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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终极败笔

在《黄金时代》长达三小时的观影时间里,尤其是开头,我并不否认自己曾因这种叙事角度之间的快速切换而感到眼前一亮,甚至感觉自己似乎能即时捕捉到几许因这一切换所能带来的文本空间的丰富性;不过,彼时的自己却是选择中止了自己在观影过程中的自行建构,转而期待编辑与导演对这一丰富性的处理。然而三 小时后,我的感受从眼前一亮变成了眼前一黑:导演和编剧对于不同叙事角度的处理近乎于随机随性,不同角度与文本空间之间完全没能呈现出一种应有的层次感与 呼应——这恰恰是刻画一个时代所必须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握有《降龙十八掌》秘笈的人进入深山苦练三年后在你面前耍了一套“还我漂漂 拳”。

 

出于自己此前从未读过萧红的考虑,出于眼前一黑的巨大困惑,我找来了编剧李樯先生关于剧本创作的访谈。读过之后,我发现李樯先生的那句“请读一点萧 红”其实更像是在说:请去读关于萧红的一切。否则我们就不会在电影中看到“很多人心目中的萧红……我们猜测中的萧红……我们通过她的作品力争复原她的萧 红……她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萧红……”随后,李樯先生进一步表露心声:“这里面具有极大的那个主观和客观相互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更科学的一 个人物观和历史观,它不可能是一个平铺直叙的结构。”

 

在这个同人颠覆满天飞,影视资源极大丰富的互联时代,我想没有人会宣称自己倾向于脸谱化的人物,会激赏平铺直叙的结构。可问题在于,在《黄金时代》 中,我只看到了萧红的主观,萧军的主观,端木的主观,聂绀弩的主观……唯独没有编剧李樯先生的主观。而正是这一主观的缺席,导致了前述种种作为客观的主观 在影片中无法交融。或者说,当李樯先生选择让自己的主观缺席,以便将自己摆在一个看似客观/科学的立场上时,实则使得所有时代人物的主观都变成了“他人的 客观”,变成了一种史料的收集(甚至没有整合),造就了一种最为强势的客观。试问,在主观缺席的情况下,主观与客观究竟要如何交融呢?

 

以此为基础,主观的缺席进一步导致了“结构”的崩塌与不存在。也即,整部影片几无结构可言,看似多变的叙事切换真正造就的不过是一幅扁平的,单一维 度的拼贴画,而非相互之间存有角力的立体结构。为了印证我的这一判断,有心的观众不妨统计下影片中三大主要叙事视角在长达三小时的这一时间轴上各自的出现 密度。我相信依此绘出的图表会向你呈现出一种凌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节奏的匮乏。

 

为何缺乏节奏会是“致命”的呢?因为没有节奏,也就意味着视角与视角之间没有形成互动,气韵和血脉都无法贯通,人物也就无法真正地立于纸上。李樯先 生说自己写的不仅仅是萧红,更是那个时代萧红身边的一众文人。在我看来,他仅仅是写到了那些人,那些站不起来的纸片人。行笔至此,不由得想起了一部自己颇 喜爱的电影,名叫《我心遗忘的节奏》。

 

通读李樯先生的这篇访谈,其所有对于剧本结构之合法性的论证几乎都仰赖于“历史的某种不可认知性和主观认知性”这一论调的宇宙真理性。单就这一观 点,或可算得上是“新史学”(New Historicism)一路的理论雏形或理论基础之一。只是,站在对的起点并不代表就一定能走对路。既然历史因不可避免的主观认知性而变得不可认识,无 法还原;那么这是否就必然意味着需要通过消解/解构主观认知就能做到对历史的(部分)还原呢?显然,面对这一vice-versa的提问,李樯先生的回答 是yes——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李樯先生在创作和结构剧本过程中选择站到了客观的,科学的那一边。

 

在此,我无意去论证对于主观认知的消解究竟对还原历史有多大的助益。因为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为何要选择还原这一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根本 上决定了你会迈向哪一边。既然主观认知不可避免,为何不来一场主观的狂欢呢?当主观被发挥到了极致,说不定就透出几分迷人的客观来。再说,真正的解构并不 是去拆解,不是分崩离析与支离破碎,其内核乃是“自反”,是从自身内部生成的一种新的关系或结构;我想,这种关系或结构显然不会排斥自身以人物形象或时代 感的身份而出现——这难道不才是李樯先生在访谈中孜孜所以求塑造的新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时代么?

 

除去影片的剧本结构,在三小时的观影时间内我心底一直未能得到解答的另一困惑便是:何以片名要叫做《黄金时代》?诚然,在影片中段曾有过这样的“点 题”:“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可是在笼子里过的。”黄金与笼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人不由想问:为何笼子里的时代 依然可以是黄金的?若依照导演与编剧在访谈中的说法,这当中的一层解读大约可等同于“此之砒霜,彼之蜜糖”,取狄更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之意味。而另一层 解读则指向了影片中出现在萧红身边的那些人,导演与编剧试图呈现的,乃是彼时一众文人的众生相,是去呈现萧红所身处的时代。

 

阿甘本曾在《什么是同时代》一文中写到:“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 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境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王立秋 译)罗兰•巴特亦曾在法兰西学院讲座的一则笔记中总结道:“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由此,我们或可进而推论:一个时代的定义或刻画,反过来恰是需要通过个 体与时代之间的摩擦,通过对那种断裂与不合时宜的呈现来完成的。

 

 

从影片的呈现与我后续的了解来看,萧红无疑是阿甘本与巴特口中的“同时代人”,她所感知到的“笼子”既是独居的物理环境,亦是自身与时代的脱节感。 故而,导演与编剧选择萧红来刻写一个时代倒是在不经意间暗合了阿甘本与巴特的理路,选对了主角。只可惜,三小时的史料通通被放在了萧红的人际(一种更为时 尚的表达是萧红的社交网络)上;也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萧红的内心独白与那些仿佛突如其来的决定来获悉她所感受到的脱节与断裂,而无从知晓这种脱节与断裂是 怎样经由时代触及到她周围的人,进而触及到她的。

 

造成这一局面的理由非常简单:所有的其他文人都是缺乏主观能动性的纸片人,他们在影片的唯一作用就是在一个平面上拼凑并凸显出萧红的不规则形象,他 们与萧红之间成为了建筑图纸上的所谓“图底”关系——一众文人为底,萧红为图——而原本的关系难道不本应是萧红及众文人(尤其鲁迅)为图,时代为底么?需 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不同的图底关系并不矛盾,个人心目中的理想时代片亦正是能让这两种图底关系彻底融合,尽可能呈现萧红与文人圈,文人圈众人与时代之间 的相互角力相互影响的影片。

 

故而,李樯先生苦心营造的剧本结构事实上导致了人物与时代的剥离,个体与时代的冲突被人与人之间的纠葛所替代。某种意义上,这或可称得上是《黄金时代》的终极败笔。也因此,《黄金时代》于我的唯一意义就在于通过对萧红文本的引用让我意识到了她在文字上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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