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理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最狭隘、也日益被颠覆的界定是自利的经济人假设,这一假设认为人在做出行为之前会进行类似于计算机一样的利益最大化决策。
在面对种种来自行为实验研究结果的挑战之后,经济学家开始修正这一假设,将理性进一步界定为效用最大化而非利益最大化,但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人们在进行着加权赋重式的计算,从而做出最优的选择。虽然效用最大化可以包罗万象,将一切人类偏好纳入其中,但是并未超越“动机-行为”的分析框架,换句话说,这样的说法相信,人们做什么都是经过大脑计算的结果。
但是,这样的理性内涵仍然充满局限,引发了社会科学学者的新想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对理性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人理性与否有一个衡量标准,即你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恰的,或是说在不同的情景下的行为原则一致的,换句话说,一个人要想宣称自己是个理性人,就意味着必须拥有固定的偏好和行为模式,不能自相矛盾,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此处的“理性”假设,在我们千差万别的行为下,隐藏着一个单一的自我,我们的一切行为,终将服从这个终极自我的统治。
但是,人的行为能够做到逻辑自恰,偏好是始终如一的么?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教化似乎在不断地鼓励一以贯之,鼓励我们做一个行为一致的人。但真实的情况是,即便我们予以否认,或是多么努力地予以克服,我们终究存在某种程度的多重人格。相机行事,即在不同的情景下依照自相矛盾的逻辑行事,是人性的常态。这一点在许多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那里得到了验证。
我们的体内不是有一个单一的稳定的“我”,而是有在不同情景下扮演角色的“次级自我”,他们交替登台,负责在不同的情景下引导我们的行为。心理学家Douglas T. Kenrick和Vladas Griskevicius在他们的书《理性动物》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个结论算不上有甚新意,因为事实上每个对生活略有体悟的人,都会感受到体内的“多个自我在体内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的自我间或许还常常打架,引发一定程度的人格分裂。也正因为如此,用另一位心理学家Robert Kurzban的话说,每个人都是虚伪的。不得不说,这个结论对于那些对人性充满种种期待的人们,有点残酷。
但认识到多重自我的存在只是问题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存在多重自我?我们到底有哪些次级自我?两位心理学家也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为什么会有多重自我?简单讲,就是人类漫长的进化的结果。不同的自我特征,恰恰满足了进化过程中的不同需要。从进化的视角去理解人类行为,并非主流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专长所在,但却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也日益受到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尔文是比亚当斯密更厉害的经济学家(这个问题我下一篇会谈),之前我多次提到的行为经济学家Robert Frank就持有这种观点。
我们有哪些次级自我呢?Kenrick和Griskevicius总结出了七个方面。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两位作者也从低到高排列了不同层级的自我。最底层的自我源自“自我保护”的需要,与之相邻的高一层自我重在“避免疾病”,之上是“归属自我”,再之上是“地位自我”,之上的“我”重在获取配偶,之上是保有配偶的自我,最上层则是“照顾后代”。两位作者试着用各种心理学实验说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实现上述诸多目标而形成的特质是各有不同的,这些特质之间或许彼此矛盾,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无法共存。在从小孩到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这些自我依次显现并且开始发挥作用。
获得配偶的特质和保有配偶的特质有何不同?很有趣的问题。根据两位的观点,获得异性关注的自我容易在遇到潜在伴侣时被轻易地激发出来,男性勇敢和冒险,女性性感和貌美等特质便是吸引异性获得伴侣的特质。在获得伴侣的过程中,人们更为关注在各自性别中在其他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然而,每当获得伴侣后开始考虑维系一份长久的关系时,上述的特质或许则不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人们的关注点也会从在同性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变为警惕构成潜在危险的对手,能否耐心地照顾后代、照料家庭等特质会变得更加重要。这样的观点倒是与社会现实基本相符。
按照这一框架,两位作者再一次拓展了理性的内涵,这也是本书的题中之意。他们认为,人们没有行为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傻,那些不断被发现的非理性行为,实则符合最利于进化的“深层理性”(Deeper Rationality)。这样一来,人既不是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完美理性人,也不是近年来许多行为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非理性人。表面上不合理的行为,都存在深层的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回溯到我们的进化史中去寻找答案。显然,人性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不过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从此我们讨论多重人格、和人格分裂的时候,可以淡定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