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 宏观经济模型的创建与应用

                                              

 

 

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

 

上世纪30年代，以经济学和数学为基础的数量经济学（或称计量经济学）开始蓬勃发展，相对于以往的经济学定性分析法，数量经济学利用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促进理论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交融，将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数学关联起来。这一学科诞生以来就不断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例如克莱因、詹姆斯·赫克曼等，成为经济型领域的“显学”。

 

中国的数量经济学发展较晚，其领域早期研究者如乌家培、张守一等老一辈经济学家进行了艰辛探索，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才第一次参与世界模型连接并取得成功；到上世纪90年代才培养出第一批中国自己的数量经济学博士。

 

今天，中国的数量经济学已成为各大高校的热门专业。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汪同三的卓越贡献。

 

 

“从小父母教育我：应该努力学习，争取以后有点出息。”

 

汪同三1948年7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位经济学学者，由于良好的家庭熏陶，培养了汪同三爱学习的品质。童年时，汪同三随父母迁到北京，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高中就读于著名的北京四中，成绩很好。“从小父母教育我：应该努力学习，争取以后有点出息，为人应该随和，循规蹈矩，遵守纪律。”汪同三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我学习挺努力的，大学四年，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前几名。”1977年恢复高考，汪同三以较好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1981年大学毕业时，汪同三被评为班级唯一的“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同年，汪同三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现代管理专业研究生。

 

此前，“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家庭受到冲击，汪同三到内蒙古插队劳动，在农村磨炼了6年。1974年从内蒙古返回北京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市制版厂当工人，从学徒做起，由于工作认真，被选为生产班班长，并入了党。在北京制版厂工作期间，汪同三被工厂选拔送到北京师范学院学习一年，系统接触了马克思资本论、列宁文选、西方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高鸿业等人。

 

1984年，汪同三硕士毕业后，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外投资部任职，一年后，调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1987年到1990年，汪同三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之一。汪同三说：“我自从1985年进入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以来，在乌家培、张守一等前辈的指导下做了不少工作，成绩也比较突出，因此曾两度破格晋升职称——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再次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因为在数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突出，1993年汪同三获享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

 

 

“从事经济学研究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经济理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为中国服务。”

 

1986年，汪同三在一篇学术论文《宏观经济模型预测效果评价及方法》中，提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汲取国外经济理论和方法中科学、合理的成分，不能生吞活剥地搬来西方经济理论，来进行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建模”，并且，“建立宏观经济模型的评价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应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改进和积累经验，促进宏观经济模型的日趋成熟”。

 

在这篇论文中，汪同三提出了一套宏观经济模型评价标准和体系：一、宏观经济模型评价的对象包括：①评价不同模型的预测效果；②评价同一模型的不同参数条件的预测效果；③评价同一模型的不同预测阶段的预测效果。二、宏观经济模型评价的内容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①综合考虑时间因素，分析评价（一个或数个）模型对某一特定内生变量的预测效果；②综合考虑变量因素，分析评价（一个或数个）模型对某一特定时期的预测效果；③综合考虑特定时期的预测效果。三、宏观经济模型评价的方法主要有：①单一指数法，它包括均方误差法、绝对误差法以及不平等系数法，单一指标法简单易算，对评价变量因素是十分有效的，但它们难于用来分析评价时间因素及模型总体；②均方误差因式分解法，该方法在计算方面相对复杂一些，但它能用分析评价上面提及的各项内容，因此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基于他的这一研究，1986年，汪同三参加了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主持的世界联接模型项目中的“中、美、日三国联接模型”，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开发和研制中国经济模型。

 

由于早先的社会主义模型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明显。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财政金融货币价格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中也必须加强相关内容。而中国宏观模型必须适应具体国情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经济理论—数理分析—经济计量分析的科学程式，加强模型方法与经验判断的有机结合，在模型中充分反映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通过政策分析和政策模拟，使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与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完善形成互动。

 

“在研制过程中，我们课题组并没有以西方已经成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为模板，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根据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特殊国情，借鉴部分西方经济理论，创新地研制出了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汪同三说。

 

1987年初，课题组研制的中国经济模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加了世界经济模型联接，并取得成功，由于该模型的合理性与完整性，不仅能用于联接世界经济模型，而且还可以较好地用来对中国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模拟、分析和预测，中国经济模型获得了世界同行的广泛赞誉。这是中国经济模型第一次与世界经济模型发生联接，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研究工作迈入国际论坛、为世界经济模型做出贡献的重要一步。

 

