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做好不好？他为什么做这样？在复杂的人际互动中，人们常常要思考这两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不停地关注他人的行为本身，有时还得深入探究驱动行为的动机和意图。同一个举动或决策，背后的意图可能大不相同；而对举动背后意图的不同感知，也可能使人们对该举动的评判截然不同。
出于“好心”办坏事，更容易被谅解
在近年的一项研究中[1]，研究者曾要求被试阅读一份关于一家小型公司的背景资料：这家公司雇员的薪酬与公司的利润密切挂钩，而由于公司CEO最近的一次投资以失败告终，公司雇员的薪酬也受到了波及。
在这一研究中，被试们扮演了利益无关的第三方，当他们被告知公司的CEO此前认定这笔投资前景看好、会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时，他们会认为公司雇员受到伤害的程度较小；反之，如果被告知这名CEO有意做出糟糕的投资决策，目的是敦促公司雇员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增加公司未来利润，他们则认为公司雇员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
站在旁观者角度看一桩牵连到公司雇员的企业投资悲剧时，人们对雇员受损害程度的看法会受到投资决策人意图的显著影响。图片来源：blogspot.com
现实生活中，除了作为旁观者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评判，我们也经常成为上述相似情境中的当事人。在人际互动中，如果我们在经济或心理上受到他人的伤害，会感受到社会性疼痛。来自神经科学的最新证据表明，这种高级的社会疼痛激活了与初级的生理疼痛相同的神经回路[2]。相应地，当我们感受到来自他人的爱与社会联结，我们会体验到一种社会性温暖，这种温暖与生理温暖也有相似的神经表征[3]。
近日，我所在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决策神经科学研究团队在一项最新研究[4]里探索了人们在社会交互过程中，对他人意图的感知对于公平感的调节作用，并提供了神经层面的证据。论文将于2015年6月发表在《国际心理生理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上。
意图可知的最后通牒博弈：对我好不好，一看就知道
“最后通牒博弈” （Ultimatum Game）是一种两人参与的非零和博弈。在经典版本中，两名参与者分别扮演“提议者”和“响应者”的角色：提议者负责提出将资源（例如10块钱）在二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方案，而响应者有权接受或拒绝这一分配方案。如果提议被接受，资源会按照提议在二人之间进行分配；如果提议被否决，则二人均无法获得任何资源。
就一桩买卖。服从分配就各拿各的钱各自上路，不接受就一拍两散谁都捞不着任何资源。这样的最后通牒博弈，自提出以来就被广泛用于研究人类的公平感知。图片来源：blogspot.com
然而，在经典版本中，响应者只能看到来自提议者的分配方案本身，而无从对其分配意图进行揣摩。为了研究感知提议意图对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我们基于经典范式提出了“意图-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范式（Intentional UG）。在这一范式中，提议者面对两个不同的分配方案，可以从中选择其一——选择的过程将被呈现在响应者面前，响应者因而可以基于提议者的选择，判断其分配意图。
供提议者选择的两个分配方案在资源分配比例上是相近的，比如分配10元钱，让提议者在自己保留7元和自己保留8元之间做出选择。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分配总金额为10元时，提议者自己保留5元或6元被普遍认为是“公平”的、可以接受的，而提议者自己保留8元或以上被普遍认为是“不公平”的。
实验范式图。实验中设置的分配方案集以及全部的可能收益组合如图所示，图中第一行代表提议者收益，第二行代表响应者收益。图片来源：Q. Ma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96 (2015) 183–190.
在此基础上，如果提议者从两个分配方案中选择了对自己不利而对响应者相对更好的一个，这种情形被定义为“感知善意”，反之则被定义为“感知恶意”。本实验的被试扮演响应者的角色，在实验全程，他们的脑电数据（EEGs）都会被记录下来。
实验流程图。原始分配方案集呈现之后，提议者的选择会被加绿色方框显示。“接受”（Accept）和“拒绝”（Reject）选项出现后，响应者可以对其进行响应。图片来源：Q. Ma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96 (2015) 183–190.
能被善意“安抚”的不公平感
采用这种2*2（分配方案：公平、不公平；感知意图：善意、恶意）的实验设计，研究者得以聚焦于响应者对于不同分配方案的公平感知及其随后做出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当分配方案本就不公平时，如果响应者感知到选择是“善意”的，则拒绝率显著降低。
在神经层面，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FRN）的波幅能反映人对分配方案公平程度的认知加工过程。大量研究结果显示，一项分配方案越不公平，其所诱发的反馈相关负波波幅就越大。出乎意料的是，在本研究中，这一结果出现了反转——从整体上看，公平的提议反而诱发了更大的反馈相关负波。通过对结果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这一反常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感知善意极大地削弱乃至扭转了响应者的不公平感。
提议评估阶段脑电结果。FZ和FCZ为前额的代表性电极点。可以看到，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感知善意能显著降低响应者所感受到的不公平。图片来源：Q. Ma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96 (2015) 183–190.
前人的研究显示，与家人、朋友、同事的亲密关系，甚至来自陌生人的微笑，都会给人带来社会性温暖的感受。在这项实验中，“不公平-善意”情形下，提议者面对的两个原始分配方案都对响应者不利，但他们在其中选择了相对公平的方案。尽管提议者的这一举措有可能是出于策略性考虑（选择对自己相对不利的方案，从而降低响应者拒绝提议的概率），然而在响应者看来，这实际上是传递出善意的信号。
“我是有苦衷的，你听我解释”
除此之外，通过对提议评估阶段的脑电结果的进一步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人们更加关心分配意图的善恶。反之，如果提议本身公平，响应者则并不关心这一提议背后的意图。
基于这一发现，研究者们推测，在人际互动中，面对一项行为的结果和意图，结果本身的好坏会首先被考虑，只有当结果不好时，驱动这一行为的意图才会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事实上，这一发现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经验也是相符的。
我亲爱的爱人，如果你爱我，请带给我我想要的生活。当然，纵然最终事与愿违，我也愿与您共甘共苦，只要你可以向我证明你的意图——证明你曾为我想要的生活而努力过。
参考文献：
1. Ames, D.L., Fiske, S.T., 2013. Intentional harms are worse, even when they are no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9), 1955-1962.
2. Eisenberger, N.I., 2012. The neural bases of social pain: Evidence for shared representations with physical pain. Psychosom Med 74 (2), 126-135.
3. Inagaki, T.K., Eisenberger, N.I., 2013. Shared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ocial warmth and physical warmth.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11), 2272-2280.
4. Ma, Q., Meng, L., Zhang, Z., Xu, Q., Wang, Y., Shen, Q., 2015. You did not mean it: Perceived good intentions alleviate sense of unfair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96 (3), 183-190.
文章题图：blogspot.com
(责任编辑：郭倩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