世代，瘾品是耐得住时间考验的。水獭皮帽、蓬蓬裙，以及其他曾经风行一时的东西早已进了博物馆或被人抛诸脑后，瘾品仍在人们的生活中流窜。自古以来，时尚便是从社会上层往下传布，一方面在追逐，另一方面又要摆脱。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急于获得地位的符号，就抄袭上流社会的衣着、装潢、行为模式。高居社会顶层的人很有警觉，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征一旦被侵犯，就把庸俗化了的作风弃之不用，另外去找别的，这新找到的以后又会被中下阶层抄袭，时尚因此永远在变，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说：“时尚一旦风行起来，也就逐步走向它的末日。”
瘾品是理想商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刺激精神的作用短暂。点燃吸入的瘾品迅速经由肺部进入心脏和大脑，作用又快又强。服下去的瘾品——例如酒与鸦片丸——是逐步进入体内的，作用时间较长。除了LsD、口服美沙酮、脱氧麻黄碱，以及其他少数几种瘾品之外，明显转换意识状态的作用几乎都不超过五六小时。
瘾品的情况和耐久商品是相反的。生产过剩虽然会导致售价下降，却不必担心需求会突然消失。瘾品这类产品本质上就会促使消费者不断掏出钱来，对作用短暂的瘾品上瘾的人更是如此。比约翰·韦恩略逊的一天两包的烟枪，每年大约要吸15万口烟，抽掉1.5万多支香烟，花费——按目前的价格算——1 500美元。沃伦·巴菲特曾说：“抽烟的人会上瘾，而且有非常强的品牌忠诚度。”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生与死的历史》（Historia Vitae et Mortis）中写道：“在这时代变得这么普遍的烟草”带给人们“如许的暗喜与满足，所以一旦吸食了，简直割舍不下”。古人也发现，长期使用鸦片的人可以轻轻松松服下足以使初次服用者丧命的剂量。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于1516年在印度的科钦（cochin）写给国王的信上说：“这是绝佳的商品。经常服用它的人会昏睡糊涂，他们两眼发红，丧失理智。他们服用它是因为它激起淫荡心……这是好商品，消耗量大，价值很高。”
性交与生意，瘾品与性的纠缠
近代早期的使用者购买瘾品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个人的苦恼或满足对快感的秘密需求。他们同样重视瘾品在政治应酬、社交、性交方面的用处，这也是瘾品很快从无趣的医疗范围向外流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近东地区的咖啡馆供给男人们一个外出的最佳借口，让他们在明显缺乏男性宴饮同乐习俗的社会里，有机会和其他男人往来。 16世纪的神职人员会反对喝咖啡，不是因为咖啡会引起咖啡兴奋症（marqaha），而是因为疑心咖啡馆是招引男性聚集做坏事的地方。
咖啡馆在欧洲也曾经发挥类似的解放作用，中产阶级渐渐兴起之际，咖啡馆成为供人们闲聊、交换意见、谈论政治、评论艺术的场所。意见的隔阂与社会阶级的界限在咖啡馆里都可以打破，性别的界限却是难以逾越的：17~18世纪的咖啡馆里几乎看不见女性顾客。德国倒有“咖啡集会” （Kaffeekränzchen），这是妇女们自组的聊天活动，集会中可以讨论时事和时尚，这却引来古板人士的挞伐。
大麻和鸦片虽然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无甚贡献，却仍是男性群集休闲之中的要角，和抽烟斗、雪茄相似，香烟更是随时随地的便利交际的工具。在中国，男人们标准的打招呼方式是说：“抽烟吗？”同时一手递过香烟包来。敬烟和请人上酒馆或喝咖啡一样，会增加接触瘾品的机会、增加消费量，终至增加上瘾的人口。折中主义的医生兼药学专家约翰·尤里·劳埃德（John Uri Lloyd）也广泛研究瘾品的历史，他认为，导致“放荡行为”的往往不是瘾品本身，而是借瘾品交往的关系。
简言之，瘾品的吸引力不但在于能刺激脑内的奖励机制，也在于社交方面的用处。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妇女发现香烟不只是输送瘾品的媒介，而且是件有用的道具。她们想向外宣示自己的女性魅力时，可以用含义多样的香烟来凸显自己的独立、可接受追求、友善，以及把香烟在烟灰缸中用力按熄表示自己的愤怒或不屑。
到了20世纪中叶，尼古丁气味成为浪漫的气息，抽烟也成为男女欢爱行为的一个附件，酒精依然如此，自古就是性爱的助兴物。“你一旦喝醉了，‘不’的意思就变得特别暧昧复杂了。”卡罗琳·纳普做过这样的概括，她在酗酒期间打定主意不和喝酒有节制的男人约会。不过，酒精对做爱前戏比较有用，对最终成其好事却未必有益。莎翁戏剧《麦克白》（Macbeth）中的守门人对麦克德夫（Macduff）说得好：“它会激起欲望，却教你表现失常。”
许多男人用药助兴是为了把高潮的时间延后，过早射精在许多文化之中都是令男性觉得丢脸受挫的毛病。1563年间，葡萄牙属地果阿的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医生加西亚·奥尔塔（Garcīa d’Orta）发表了一部有关印度出产药物的著作，其中包括将大麻、曼陀罗花、鸦片当作致幻剂与催情剂使用的论述。鸦片乃是“到处都有大量需求的商品”，人们买来收藏着，小量地食用以排解平常的不适，但也常有人在行房之前服用它。（呼应皮雷斯所说的“激起淫荡心”。）奥尔塔认为这种做法令人费解，因为所有专家都证明经常服用会导致阳痿，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明白事理？“这不是很体面的话题，更何况我们是以葡萄牙文讨论它。”他这么表示之后，又接着用迂回的文辞细谈同步性高潮，“这时候服鸦片就有帮助。它……可辅助较从容地完成性交行为。”