以汪同三为主要参与人员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既与早先的计划经济模型不同，例如价格从原先的外生变为部分内生，除了某些特殊商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仍为外生的，总的价格水平和部门价格水平都成为了经济运行的结果；也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有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模型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决策机制、分配制度都不相同。

 

1987年，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投标承担了国家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30多名科研骨干参加了这项课题，研究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这是经济模型第一次在国内大规模地运用。作为这个模型的主要设计和分析者之一，汪同三和他的同事们以中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既注重理论水平，又注重实际应用，依靠集体的力量，在借鉴国外成果的同时，勇于创新，首次在国内应用了大道模型理论，成功地设计出中国的大道模型体系。根据研究结果，课题组提出一系列有关政策的建议报告，为有关部门制定产业调整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出版了一套4本的系列性专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个项目还获得了中国社科院1989年科技成果一等奖、1989年孙冶方经济学奖、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9年世界经济计量学会远东会议上，汪同三关于中国大道模型的论文受到重视，他因此被指定为小组会议主席。

 

 

“宏观经济模型不能仅停留在理论模型上，应在长期的使用实践中不断检验、改进和积累经验，不断促进宏观经济模型水平的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由于缺乏经济预测，国家经济的计划和实际结果往往相差很大，经常出现很多结构失衡的问题，造成严重的高通货膨胀。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91年开始设立总理基金“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重大课题，由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承担。该课题每年春季召开经济预测研讨会，发布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结果，分析现实或潜在的重大经济问题，并及时向中央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和对策。汪同三一直担任该课题总报告的执笔人，并于1998年起担任该课题执行负责人。

 

基于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中国社科院每年都编辑出版《中国经济蓝皮书》，20多年的品质，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蓝皮书系列，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重视与欢迎。《中国经济蓝皮书》第一本于1991年问世，该书刚一面世，即被《新闻出版报》列为1992年中国出版界十大事件的第一件，并获得中国社科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因为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方面的突出成绩，从2003年开始，汪同三受邀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此后，汪同三多次被邀请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和政府工作报告文件的起草工作，并成为国家五年规划纲要的起草人之一。

 

在总结了多年的预测经验后，汪同三认为，要进一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必须着力消除模型本身的趋势外推惯性影响以及预测者的思维惯性影响。结合国内外形势，对模型不断进行修正，尤其要加强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起伏变化较大，尽管从1992年以来，相邻两年的变化有所减小，但高增长年与低增长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例如1992年与1999年就相差了1倍，达7个百分点之多。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几乎是没有的。这说明了中国在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程中，还有很多路要走，同时也表明，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仍然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出现转折点的时候。

 

 

“经济建模，应把重点放在经济理论的理解和分析上。”

 

1989年，在一篇论文中，汪同三对宏观经济模型建模的基本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经济理论与经济模型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是双向的，即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模型的建立和应用，经济模型则反过来验证经济理论的正确程度和可操作性。在这种双向的影响和作用中，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地方应着重分析前者。经济理论对宏观经济模型的影响，概括起来说：宏观经济模型只有借助经济理论，才能具有客观反映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功能，成为分析研究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正如克莱因所说：“经济模型的设定和应用必须牢固地以公认的（或新发展的）经济分析为依据。”一个宏观经济模型的局部——每一个行为方程或技术方程，或其他方程——反映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或生产技术联系。一个宏观经济模型的总体——各个经济方程的有机总合——反映宏观经济总体的运行机制。“我认为宏观经济模型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当它与经济理论相脱离时，仅是一个空壳。”

 

在国内，由于汪同三所在的单位——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当时具有比较明显的学科优势，因此能够较早接触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LIML）等理论，并较早地把它们应用到大型宏观联立方程的参数估计中，也较早地学习和研制CGE模型理论、大道模型理论等，对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及其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汪同三认为：“中国应加强对经济理论的基础方法研究。”

 

在1990年参加完“国际经济计量协会第6次世界大会”后，汪同三呼吁中国经济理论学界“应加强对经济理论的基础方法论研究”。汪同三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撰写《资本论》时，不仅其经济理论是最革命的，而且其方法论也是最具创新的，其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两大部类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论证上，马克思提出的两大部类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强有力地支持了他的科学论断。而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到19世纪初经济计量学形成雏形后，才广泛地使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与其他国家的水平相比已经存在相当差距。在物理学研究中，人们不断地以创新的方法，逐步深入到分子、原子、量子的研究，才能不断揭示物质世界的本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研究，只有不断创新方法，结合使用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才能把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学研究发展深入下去。如果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革命性也就得不到创新和发展。”汪同三说。