吗啡和可卡因也曾被用来制造这种延缓效果。瑞典人称为“性动力”的安非他明也曾被用于达成同样目的，有些抗忧郁药也曾经误打误撞成了催情药。一位医生开了氯米帕明（clomipramine）给忧郁症病人服用之后写道：“附带提一下，他的夫人——一位高大的影星型女子——希望他继续服药，因为他维持勃起的时间比从前久得多了。”这又是一个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长时间服用延缓射精的瘾品（使用烟草亦然）通常既会导致阳痿又会上瘾。男性企图调整一种自然的冲动欲望，用了不自然的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却把原来的本能赶跑了。
比较不易上瘾的致幻瘾品也经常被当作催情剂。利里曾经叱骂不服用迷幻药的人说：“拿你平时做爱的情形和服了LsD以后相比，不管你以为你那样做的快感多么销魂，都像是和百货公司橱窗里的假人做爱……在细心安排的情爱 LsD体验过程中，女性能有好几百次的高潮。”古代和现代文化中普遍当作催情药使用的大麻，效用比这个温和得多，但爱用者是一样踊跃的。大麻能解除抑制、增强敏感度，还能扭曲时间感，使高潮显得更持久——这种效用可能因服食者的期望而加强。1980至1981年间，乔治·盖伊医生[GeorgeGay，在海特·阿什伯里免费诊所（Haight-ashbury Free Medical clinic）工作]与同事做了一项独特的研究，对象是120名酷嗜瘾品与热衷性爱的人。研究者与这些人一一对谈，要他们说出各自的偏好有哪些。那是旧金山尚未爆发艾滋病的年代，这些人所说内容可谓无所不包。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经验老到的人选出能增进性交快感的瘾品冠军是大麻，领先MDa（此为男同性恋普遍使用的）、可卡因、LsD诸项。
大麻也能增强享用食物与音乐时的快感。曾有一名21岁的学生说：“男生爱女生，性最妙。吸了大麻‘嗨’（high，亢奋）起来，什么都最妙。”大麻这么全面的快感促进功能，不是每一种瘾品都具备的，但是别的瘾品也发展出不一样的加乘搭档：葡萄酒配饭菜、咖啡配甜点、喝啤酒配掷飞镖。瘾品商人卖的不只是一时的“嗨”或一解断药之苦，他们卖的是可以增进各式各样快感的产品，性爱与口腹之欲只是其中之二。
现代的广告会刻意宣传瘾品——合法售卖的瘾品——的这类功能，但增进某种快感的功能并不是广告率先说的，也不是广告里一定会说到的，比广告更古老、更有效的是口耳相传：酒馆里的私语、墙角撒尿处的涂鸦，都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在偏离正轨的享乐亚文化之中，瘾品有助取乐的信息传得更快。例如，海洛因可延长性交的说法，最初是在美国东北部各都市中常逛红灯区的年轻男性之间传开的。
靠社会问题获利，被欲望推动社会
甜而多油的食物人人皆爱。有些肥胖的人使这种“天生”的吸引力变本加厉，他们用甜而多油的食物来排遣无聊、挫折、愤怒、忧郁、不安、失望，正如容易染上使用瘾品习惯的人。历史学者苏珊·斯皮克认为：“资本主义和医药界获利并不只因为我们原本有嗜好高热量食品与精神刺激物的生理倾向，也因为人类各式各样的身、心、灵苦恼是无所不在的。”在我们本能的口腹欲望之外，还有商家广告的火上浇油，使我们的理智判断和意志力败下阵来。演化医学专家伦道夫·内瑟和乔治·威廉斯说：“人类千百年来努力要创造一个真正流出蜜与奶的环境，结果却发现许多现代病和过早死亡都该归咎于这个创造出来的成果。真是莫大的反讽。”
瘾品制造者当然也把握了借脂肪赚钱的机会。时装模特儿很早就发现安非他明可以帮人变瘦，英国模特儿琼·道内（Jean Dawnay）说，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模特儿除了安非他明、右旋安非他明、不加糖与牛奶的咖啡之外，什么都不吃，“她们苗条得不可思议，教我自叹弗如。”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为了模仿高级时尚界那种幽灵似的形象，以香烟为减肥的秘密武器，借抽烟来抑制对甜食的欲望。女星安迪·麦克道尔（andie MacDowell）从影前曾是模特儿，靠服食减肥药丸和可卡因保持身材细瘦，她说：“你如果查字典就知道，‘模特儿’（model）的意思是‘范例’。少女们为了要像模特儿那么瘦，什么方法都会试，一天到晚只喝健怡可乐，还有抽烟。”还有比这样更糟的。男影星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说：“有些实际的问题是海洛因和可卡因可以解决的，例如体重过重，或是注意力不能集中。”他是过来人，说得应该没错。
超级市场出口结账处摆着教你减肥的书。为了凸显男子气概要抽香烟，为了治疗烟抽多了造成的勃起障碍，又得服用“伟哥”。这些显然都矛盾得近乎荒唐，但这只是从公共卫生的观点看来如此，从获利最大化与充分就业的观点看来却很合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有问题才会有获利，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要不断成长，不能只靠埋头制造平淡无奇的产品和耐久商品了。
托马斯·默顿修士在1948年间就说过：“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用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和渴求。”这话说得完全对。瘾品制造者与多巴胺的关系就如同色情业者与睾丸素酮、食品销售者与味蕾、整形外科医生与异性追求的美丽外表的关系。这些人都以利益为目标，都能借科技之助启动人体内在的奖励和调节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